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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一
§“抗协”的改组 　　在115师向山东分局靠拢之前，就存在一个“抗敌自卫军”这个山东特有的问题。115师转移后，罗荣桓就此事进行了调查。 　　事情是这样的：1939年夏，山东文化教育界的一些进步人士，受沈鸿烈排斥，来到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他们中间有老同盟会会员、大学教授，也有参加过国民党的进步分子，有的早年就与共产党有过友好关系。他们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1939年7月，在山东分局的支持下，他们发起成立了“国民抗敌协会”（简称抗协），主要负责人有李澄之、梁竹航、彭畏三、杨希文、路雨亭、耿光波等。其中李澄之是在山东颇有影响的人士。他曾在沈鸿烈包办的山东抗日动员委员会内工作，因为思想进步，受沈鸿烈的排斥，便脱离国民党省政府，在地方上成立购粮委员会，帮助抗日的部队购买军粮。沈鸿烈又出来干涉，李澄之愤怒地说：“反正我们是要抗日的，国民党不让我们抗日，我们去找共产党。”从此，他和耿光波等人便来到共产党的根据地，参加抗日工作。 　　一开始，“抗协”作为一个群众组织，在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山东分局有的领导人忽视了发展进步力量这一工作，产生了把“抗协”组成一个中间性质的国民党的念头，硬性将“国民抗敌协会”改成“国民党抗敌同志协会”，实际上违背了“国民抗敌协会”多数成员的初衷。1940年7月，山东分局又帮助“抗协”建立了“抗敌自卫军”，并且供给他们武器和经费，还派进去许多干部。这样一来，“抗协”是既有“党”，也有“军”，而且从上到下形成了一套组织，实际上成为在根据地内与共产党、八路军平行的组织。虽然领导人都是热心抗战的进步分子，但是他们多是知识分子，没有带兵打仗的经验，而且出现了与共产党争权争位、争人争枪等错误倾向。 　　115师的领导人，特别是罗荣桓对建立和发展抗敌自卫军有不同看法。1940年11月19日，罗荣桓与陈光在给115师各单位的指示中提到，对于“抗协”组织，务使其领导权完全掌握在进步分子与对我同情者手里，对于“抗协”武装，须帮助掌握，防止“造成与我对立现象”，发现有不可靠或别具野心者时，另行处理。在无法改造的情况下，则由八路军接收整理。但这些指示，并未根本解决“抗协”的问题。 　　不久，刘少奇来到山东，帮助山东分局解决了这一让人头痛的问题。 　　刘少奇提出了这样的原则： 　　“任何抗日政党和政治团体，到我们抗日民主根据地来参加抗日，必须服从我们党的领导和遵守党的各项政策。根本的问题在于有利于壮大抗战力量，而不是分散抗战力量。” 　　遵照上述原则，刘少奇与朱瑞邀请“抗协”负责干部10余人开座谈会，研究对“抗协”及“抗敌自卫军”的处理办法。 　　经过耐心的工作，“抗协”的负责人表示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真正达到抗战胜利的目的，愿意将“抗协”所属“抗敌自卫军”交八路军统一整编。 　　6月18日，抗敌自卫军编入八路军。 　　7月13日，“抗协”山东省总部通知各级组织，将“抗协”的半政党性质改变为统战组织性质，同时做好解散的准备。 　　当年下半年，“抗协”的各级干部逐步安排到政府的文教、经济等部门任职，“抗协”的活动逐渐停止。 　　“抗协”的主要干部和很多会员，在后来的革命斗争中发挥了积极作用。1943年8月，耿光波、杨希文等还被选为山东省战时行政委员会的委员，李澄之等被选为参议员，稍后，许多人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治军有方 　　如果说部队是一个大家庭的话，那么这个大家庭中每个成员的素质高不高，部队的战斗力强不强，关键就要看这支部队的领导是否治军有方。在这方面，115师的两位主要领导，特别是政委罗荣桓，有自己的主意。 　　1940年底，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同时受到日伪和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为了经受住这场严峻的考验，罗荣桓认为要提高部队官兵的素质，提高部队整体作战能力，更有效地打击敌人，不能只片面地强调人数的增加。素质的提高包括3个方面，一是军事素质，一是政治素质，还有文化素质。 　　一般来说，“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这是每个军人都明白的道理，所以对于军事训练，大家的思想都比较统一。但对于政治素质和文化素质的提高，很多人就不那么重视。115师领导在抓军事训练的同时，也注意抓部队的政治教育和文化学习。 　　1942年“八一”军政大检阅以后，从8月22日开始，115师在蛟龙又召开了为时一个多月的政治工作会议，全面总结了抗战4年来的政治工作经验。罗荣桓在会上讲了话。 　　会议由萧华作报告，报告稿是按照罗荣桓的意图起草，并经他修改审定的。 　　萧华的报告明确指出：“政治工作是革命战争、革命军队的生命线，政治工作的基本任务就是巩固与提高部队的战斗力，保证战争胜利。”“战斗力不但取决于军事技术的高低，而且主要是取决于政治工作的强弱。没有政治工作，就没有战斗力，也不可能保证战争的胜利。我军所以能百战百胜，无坚不摧，成为革命战争中最优秀的铁军，就是因为有党的保证以及整个政治工作的保证。” 　　在政治工作方面，罗荣桓一贯强调政治和军事要紧密结合，强调政治工作的保证作用。他在1941年4月24日的司令部部务会议上说：“党对各部门工作的领导，是以党的政治工作去保证，但另外一方面，不可缺少的一方面，要以行政工作的决定与实施，去完全适合党的总方针，并以行政系统指导工作，把党的政治工作与全部行政组织工作结合起来。……政治工作落于空洞，不实际，甚至与行政工作失去协调，这就必然妨碍党的总方针在某些部门中的具体实现。” 　　罗荣桓认为，政治工作的保证作用，表现在它用不同于军事工作的方法，达到共同的目标，而不是要和军事工作争权。他在教导2旅工作总结会上说：在军事管理方面，是有些带强制性的，以弥补政治自觉之不够，巩固高度的集中行动，保证战斗任务之完成……而政治工作的方式方法就要有所不同，必须更艰苦耐心地说服教育与发扬较多之民主，来稳定战士的情绪，达到同一的目标——完成战斗和工作任务。这种不同的方式，不能解释为连长权力大，政治指导员权小，更不能由此引起关系的隔阂。相反地应法发扬互助精神，求得工作步调一致。如在队前执行纪律时，这是军事指挥员的职责，政治工作便不能随便去代替。……要努力工作去保证军事纪律的执行，并提高指挥员的威信，任何对立与推诿责任的现象都是不许可的。 　　罗荣桓认为，要做好政治工作，必须首先发挥政治干部的表率作用。他强调，政治干部的威信，要靠自己的模范行动、模范的工作去取得。他常常说，红军时期党代表的威信很高，党代表与士兵的关系很密切。行军的时候军事指挥员经常骑着马在队伍前面，党代表走在后边，替士兵背枪，与战士们同甘共苦，士兵们对党代表很拥护。如果下个命令，没有党代表的签名，士兵对这个命令就怀疑，这没有什么制度规定，完全是士兵自愿地尊重党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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