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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〇


  ◎第八章 空前困难时期

  ※31.紧箍咒

  §“全力以赴的一战”

  百团大战后,日军重新思考了对会战略,重新估计了华北占领区的治安状况,非常不情愿地得出“被拖入持久战的危险日益迫近”的结论。

  为此,日军大本营陆军部制订了《中国事变处理纲要》。《纲要》中写道:如到1940年11月底与重庆政权未能实现和平,则不论形势如何,——坚决转入长期战的战略,彻底谋求重庆政权的屈服。

  由于1940年7月的《更改军备充实计划》中明确规定今后几年在华兵力定额逐年减少:1940年77万,1941年65万,1942年55万,1943年50万,迫使日军不得不在兵力使用上精打细算。

  日军在逐年递减兵力的同时,也认为“估计敌方战斗力也己消耗二、三成左右”。即使如此,由于“敌方士气仍很旺盛”,为巩固华北,“派遣军由华中抽调两个师团增援华北,以期彻底整顿治安”。

  华中的两个师团抽调华北,将成为华北日军的最后一个“黄金时期”,他们清楚,一旦太平洋战争爆发,不仅不会再向华北增兵,而且只会从华北抽调兵力,增援太平洋战场。因此,“全力以赴一战”的看法就应运而生。

  《华北治安战》一书中写道:参谋本部也逐渐露出一种倾向,认为应趁削减兵力计划实施之前,全力以赴进行一战。

  当时的第二课高级部员服部卓四郎中佐回忆道总之,对华作战已处于进退维谷的境地。不过由于在华兵力必须于1941年内缩减到平均65万,因此,考虑世界局势,乘目前仍保有72万的兵力,必须先施加一次压力,打好基础。待1941年夏秋之后仍不见转机时,便只有收缩兵力转入持久态势。

  可以看出,“全力以赴一战”的提法,是在“钻空子”、“打擦边球”。

  《华北治安战》中写道:这种见解就是只采用武力战,而把持久战的战略转移推迟到1941年夏秋季之后。这并不是“中国事变处理纲要”的基本精神,但在纲要的“要领事项”中,把向长期战转移的时间规定为“结合指导全面局势的适当时机——”,因而带有灵活性。

  这种颇具“灵活性”的提法也逐渐地影响了参谋本部,并反映到参谋本部的作战指导方针中。方针认为,应“确立以中国和北方问题为主的方针”,并认为“今后极需集中精力于直接有助于解决事变的政治谋略及作战谋略上”。

  1941年1月16日制订的《对华作战指导计划》又具体体现了参谋本部的作战指导方针:直到1941年秋为止,应毫不松懈地继续对华施加压力,在此期间,竭尽一切手段,尤其利用国际局势变化谋求“中国事变”得到定局。

  日军的计划与意图总是“自不量力”。抗战之初,日军叫嚣要在三十月内征服中国,一年过去后,只实现了攻至武汉的表面上的占领,反使自己陷入战线长、兵力少、后方空虚的窘境之中。现在又提出有最后一搏味道的“全力以赴一战”,“谋求事变得到定局”,没料想,这“一战”又是两年多的时间。

  §人灾与天灾

  百团大战后,抗日根据地面临着更残酷的斗争。其中有人为的因素,也有自然的因素;有来自对手的,也有来自“友军”的。

  日军将全华北分为三类地区,即治安区,准治安区,非治安区。按日军的定义,治安区指治安确立,仅依靠中国警备力量即可确保安定的地区。在这一地区分队以下的行动自由,除遭受一些小规模的袭扰外,几乎没有破坏活动。

  准治安区指军事方面的治安大致安定,其他方面尚不安定,敌我势力交错的地区。在这一地区,小队以下行动不安全,抗日力量对交通线的破坏频繁,并对日军的小警备据点袭击频繁。

  非治安区指作战讨伐时暂时的消灭了抗日力量,但作战结束后,又成为抗日力量的根据地,平常由抗日力量占据的地区。在这一地区亲日政权不能生存,日军活动必须是大队以上的兵力,有继续组织作战讨伐的必要。

  为此,日军制订了一个将准治安地区变为治安区、非治安地区变为准治安地区的计划,并根据这三类地区的不同情况而分别采取了不同的措施。在治安区内清乡为主,建立各种伪组织,并村编乡,实行保甲连坐,强化奴役统治。对准治安区实行“蚕食”。顾名思义,一点一点地、在不知不觉间,将准治安区变为治安区。对非治安区则实行“扫荡”。1941年以后,日军对抗日根据地的“扫荡”,比以前更疯狂、更残酷。在“扫荡”过程中,日军实行所谓的“三光”政策——烧光、杀光、抢光,以图彻底破坏抗日军民的生存条件。从1941年初到1942年底,日军对华北根据地进行千人以上的“扫荡”就达174次、比前一年增加了三分之二,使用兵力累计达83.3万人次之多。

  除此之外,日军在其交通线上,又增修了成千上万的护路堡和封锁沟墙,1942年,日军华北占领军参谋长安达曾经公布过一个数字:“华北堡垒己筑成7700余个,遮断壕已修成11860公里之长,实为起自山海关经张家口至宁夏之外长城的6倍,地球外围的四分之一。”

  八路军所处环境之恶劣,由此可见一斑。

  但这尚不是全部。八路军在抗日战争中始终没有能够全力以赴的与日寇作战,是因为始终没有摆脱虎狼夹击的局面。百团大战后,八路军在面临日寇残酷进攻的同时,仍然没有能够摆脱国民党在背后捅来的刀子。

  1940年7月初,国民党召开五届七中全会,会上讨论了进一步反共的问题,准备发动新的反共高潮,并提出“中央提示案”,强令中国共产党取消陕甘宁边区,缩编军队(不得超过10万人),并全部集中到黄河以北之冀察地区。同时国民党对抗日根据地实行经济封锁,停止了对八路军的一切供给。更为恶劣的是,以1941年1月“皖南事变”为开端,国民党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

  在华北战场上,国民党的50万军队,不仅继续执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方针,不断对八路军抗日根据地进行军事进攻和经济封锁,而且在“曲线救国”的投降、卖国政策下,有3万余人公开投敌,虽然他们嘴上说是为了保存实力,但实际上丝毫没有放松对八路军的进攻,从而加重了八路军坚持华北敌后抗战的艰巨性。

  华北抗日根据地在遭受不断出现的“人灾”的严重摧残时,天灾也赶来凑热闹。这段时期,根据地遇上了百年少见的大旱灾,庄稼歉收,有些地区人民吃水也成了问题。旱灾过后又是蝗灾、水灾、雹灾,真应了“祸不单行”这句俗话,有些地区几种灾情反复交错发生。在太行区,灾情遍及太行军区的6个专区中的4个,急待救济的灾民达35万人,占当时全区人口的23%,此外,从冀西、豫北和黄河以南国民党统治区逃过来的难民还有7万多,需要安置。全区军民的吃饭、穿衣成了第一位的问题。

  这个时期,动员一切力量战胜空前严重的灾荒,成为密训党政军和人民群众关系,推动一切工作的前提。

  天灾与“人灾”裹挟在一起,使已经处于艰难困苦中的抗日根据地进入了一个更加困难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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