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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三
§罗荣桓神算救机关 　　山东八路军发动春季和夏季攻势给敌人以沉重打击后，日伪军于8月开始，频繁调动部队，准备进行报复。罗荣桓不断接到各地情报站的报告，说敌人正在集中，其中有日军一个大队、伪军吴化文残部及荣子恒部等共1万余人，集结于莒县、临沂、青口、海州等地。日照有敌600余人已经北进。敌人扬言，要向日照以北地区“扫荡”。 　　罗荣桓获悉上述情况后，进行了冷静的判断：一股敌人北上，只是佯动，他们的真实意图，是合击驻在莒县南部的山东军区和滨海军区的领导机关。 　　这时，罗荣桓在山东已呆了五六年，对日军的脾气和惯用战法已摸得八九不离十。当时我军住得比较分散，情报站遍布各地，每天都接到大量情报，其中有些情报是相互矛盾的，如果不对总的情况进行认真的分析，就会产生错误的认识。事实上，这次他又判断得十分准确。 　　当“扫荡”的敌人进入根据地后，遇上了倾盆大雨，道路泥泞，又怕踩上八路军埋设的地雷，因此前进的速度不快。加上敌人每路人马均在千人左右，而粮食都是由济南、兖州等地抓来的民夫挑运的。因此，罗荣桓估计敌人“扫荡”时间不会太长，便准备沉着应战。他命令胶东和渤海军区，当敌人集中兵力“扫荡”滨海之际，寻机打击守备薄弱之敌，以策应滨海区的反“扫荡”。 　　罗荣桓作了上述部署以后，于8月21日晚10时率领当时正在出席军区召开的军事会议的干部和军区机关，从莒县西南的洼子埠迅速南下。他知道两省的敌人建制不同，山东属华北日伪军辖区，而江苏则为华中日伪军辖区，两区之敌难以密切协同，其间肯定有机可乘，于是他按照敌进我进的“翻边战术”原则，回旋穿插于江苏、山东两省的边缘地带，在莒县南部、赣榆、郯城以北地区跳来跳去，同敌人“捉迷藏”。 　　一次，罗荣桓及其随从人员在沐河东岸一个村子里宿营。参谋肖剑飞正在同各个情报站通电话，了解各地敌情。突然，有人插话进来，在电话中大讲“大东亚共荣圈”的好处，还对八路军进行谩骂。肖剑飞马上意识到这是敌人。他便宣传世界反法西斯战场的大好形势，痛斥日军和伪军的罪行，做起了敌人的“思想工作”。由于当时电话的质量不高，肖剑飞的声音很大，吵醒了睡在隔壁的罗荣桓。 　　罗荣桓命令肖剑飞立即停止与敌人通话，然后命令机关马上转移。以往八路军的转移大都是在黄昏以后，而这次却定在上午，机关的很多参谋都感到这样做容易暴露目标。罗荣桓认为，上午转移存在危险，如果等到黄昏再转移，危险就更大。因为敌人可能已经测出与其通话的一方是领导机关，并大体了解具体方位和相互之间的距离，如不及时转移，十有八九要遭敌人合击。于是，连做好的早饭都没有吃，罗荣桓便带着机关，同特务团兵分两路，进行转移。罗荣桓带着机关钻进一片杂树林。有些参谋问他：“万一碰到敌人怎么办？”罗荣桓说：“那就进行战斗。但今天这种情况必须转移。” 　　走出20多公里，罗荣桓看到已摆脱了敌人，才命令部队休息，埋锅造饭。饭还没有做好，侦察员就来报告说，早晨住的那个村子已遭敌人合击。罗荣桓听后微微一笑说：“等敌人明白了追过来，我们可又转移了。” 　　就是这样，罗荣桓靠其对情况的准确判断和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挽救了机关，并赢得了广大参谋人员和手下干部的尊敬。山东八路军逐渐摆脱了困境，从被动到主动，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 　　毛泽东看人看得很准，罗荣桓确实没有辜负毛泽东对他的期望。 　　1944年8月28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题为《山东捷报》的社论，对山东军民的胜利进行了评述。社论指出：这一连串的胜利，说明我军已由反“扫荡”为重点的防御作战，转为主动进攻作战，不仅能攻破敌人设防坚固的据点，而且开始攻入和收复敌占县城。 　　是啊！日本鬼子已经“扫荡”了我们7年，这下颠倒了位置，八路军开始“扫荡”日伪军了。 　　§攻心为上 　　1944年9月27日，中共中央北方局代理书记邓小平和八路军前总参谋长滕代远致电毛泽东和彭德怀，电报说：“半年来，（我军）胜利最大且最突出者是山东，而山东距日本最近，海岸线很长，必为敌人所重视。现局势既已打开，应采取……以巩固为主的方针，埋头巩固新开辟地区工作。” 　　其实，这段话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山东在最近一段时间内取得了巨大成绩；另一方面是指山东由于地理位置重要，将会面临更为严峻的形势。对于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的表扬和关注，罗荣桓非常重视。他决定采取行动发展自己，保存最有利的反攻阵地，争取迅速打通铁路线以内的各个根据地之间的联系，使之联成一片。这次行动的方针就是：以军事攻势和政治攻势相配合，软硬兼施，攻心为上，既要歼灭敌人，又要争取伪军的起义。 　　在山东的各种力量中，伪军的人数众多。虽然他们的实力最强，但也是最受气的。他们经常遭到八路军的打击，也经常遭到国民党军队的打击，还要受日本人的气。这些人成份复杂，既有原来的土匪，有日军招降的国民党军队，也有日军占领山东后新组建的部队。这些部队的头，多数都是些见风使舵的人，谁的势力大，就跟谁走。在他们感到走投无路时，是很容易做通工作，举行起义的。 　　早在1944年7月，八路军的政治攻势就取得了成功。当时，渤海军区为了缩短与鲁中区的联系，便以12个连加上一些地方武装出击。这时，伪军建国军暂编第1师王道部驻扎在寿光县西北的丰城。此前，王道部倍受日本人的气，在渤海八路军的强大政治攻势下，准备弃暗投明。罗荣桓得知这一情况后，就派山东军区参议室主任牟宜之去做王道的工作。牟宜之，日照人，是王道的同乡和在日本留学时的同学。他原是沈鸿烈所委任的乐陵县县长，当萧华1938年抵达冀鲁边时，他将政权和武装全部交出，接受八路军的领导。他曾去过重庆，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做过统战工作，还到过延安谒见过毛泽东，后又回到山东。牟宜之到达王道的驻地后，便与王促膝长谈，对王讲形势，讲共产党的政策，讲消灭刘桂棠和讨伐吴化文的战斗……经过半年的工作，王道决心脱离敌伪，当渤海军区部队出击时，他率领1600余人宣布起义，以后该部编为山东军区独立第1旅，王道任旅长。 　　罗荣桓决定对伪军采取强大的政治攻势，也是从王道起义这一事件中得到启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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