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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从根本上讲，蒋介石对中共的态度仍没有发生变化，只是在策略上作了调整。他在2月5日的日记中就说：“对内避免内战。然一遇内乱，则不放弃戡乱安内之责任。”

　　蒋介石之所以调整“剿共”的策略，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他确实感到了日本人的威胁，二是中国共产党也答应放弃武装斗争的政策。

　　3月6日，蒋介石又对日本驻华大使川越茂说：

　　“我国对共产党政策并未有何变更。此点可于前次三中全会之宣言及决议案证明之。”

　　看来，蒋介石虽然在口头上答应与共产党合作，但其内心是极不情愿的。他的想法是，合作可以，但共产党必须付出相当大的代价。

　　协议已经有了，但国共两党能否成功地进行合作还是一个未知数。

　　可就在这时，“七七事变”爆发了。

　　自1933年以后，因为国民党当局的一再妥协，使得北平、天津成为日本人的势力范围。自山海关到丰台，铁路沿线均有日军驻扎。通县已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纯系日本人的傀儡。北平北面则驻有日伪重兵，西北面是李守信、王英伪军。只有卢沟桥仍为中国军队宋哲元部把守。如果把卢沟桥再划到日本人的势力范围内，那么北平就尽入日本人手里。因此，日军又制造事端，进攻卢沟桥，从而挑起了“七七事变”。

　　卢沟桥事变爆发时，蒋介石正在庐山。事变的第二天，他才接到当时的北平市长秦得纯的报告。接到这个报告后，蒋介石对是否立即进行全面抗日仍未下定决心。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

　　“倭寇在卢沟桥挑衅矣。彼将乘我准备未完之时，使我屈服乎？或故与宋哲元为难，使华北独立乎？”

　　随后又写道：“倭已挑战，决心应战，此其时乎？”

　　当时，天皇裕仁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蒋介石还未搞清楚，他根本未下定抗日的决心，难怪他在日记中自问自疑。

　　但蒋介石也感到应准备在日方扩大事态时，与之抗争，不可麻痹大意。所以他在7月8日接到日军进攻卢沟桥报告后，当天就指示宋哲元：

　　“宛平城应固守勿退，并需全体动员，以备事态扩大。”

　　经过一夜的考虑和思想斗争后，蒋介石于7月9日定下了准备进行全面抗战的决心，并立即召何应钦自四川返回南京，着手编组部队，同时又电令宋哲元严阵以待：

　　“守土应具必死决战之决心与积极准备之精神相应付。至谈判，尤需防其奸狡之惯伎，务须不丧失丝毫主权为原则。”

　　蒋介石也吃够了日本人狡猾的苦头。

　　在当天，蒋介石还派孙连仲第26路军北上保定、石家庄地区，准备同日军作战。

　　10日，蒋介石又采取了三项紧急措施：

　　一是编组作战部队。第一线为100个师，预备军为80个师，并要求于7月底前组建好大本营和各集团军、军团等。

　　二是将供6个月用的弹药围置长江以北三分之二，长江以南三分之一。如果兵工厂一旦被摧毁，则从法国、比利时购买军火，经香港、越南运回国内。

　　三是准备后备兵员100万人，军马50万匹和6个月的军粮。

　　老蒋这次是真的要干了，并且态度还十分坚决。

　　当被中国一直视为抗日英雄的宋哲元也被迫向日军妥协时，蒋介石也没有改变他要抗击日本人侵略的立场。

　　7月10日，宋哲元派出代表张自忠，与日方代表松井太郎进行谈判，并于11日下午达成屈辱协议：

　　同意向日方道歉，并保证不再发生类似事件；宛平城和龙王庄不驻中国军队；彻底取缔抗日团体等。

　　但是这一协议未经蒋介石批准，它只是宋哲元对日的妥协，因此蒋介石对此屈辱和约不予批准，并命外交部长王宠惠以备忘录的形式通知日本驻华使馆：

　　“任何谅解，未经中央核准者，无效。”

　　13日，蒋介石又向宋哲元发出电报，表示其抗战的决心，指出：“中央已决心运用全力抗战，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以保持我国家之人格”。

　　蒋介石不但已定下了抗战的决心，并且也意识到，只有抗战，才能维护国家的尊严。

　　宋哲元仍抱着局部解决的幻想。当时日本代表香月清司于14日派参谋向宋哲元提出七项苛刻的、完全控制华北的条件，最主要的是撤退中国军队，撤走中央机关，取缔“排日”活动。而宋哲元居然派张自忠于19日签署了该协定及其7项条款，并报请中央批准。

　　蒋介石对宋哲元擅自签署的协议不予批准。在此之前，蒋介石就多次电示宋哲元切勿对日军抱有任何幻想。其中18日的电文中说：

　　“倭寇不重信义，一切条约皆不足为凭。上海‘一·二八’之战，本于开战之前已签和约，乃于签字后8小时仍向我沪军进攻。此为实际之经验，特供参考，勿受其欺。”

　　看来，这时蒋介石是真的看透了日本人的野心和一贯使用的花招，日本人的最终目的就是吞并整个中国，或者是让中国臣服于它。蒋介石是万万不会答应的。

　　再说，蒋介石也不想成为日本人的傀儡，不想任别人摆布，他想一直当中国的老大，不想有其他人来管他。

　　17日，蒋介石在庐山再次表达了他的决心。他说；

　　“我们既是一个弱国，如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拚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生存。那时节，再不容讲我们中途妥协。须知中途妥协的条件，便是完全投降、整个灭亡之条件。全国民众要认清‘最后关头’的意义。……”

　　“和平已非轻易可求得，眼前如果要求平安无事，只有让人家（日本）军队无限制地出入于我们国土，而我们本国军队反要忍受限制，不能在本国土地内自由驻在；或是人家向中国军队开枪，而我们不能还枪。……”

　　“我们东四省失陷，已有6年之久；现在冲突地点，已到了北平门口的卢沟桥。如果卢沟桥可以受人压迫强占，那么我们百年故都，北方政治、文化中心与军事重镇北平，就要变成沈阳第二！”

　　“今日的北平如果变为昔日的沈阳；今日的冀察（河北和察哈尔省）将变成为昔日的东四省。”

　　“北平若可变成沈阳，南京又何尝不可变成北平！”

　　最后他表示，“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的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这些是事关中华民族生死存亡和维护国民党政治统治的根本大计。

　　蒋介石的抗战决心能如此迅速地坚定起来，其根本原因是日本侵略者要灭亡整个中国。蒋介石已经意识到，如果再不抗战，就要亡国；北平就要成为沈阳第二，南京就要成为北平第二；国民党政府就要倒台或充当日本的傀儡，对此，蒋介石无论从个人的角度，还是从民族观念考虑，均无法接受。就蒋本人来说，他从来都不愿受人管束，况且他现在已为一国之尊，要他对日本人称臣纳贡，他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的。虽然蒋介石到日本留过学，但他对中华民族的古老文化却非常崇拜。在蒋介石看来，泱泱文化古国，怎么能受制于倭寇。他曾对斯诺说：

　　“我国固然是一个弱国，但不能不保持我们民族的生命，不能不负起祖宗先民所留给我们的历史上的责任。”

　　蒋介石之所以能坚定其抗战的决心，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他已与共产党达成谅解，统一战线不久也将建立起来，对共产党会坚决抗日这一点，他是没有任何怀疑的。也有可能，蒋介石觉得共产党当时已对他构不成太大的威胁，建立统一战线后共产党也会受他的左右。

　　当然，蒋介石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在抗日战争中，共产党的力量发展得如此之快，以致于在抗日战争结束时，八路军的力量已经能与国民党军队分庭抗礼。

　　共产党与国民党虽然已经达成了妥协，但开始时，蒋介石还是准备在谈判中同共产党讨价还价，从而进一步削弱共产党的实力，限制共产党的活动。但是，由于日本人挑起了卢沟桥事变，使得蒋介石没有更多的精力来顾及与共产党的斗争。此时，蒋介石政策的重点已不是“安内”，而是把“攘外”放在优先的位置上。蒋介石重点考虑与日本人作战，在与共产党的谈判中多付出一点代价已算不了什么。“七七事变”的爆发，无疑加快了国民党与共产党达成最后协议的速度。

　　可以这样说，卢沟桥事变是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催化剂。

　　国共两党达成了协议。共产党在中国的合法地位得到了确立。虽然国共两党内心的想法是不大相同的，但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两个对立的政治集团又走到一起来了。

　　国共合作，全民抗战，终于成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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