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6期
高等教育史研究中历史真理与历史价值的统一
作者：王 飞 张宝昆
[关键词]高等教育史，历史真理论，历史价值论，统一。
[中图分类号]G 649.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4634(2006)06-0471-04
当高等教育史研究历经百年之际，面对颇为丰硕的研究成果，回顾波澜曲折的研究历程，当今高等教育史学研究人员思考更多的是高等教育史研究的未来走向与高等教育史学的研究方法，重新审视高等教育史的学科地位与学科特色，力求高等教育史研究在方法上有新突破。为了实现对高等教育史的综合研究和整体把握，树立科学高等教育史观，面对众说纷纭、观点各异的史学理论，笔者认为，仅就高教史研究中历史真理与历史价值的关系而言，对其模糊认识和处理不当以及二者的关系本身固有的矛盾和困难，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高教史研究的深入发展。
1历史真理论与历史价值论及二者的统一
历史真理与历史价值的关系，是历史研究常遇到的一对关系。如何处理好历史真理与历史价值的关系，一直是我国史学界十分关注的问题。1949年至今，史学界在史论关系上的争鸣，大致有三种观点，即“历史真理论”、“历史价值论”和“历史真理与历史价值的统一论”。
历史真理与历史价值的统一，笔者认为，最早应该是由黑格尔提出的。他说：“存在的就是合理的。”[1] 按照他的观点来理解，“存在”就是历史发展中所留下来的历史事实，“合理”就是这种历史事实所具有的价值。由于黑格尔的学说是建立在“绝对理念”的基础上的，因而他所说的历史真理与历史价值的统一不可避免地带有许多缺陷甚至于致命的错误。他的观点告诉我们，历史概念范畴的逻辑体系包含于绝对理念之中，在自然界之先，历史发展是历史价值的显现，因而往往采用先验的价值次序去剪裁历史。不过他毕竟首次提出了历史真理与历史价值的统一，并将历史存在看作一个有价值的进程，而且是一个必然的过程，这一点是积极的，值得肯定的，为研究高等教育史提供了可资参考的理论价值。
马克思说：“任何历史观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必须注意基本事实的全部意义和全部范围，并给予应有的重视。”[2]注意历史基本事实就是“历史真理论”的基本观点，它强调史学研究工作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克服那种传统的以考订史料为主要研究方向的弊端有积极意义。但它也容易使人认为只要有了正确的理论就可以带动起史料，而称其为历史研究。为了纠正这种不良倾向，史学界遂提出“历史价值论”口号。马克思指出：“历史是许多属性的总和，可以在不同的地方有用。发现这些不同的方面，从而发现物的多种使用方式，是历史的事情。”这就是经典作家的历史价值论[3]。但这个理论在高等教育史研究上认为，任何理论只有从研究大量的史料之后才能够上升、归纳出来。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有道理的。但是这个口号也有其片面性，因为它有意无意地反对了理论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史学研究的指导地位。从认识论角度看，“历史真理论”有教条主义倾向，其实质是理论先于历史，观点先于材料，概念先于事实；“历史价值论”则有经验主义的弊端，它过分强调史料的决定作用，把理论的作用片面地看成是被动的。这是对经典作家理论的误解，导致这两种口号对史学研究工作都产生过某些消极影响。正因为如此，“历史真理与历史价值统一”被提了出来。“历史真理与历史价值统一”意指历史研究既要重视占有翔实的史料，又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二者要很好地统一起来。很明显，“历史真理与历史价值统一”吸收了“历史真理论”和“历史价值论”的长处，相对更加合理。
马克思说：“任何历史观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必须注意基本事实的全部意义和全部范围，并给予应有的重视。”[2]注意历史基本事实就是“历史真理论”的基本观点，它强调史学研究工作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克服那种传统的以考订史料为主要研究方向的弊端有积极意义。但它也容易使人认为只要有了正确的理论就可以带动起史料，而称其为历史研究。为了纠正这种不良倾向，史学界遂提出“历史价值论”口号。马克思指出：“历史是许多属性的总和，可以在不同的地方有用。发现这些不同的方面，从而发现物的多种使用方式，是历史的事情。”这就是经典作家的历史价值论[3]。但这个理论在高等教育史研究上认为，任何理论只有从研究大量的史料之后才能够上升、归纳出来。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有道理的。但是这个口号也有其片面性，因为它有意无意地反对了理论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史学研究的指导地位。从认识论角度看，“历史真理论”有教条主义倾向，其实质是理论先于历史，观点先于材料，概念先于事实；“历史价值论”则有经验主义的弊端，它过分强调史料的决定作用，把理论的作用片面地看成是被动的。这是对经典作家理论的误解，导致这两种口号对史学研究工作都产生过某些消极影响。正因为如此，“历史真理与历史价值统一”被提了出来。“历史真理与历史价值统一”意指历史研究既要重视占有翔实的史料，又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二者要很好地统一起来。很明显，“历史真理与历史价值统一”吸收了“历史真理论”和“历史价值论”的长处，相对更加合理。
但是， 即使这样，“历史真理与历史价值统一”仍然受到质疑，焦点即在于如何统一，更有研究者则认为这种提法是一种“中庸之道”。这反映出历史研究中对历史真理与历史价值关系的认识还有模糊性，历史真理与历史价值关系本身也存在深刻的矛盾。
高等教育史是高等教育学的一门基础学科或重要组成部分。从其学科内容看，固然属于教育科学，但从研究方法和认知结构来看，则更多的与历史科学有关。也就是说“它既姓‘教’，又姓‘史’。”[4]因此，高教史研究也完全有史学界对历史真理与历史价值关系认识的影子，也遵循史学界对“历史真理论”、“历史价值论”和“历史真理与历史价值统一”三种方法的认识规律。
不过，客观地说，高教史研究中对历史真理与历史价值关系的认识，较之史学界的认识要模糊得多、肤浅得多，在处理上更是有着较大的差距。这首先表现在对历史真理与历史价值关系的研究总体上不多，其次表现在已有的研究和认识总体上质量不高。这有多方面原因，与中国整个高等教育学的学科体系到现在一直发展不成熟、不完善和研究者整体素质不高是相关的。
高教史学界至今存在“历史真理论”、“历史价值论”和“历史真理与历史价值统一”三种指导思想和研究方法并用的混乱局面。先是“历史价值论”，稍后提出“历史真理论”，再提出“历史真理与历史价值统一”。笔者认为，如潘懋元教授、刘海峰教授的研究成果中或多或少的认为高教理论与高教历史的关系可以简明地表述为“历史价值论”和“历史真理论”。谓之“历史价值论”，是说高教理论是高教历史和客观现实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高教理论一般是从高教历史中总结出来的有用性材料[5]。笔者以为，高教理论当然可以从高教历史中获得。但这里存在一个难题，即高教史研究者是有主观能动性的历史认识主体，同时高教史实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文字史料，而文字史料反映的是前人主观能动性对高教史实的体现，不是对客观高教历史的绝对真实的反映，因此同一高教史实在不同的研究者中可能得出截然不同的观点和结论，比如熊明安先生和涂又光先生，两个人的研究成果上有很多观点是不一样的。从而不利于反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意义；也可能造成因囿于对高教史实客观性的强调而片面偏重史实陈述，较少进行理论分析的现象。谓之“历史真理论”，是说高教史研究必须在掌握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的基础上进行，高教史研究需要高教理论的支持[6]。笔者认为，高教史研究当然应以掌握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为基础，以高教理论为支持。但这也可能会给高教史研究带来一些问题，突出地反映在简单地以马克思主义教育观点来代替高教史自身的研究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