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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六
这些曾同我们一起渡过许多艰难日子的指挥员们，如今就要离开集团军，令我感慨万分。同他们告别时，我心里又想起他们所率领的部队，这是一些多么生气勃勃、以承担危险任务而自豪的勇敢、坚定的部队！他们为保卫斯大林格勒，一到伏尔加河渡口，便立即投入了战斗。 　　军事委员会每天、确切地说是每天早晨都汇总有关有多少伤员要送过伏尔加河、是哪个部队的等情况。这是为了掌握集团军损失了多少步兵、机枪手、迫击炮手、坦克兵、炮兵和通信兵。集团军在人员日益减少，但这并不意味着战斗力的下降。恰恰相反，集团军的士气更加高涨了，因为每击退敌人的一次进攻，就增加一份对我军力量的信心，我们已获得了对敌斗争的经验。 　　我回想起A·F·索洛古布的第112师，该师早在顿河、奇尔河就开始同德国法西斯分子作战。那时该师隶属于第64集团军，曾击退了保卢斯用来对付我第62集团军翼侧和后方的敌步兵第51军进攻。没有命令，该师从不后退一步。该师还在顿河两岸英勇作战过，师长伊万·彼特罗维奇·索洛古布上校就在其中的一次战斗中英勇牺牲。 　　这位身材高大、魁梧的师长，苏联人民的忠实儿子，在法西斯分子的枪弹面前从不低头的人，仿佛就在我眼前。 　　我记得那是1942年7月底，一个烈日炎炎的夏日。我和索洛古布都在顿河右岸雷奇科夫斯基镇北的116.6高地上，我正给该师布置任务。敌人可能发现了我们，突然用150毫米火炮向这个高地射击。炮弹交叉着射过来，离我们越来越近。显然，炮弹很快就要准确地落在山顶上。于是，我让伊万·彼特罗维奇回自己的司令部。他看了我一眼，说：“那您呢？难道我可以在您之前从这高地上后退吗？” 　　我安慰他说，这不是后退，而是侦察完毕回自己的部队，以便率领部队前进。 　　当时冒着敌重炮的射击，行走在毫无遮档的野外，可不是件容易的事。然而，伊万·彼得罗维奇却不慌不忙地走在我的前面。 　　一颗炮弹在附近爆炸，炸伤了师部的一名跟随他的工作人员。伊万·彼得罗维奇沉着走过去，扶着伤员从高地往下走去。在小山沟里，我赶上了他们，伊万·彼得罗维奇正在那里为伤员包扎伤口。 　　步兵第112师师长H·F·索洛古布上校，早在为自由的西班牙而战时，就表现出勇敢和大无畏精神。从7月26日起，他率部在第62集团军和第64集团军的结合部占领了阵地，在1个月左右的时间里，多次击退企图占领第62集团军左侧、深入集团军后方的法西斯部队的进攻。当他发现敌人有可能要夺取顿河铁路大桥时，他勇于负责，机断行事，炸毁了大桥。 　　德国飞机来空袭。敌人开始迫使顿河右岸的我登陆部队退却。大家看到，师长在H·F·索洛古布上校在岸上走来走去，安排对登陆部队的支援。一艘小船刚刚离岸就被迫击炮弹击中。只有两个战士俘出水面。 　　索洛古布旁边又落下几颗迫击炮弹。有几个人倒了下去，死神仿佛有意放过了他似的。“他会念咒还是怎么的？”许多人这样想着。就在这时，一颗迫击炮弹击中索洛古布附近的一颗树。几块赤热的弹片击中了索洛古布，他摇晃了一下，又挺起了身子。师长的脸上和宽阔的胸膛流着鲜血。战士们跑过来想把他抬走，但他不同意。他靠在战士的肩上，继续指挥战斗。 　　在小橡树林的林中空地上，一个群众集会的场面展现在众人面前，索洛古布站在红旗旁宣誓：“同志们，我们一定要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许多人都在想：师长的心脏即使停止跳动，他还会继续同敌人战斗。师长极度虚弱，脸色苍白，双腿终于软了下去。当把他送到卫生队时，他已昏迷过去。为了抢救师长的生命，师里最有经验的外科医生玛丽娅·伊万诺夫卡·卡尔波娃使出了浑身的解数。 　　“瓦西里·伊万诺维奇？！”索洛古布认出我后，想坐起来。 　　他说：“司令员同志，我执行了您的命令……” 　　看到战友伤成这个样子，我心里很沉重，然而他却竭力打起精神说：“我还要和您一起战斗。” 　　“对，我们还要一起……”我的话还没说完，师长已停止了呼吸，我肃立在他的床头，向我的战友致以最后的敬意。 　　第112师师长索洛古布上校就是这样一位同志。 　　我同这支部队重逢，已是9月12日，在伏尔加河畔。这时，A·T·叶尔莫尔金上校担任了该师师长。该师的任务是在城里机动作战：从马马耶夫岗到维什涅瓦亚山谷、到拖拉机厂以及敌人计划进攻我们的其它地段。该师参加过上百次战斗，其中至少有10次是在希特勒的主攻方向上作战。 　　该师特别精于机动，当然，这要归功于师长及其司令部。这支部队总是赶上最激烈的战斗，勇猛地去反击优势之敌的突击。 　　1942年5月，我在预备队第1集团军时，就熟悉了斯梅霍特沃罗夫师，那时，该部队正在组建。也是从那时起，我认识了费奥多尔·尼坎德罗维奇·斯梅霍特沃罗夫将军。我们在拉图地域举行的战术演习中，斯梅霍特沃罗夫就显示他那机智和丰富的现代战争知识。 　　该师开拔到斯大林格勒后，一直承担红十月镇的防守任务。该师很少实施机动，但它击退了数倍于已的优势之敌的几十次突击。即使希特勒法西斯分子一个星期夺取了2—3条街，那也是以巨大的损失为代价才取得的。该师的战士从未退却过。希特勒法西斯分子只有用自己的尸体填满掩体和堑壕，才能向前移动。就在战斗最艰苦的日子里，费奥多尔·尼坎德罗维奇也从未表现出丝毫的灰心和惊慌。他那平稳而镇静的说话声，至今仍回响在我的耳边。在那样的日日夜夜里，即当上百架轰炸机、俯冲机盘旋在该师上空，成千发炮弹落在其防御地区爆炸，炸弹、炮弹的爆炸声使空气都在震荡，甚至话筒里都听到法西斯俯冲机的嗥叫时，斯梅霍特沃罗夫却显得更加镇定。他在离前沿阵地只有几百米的地方，指挥着各团、营的战斗。 　　该师在斯梅霍特沃罗夫的指挥下，誓死坚守阵地，不断在消耗希特勒的兵力。只是在敌人被包围、并从进攻转入防守时，该师才撤出城里。 　　这些天里，我还同维克托·格里戈里耶维奇·若卢杰夫将军告了别。 　　希特勒分子曾突破若卢杰夫师的防御，占领了拖拉机厂，然而，敌人却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损失了众多的兵力和武器，以致无法继续发展进攻。突破第37师各团的防御、向拖拉机厂进攻的，不是1个、2个师、而是整整5个希特勒师，其中还包括2个坦克师。 　　我记得，10月4日清晨，B·T·若卢杰夫偕同助手们来到集团军指挥所。在乘船渡河时，他们遭到了敌人火炮、迫击炮的猛烈轰击。 　　古罗夫、克雷洛夫和我会见了若卢杰夫。当时我们都挤在坑道里的一间房里，没有单独的办公室。若卢杰夫进来时头碰在门框上。他穿着一件空降兵的短皮上衣。 　　若卢杰夫接受了防御拖拉机厂接近地的任务后，向我们每个人都提了许多问题，详细了解城市战斗的特点。我们尽量简明扼要地向他讲述了城市作战的特点。当H·A·克雷洛夫告知他，第37师的指挥所设在伏尔加河岸上、离“街垒”工厂不远时，维克托·格里戈里耶维奇坚决要求把指挥所向前移到拖拉厂居住区的体育场区域。 　　“不行，”我回答：“体育场一带一直处在敌炮火射击之下，我们没有权利拿一师之长的生命来冒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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