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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


  罗荣桓有一个突出的特点,遇事沉着,机智果断。有一天,师部驻地突然发现敌情,罗荣桓亲自指挥特务营抗击敌人,掩护机关转移。途中有一条河挡住了去路,河上只有一座只容一人通过的独木桥,队伍也只能改为一路纵队,行军速度大大减慢。如按这个速度前进,不等部队过完,敌人就会追上来。罗荣桓望着滔滔河水,把作战参谋侯向之叫到身边,对他说:“这样过不行,要动一动脑筋。你沿着桥从河里蹚过去,看看水有多深。”这时已经过了立冬,侯向之从冰冷的河水中一步步蹚过去。罗荣桓看着侯向之到了河的那一边,马上下达命令,整个部队全部徒涉。部队很快就过了河。然后罗荣桓命令用树枝把河两岸的脚印统统扫掉,消除徒涉的痕迹,但保留了那座独木桥,让敌人慢慢去走吧。

  罗荣桓从不轻敌,也不靠侥幸取胜,总是把敌情侦察清楚以后才下决心。他常常率师部紧跟着敌人的一路,把这一路敌人的一举一动摸得清清楚楚,与敌“不即不离”。有时敌人刚从村东头出去,罗荣桓就率部从村西头进庄,敌人烧的开水还是热的。

  115师在反“扫荡”过程中,也产生过失误,如在留田遭到敌人的合围,也遭受了一定的损失。29日,师特务营与山东纵队2旅那个营,攻击绿云山的日军,师部、分局和战工会等机关人员,决定向临沂蒙阴公路西侧的大青山转移。然而,敌人正在那里布置一个准备合击八路军的包围圈,在那一带活动的抗大一分校尚未发觉,他们给115师和山东分局的报告是“未发现敌情”。于是,在30日拂晓,各个机关的大队人马开了进去,结果误入日军的合围圈,受到日军的合击。国际友人希伯和省战工会秘书长陈明、115师敌工部长王立人等殉难。得知这一消息后,罗荣桓、陈光和朱瑞等立即率特务营赶到预定的集合地点,并派人去收容和寻找突围失散的人员。幸好,分散突围的绝大部分人员都安全地回到了集合地点。

  12月初,“扫荡”暂告一段落,日伪军陆续撤回据点。在陈光和萧华率师部转入滨海区的同时,朱瑞和罗荣桓带了一个骑兵排,到南墙峪一带与已从外线返回沂蒙山区的山东纵队政委黎玉会合,共同研究山东的全盘军事部署。会后,罗荣桓准备东渡沂河、沐河,到滨海区去与师部会合。这时,他们又遇到了危险。

  在罗荣桓一行东去滨海的路上,负责护送和警卫的山东纵队第2旅的一个营,与罗荣桓他们失去了联系。当时,在罗荣桓身边只有参谋李燧英、警卫员和骑兵排的二三十个战士。他们在一个小山村住了一夜,第二天拂晓,突然在他们住的村庄附近发现了敌人,情况十分紧急。罗荣桓果断地命令:“向西转移!”西面,虽是敌人据点密布的地方,但罗荣桓他们却是朝着向东去的敌人相反的方向行进,这样倒比较安全。这时,骑兵排的战士都穿着缴获的日本军大衣,直插沂河与沐河之间的敌占区,一路上经过好几个敌人的据点,据点里的敌人误认他们是自己人,有的还摇着太阳旗打招呼,罗荣桓也让参谋向敌人招手示意。就这样,他们在敌占区内跑了一天,转了一个大圈,又从西面绕到东面,在太阳落山以后,安全到达滨海地区。

  §战海陵

  从1940年开始,115师就多次运用“翻边战术”,在反“扫荡”中成功地避开了敌人的锋芒。但“翻边战术”一词的提出,并赋予它准确的含义,则是在1942年,并在随后的多次作战行动中一再采用。

  1942年9月,秋收尚未结束,115师的情报部门就得到了一份日军作战计划。其内容是,日伪军将集中强大兵力“扫荡”滨海根据地。当时,山东党政军领导机关都驻在滨海地区,显然这是日军非常重视的目标。山东分局和山东军政委员会当即发出准备反“扫荡”的紧急指示。

  日军将要“扫荡”滨海的风声越来越紧,老百姓在忙着坚壁清野,准备疏散,有些干部建议,党政军机关应迅速从滨海地区转移。

  但是,作为当时山东八路军军事负责人的罗荣桓,却不赞成在没有搞清楚日军动向的情况下就仓促转移。他眼盯着地图,反复思考着从各地送来的情报。如果日军决定合围滨海,那么四面的敌情必定要发生变化。可是在滨海区北面的潍坊和南面的连云港,并未发现敌人的异常动向。罗荣桓怀疑,所谓日军将要“扫荡”滨海,可能是敌人施放的烟幕弹。

  他主张先不要急于转移,看清日军的动向后再行动。

  在当时,罗荣桓虽然是共产党在山东主持军事工作的负责人,但除115师外,对其他单位的行动没有太多的决定权,所以只有115师按照他的主张留在滨海。

  10月底,山东军区(1942年,山东纵队改编为山东军区,归115师领导)、省战工会及抗大分校等单位,却匆忙从滨海地区向鲁中地区转移。果不出罗荣桓所料,日军的那个“扫荡”滨海地区的作战计划,是通过特务机关抛出来的假情报。此时,敌人的重兵正云集鲁中地区,等待着滨海区的八路军往他们设下的圈套里钻。

  当日军得悉山东军区等机关已到鲁中后,就纠集临沂、蒙阴、沂水等地兵力约1万余人,以沂蒙地区北部为中心,分12路进行“扫荡”,企图合围山东军区等机关部队。10月27日,日军合围南墙峪,未逞。11月2日拂晓前,又在沂水以北的对崮峪对八路军进行合围,八路军指战员与日军激战竟日,毙伤敌人600余人,八路军也伤亡300余人,省战工会秘书长李竹如等英勇牺牲,山东军区政委黎玉在突围时负伤。

  115师领导对鲁中地区八路军的损失十分痛心。罗荣桓和陈光反复考虑,这样被动应付不是办法,必须找出日军的弱点,搅乱敌人的后方,迫使“扫荡”的日伪军撤出根据地,八路军就可掌握反“扫荡”的主动权。115师决定派主力南下,用“翻边战术”打开滨海南部的局面,并且配合山东其他地区的反“扫荡”斗争。

  海陵位于滨海根据地的东南端,在赣榆、海州、郯城三县之间的新县,那里有一座马陵山,故取名“海陵”。该区南临陇海路,东接赣榆,是山东与华中根据地联系的要冲。当时在这一带活动的伪军头子,就是在湖西“肃托”中血债累累以后叛变投敌的王凤鸣。他这时已改名杨步仁,当了伪军的别动队队长,驻在连云港一带。他所带领的伪军,不但在军事上蚕食根据地,而且还施展毒辣的政治阴谋瓦解八路军。由于他对八路军,特别是对115师的情况非常了解,所以给革命造成的损失相当大。他利用其在115师工作时建立的关系,到处拉拢115师的人。其中在115师政治部当过协理员的罗保成等少数败类,就被他拉了过去。

  在日伪军组织的这次“扫荡”中,王凤鸣配合日军,极力蚕食滨海根据地的东南部地区,一直到了大兴镇和欢墩埠,距115师师部长期驻扎过的蛟龙湾、朱范,只有一二十里路,对滨海根据地的南部构成了严重威胁。

  115师对王凤鸣早已恨之入骨,特别是罗荣桓政委,一直对自己未能严肃处理王凤鸣而感到深深的自责和内疚。他念念不忘有一天要除掉王凤鸣这个心腹之患,以弥补其在处理“肃托”事件中出现的过失。

  当敌人合围滨海区的风声正紧,滨海根据地军民加紧准备反“扫荡”的时候,罗荣桓亲自布置了海陵反蚕食战役。他要求教导2旅向南直插到陇海铁路,然后一一拔除铁路以北、郯城赣榆之间的伪军据点。他特别强调,部队动作不要平推,要从敌人中间突破,像一把尖刀一样,直插敌人的心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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