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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历史的另一种方式
作者：伍明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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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理由】
自1990年代初以来，由余秋雨领衔的“文化散文”引发了一次声势浩大的“热读”现象，至今余温犹存。毋庸置疑，“文化散文”为中国当代散文的发展注入了一股新鲜活力。《一个王朝的背影》是余秋雨散文的代表作之一。这篇散文的文本规模堪称庞大，视野也显得十分开阔。作者以一位现代知识分子的犀利眼光重新审视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的兴衰史，这种审视不仅具有必要的思想深度，也体现了一种过人的语言艺术才华。《一个王朝的背影》对历史的想象，由于运用了一种富有个人风格的散文话语，既有效地彰显了历史感，也收获了文学性，两者相得益彰，共同丰富了文本的蕴涵。
经过前几年一番声势颇大的争议之后，余秋雨在中国当代散文史上的地位已经基本尘埃落定。他创作的以《一个王朝的背影》、《风雨天一阁》、《千年庭院》、《苏东坡突围》、《遥远的绝响》等作品为代表的“文化散文”，代表了汉语散文写作的一个新向度，为当代散文提供了多方面的艺术启示。
作为一个相对较为成熟的文本，《一个王朝的背影》显然可以当作考察余秋雨散文整体艺术特质的一个样板。换言之，余秋雨散文的话语风格、想象方式、文体意识等在这篇作品中得到了一种集中的体现。“窥一斑而观全豹”，读者不难从中感受到余氏散文话语的独特魅力。
独特的散文话语
余秋雨的系列散文《文化苦旅》早在1988年就开始在上海的《收获》杂志连载，为文学界所关注。而真正引起全国范围的“热读”，则是1992年散文集《文化苦旅》出版之后的事。这一现象的背后，显然有着时代语境的深层原因。1990年代初，中国社会文化正处于一个转型时期，当理想主义的狂热激情已经退潮，文学消费的美学趣味、价值取向也悄然发生一种巨大的变化。在此情境下，相比那种高蹈的乌托邦式的作品，人们或许更愿意接受带有文化反思色彩的作品。《文化苦旅》独特的散文话语方式，恰好契合了当时的文学消费心理。
《一个王朝的背影》写的是清王朝的兴衰史。面对如此宏大的历史题材，余秋雨采用一种诗化意象的概括手法，把一个王朝的兴衰，几百年的精神变迁，集中在两个园林——承德的避暑山庄和北京西郊的颐和园上。二者之中，又以承德的避暑山庄为主：“查过地图，这山岭便是避暑山庄北部的最后屏障，就像一张罗圈椅的椅背。在这张罗圈椅上，休息过一个疲惫的王朝。”在这里，原本抽象的王朝被生动地加以拟人化，而避暑山庄的整个形象被作者富有想象力地比喻为一张罗圈椅，这样就把对象的主要精神特征，把如此丰富的内容统一在一个具体可感的意象上，从而收到一种举重若轻的表达效果。
不仅如此，余秋雨还把承德避暑山庄作为刻画清王朝特殊气质的一个重要符号：“北京的故宫把几个不同的朝代混杂在一起，谁的形象也看不真切，而在这里，远远的，静静的，纯纯的，悄悄的，躲开了中原王气，藏下了一个不羼杂的清代。”正是在承德避暑山庄里，清王朝那种不同于历代汉族王朝的气质得到充分的体现。这也是作者所乐于向读者揭示的。
当然，一个王朝气质最生动的体现最终无疑要落实到王朝统治者，即人的层面。本文所描述的几个清朝皇帝中，着墨最多的是康熙。作者几乎用了全文一半的篇幅来叙述康熙作为清朝统治者的辉煌成就，尤其是文化方面的成就。在康熙身上，余秋雨看到了一种他所激赏的强健生命力和健全人格。为了反衬这种强健，作者还特意请出在位时间很长却无所作为的明代万历皇帝朱翊钧，与之形成强烈的对比：“康熙与他正相反，把生命从深宫里释放出来，在旷野、猎场和各个知识领域挥洒，避暑山庄就是他这种生命方式的一个重要吐纳口站，因此也是当时中国历史的一所‘吉宅’。”事实上，康熙的强健与当时清王朝的强盛是紧密相连的。而避暑山庄正是联结二者的一个象征。雍正、乾隆也是避暑山庄的常客，避暑山庄见证了他们各自的作为。到了清末，独揽大权的慈禧下令关闭避暑山庄，一度强盛无比的清王朝离末日不远了：“慈禧在北京修了一个颐和园，与避暑山庄对抗，塞外朔北的园林不会再有对抗的能力和兴趣，它似乎已属于另外一个时代。康熙连同他的园林一起失败了，败在一个没有读过什么书，没有建立过什么功业的女人手里。热河的雄风早已吹散，清朝从此阴气重重、劣迹斑斑。”
需要指出的是，余秋雨对清王朝历史的“想象”，既不同于近年流行的那种娱乐化的无厘头“戏说”，也不同于历史学家正襟危坐的刻板考据，而是以一种独特的散文话语重构历史。著名学者孙绍振先生曾从中国当代散文发展史的高度，对余秋雨散文的整体艺术特点做了如下富有见地的概括：“把诗情、智性和历史的信息和谐地结合成一个升华了的意象和深化了的话语”，认为余秋雨的散文大多能够做到：“进入纷纭的历史资料，而不为史料所役，还要用自由的想象和深邃的理性去驾驭它”①。这个判断无疑是切中肯綮的。《一个王朝的背影》的散文话语正体现了上述特点。
“偷看”的深长意味
在《一个王朝的背影》里，承德避暑山庄不仅仅是了解清朝历史的一个窗口，更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自我反思和文化反省的一个切入点：“清代的史料成捆成扎，把这些留给历史学家吧，我们，只要轻手轻脚地绕到这个消夏的别墅里去偷看几眼也就够了。这种偷看其实也是偷看自己，偷看自己心底从小埋下的历史情绪和民族情绪，有多少可以留存，有多少需要校正。”这里所说的“偷看”，是为了区别于历史学家的“正看”，其实是对解读历史的个人性和自觉反思意识的一种强调。
清朝是中国历史上非汉族统治的封建王朝之一，也是离现代中国人最近的一个封建王朝。现代汉族人，尤其是汉族知识分子对清朝往往怀着一种很复杂的情感。而这种复杂的情感又往往导向汉族正统论的狭隘思维。余秋雨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他先是为康熙不修长城大声叫好，对深埋于汉民族心底的“长城情结”做了毫不留情的批判：“我对埋在我们民族心底的‘长城情结’一直不敢恭维……我们今天从保护文物的意义上修理长城是完全另外一回事了，只要不把长城永远作为中华文明的最高象征就好。”这样的批判，不仅需要思想深度，显然还需要不小的勇气。
作者对汉族正统论的反思也显得十分彻底：“不能由此而把汉族等同于中华，把中华历史的正义、光亮、希望，全都押在汉族一边。与其他民族一样，汉族也有大量的污浊、昏聩和丑恶，它的统治者常常一再地把整个中国历史推入死胡同。在这种情况下历史有可能作出超越汉族正统论的选择，而这种选择又未必是倒退。”这里的反思超越了狭隘的民族立场，体现了一位现代知识分子清明的理性和开阔的胸襟。
当然，如果仅仅只有上述的反思话语，《一个王朝的背影》可能还不如一篇关于清史的学术论文来得深刻。关键在于，余秋雨把这种反思以一种散文的方式表述出来。具体而言，这种散文的表述策略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首先，作者运用一种抒情的、诗性的语言有效地“软化”反思性的智性话语，使二者融会贯通，从而构成一种深长的意味。譬如，文章结尾部分写到王国维和清朝、中国传统文化三者之间的微妙关系：“今天，我们面对着避暑山庄的清澈湖水，却不能不想起王国维先生的面容和身影。我轻轻地叹息一声，一个风云数百年的朝代，总是以一群强者英武的雄姿开头，而打下最后一个句点的，却常常是一些文质彬彬的凄怨灵魂。”此处的语言表述十分诗化，而其中思考的文化命题却显得十分沉重，由此引出的意味让人咀嚼不已。
其次，作者还让自身的文化人格与表达对象的人文内涵构成一种对话关系，正如作者在一篇文章所表述的，“我发现自己特别想去的地方，总是古代文化和文人留下较深脚印的所在，说明我心底的山水并不完全是自然山水而是一种‘人文山水’。这是中国历史文化的悠久魅力和它对我的长期熏染造成的，要摆脱也摆脱不了。每到一个地方，总有一种沉重的历史气压罩住我的全身，使我无端地感动，无端地喟叹。”②对于避暑山庄这样一个人文景观而言，“历史气压”想必更为沉重，也需要作者具有更加强健的文化人格，否则很难与之对话。从全文的整体效果来看，作者作为一位现代知识分子的文化人格，完全具备了与这一人文景观对话、周旋的能量。而在另一篇文章里，余秋雨把这种对话、周旋关系说得更为具体：“这种文化游记的成败关键，在于是否把作者自己的文化人格与山水互相厮磨。‘人气’不重的游记，罗列文化知识再多，也很难出色。个人和山水周旋，从而产生人格比照。这样，山水便真正热闹起来了，文章也有了生气、变得大气。”③具体到《一个王朝的背影》这个文本，与作者文化人格相互厮磨的，不是自然山水，而是王朝历史中一些最为生动的细节。不过其中蕴涵的文化意味是一致的。
总之，《一个王朝的背影》不仅是余秋雨“文化散文”的代表作，也是研究当代汉语散文的一个重要文本。
作者系文学博士，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现代汉诗及文学教育研究
（责任编辑：吕晓东）
E-mail：lvxiaodong8181@163.com
① 孙绍振：《余秋雨：从审美到审智的“断桥”——论余秋雨在中国当代散文史上的地位》，《当代作家评论》2000年第6期。
②余秋雨：《文化苦旅•自序》，知识出版社，1992年版。
③余秋雨：《访谈录（一）——关于散文》，见《文明的碎片》，春风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