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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难中的自我超越
作者：冯植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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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理由】
杨绛此文打破了17年散文刻板做作毫无个性的桎梏，用幽默、含蓄的语言关注身边的琐事和小事，充满温情的表现不仅仅是对污浊时事的绝妙讽刺更是对权力话语的全面颠覆并开创了散文创作的崭新天地。同时她的叙述平静而从容，情感内敛而澹定，充分表现了一个知识分子超越苦难的良知和独立审慎的禀性。
有人称杨绛为“大陆近几十年来出色的女散文家”，此说毫不过誉。早在上世纪40年代就以《称心如意》《弄巧成拙》而享誉上海滩的她在“文革”之后凭借《干校六记》中形成的幽默、含蓄而略显温馨的散文风格与钱钟书的尖刻相映成趣；另一方面，面对人生的巨大苦痛，劫后余生的人们更多的是采取了坚定的批判和毫不留情的讥讽态度，来表达对十年浩劫中扭曲、变形、冷漠的人性的控诉，与之相反的是，杨绛采用其独有的淡泊与睿智、宁静与坚韧，向世人展现了另眼看世事的另一种风格。这两点在整个80年代初期的散文创作的背景的对比映衬下更显得光芒四射，我们有理由认为，一部《干校六记》宣告了流行一时的沉闷刻板的抒情散文固定模式的消亡。
平静源自于作者情感的节制与内敛。“文革”的遭遇让大多数人陷于无奈的境地，生活上一连串的重大打击足以让任何人疯狂，但是，生活的重压在活着的前提下却必须以另外一种方式进行疏导，当喧嚣与闹腾无力改变现状时，节制与内敛就成了杨绛消解重压的独门密器。毫无疑问，作者是不讨厌小趋的，当阿香满面忸怩地告诉“我”小趋在厕所里偷粪吃时，作者就不以为然，公开为小趋的偷粪行为辩护：“村子里的狗，哪一只不吃屎！”甚至把几千年来人们所熟知的狗吃屎的习惯上升到生存的高度：“小趋偷食，只不过是解决自己的活命问题罢了”，还义正词严地反问道“假如猪狗是不洁的动物，蔬菜是清洁的植物吗？蔬菜是吃了什么长大的？素食的先生们大概没有理会”。如果说这种辩护只是出于理性的分析，还不足以判断作者对小趋的态度的话，后面在确定小趋的偷粪属于正常的生物行为的基础上，通人性且善于讨好众人的小趋自然就升格为“可爱”，乃至将其与同事的宝贝孙子相提并论，就非常明显地展现了作者的情感倾向。至于小趋对自己的依恋，“我感它相念，无以为报，常攒些骨头之类的东西喂它，表示点儿意思”，就等于敞开了自己喜欢小趋的内心。在当时的条件下，最好的关照也许不是爱抚，而是食物，从不多的食物里给小趋攒下口粮，这恰恰代表着作者对小趋的最高礼遇和最炽热的情感。最后因为搬家要离开而不得不将小趋留给解放军，最终给自己留下了遗憾，并时常念叨着“小趋不知怎样了？”但就是这样一条普普通通来自穷乡僻壤、陪伴作者度过许多艰难岁月的让人牵挂的小狗，作者却并没有表露出更多的热情，这种喜爱自始至终都还带着若即若离的态度，甚至直言不讳地说，“有人以为狗只是资产阶级夫人小姐的玩物。所以我待小趋向来只是淡淡的，从不爱抚它”，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是特定的历史环境所带来的条件反射，女婿死于非命、夫妻下放农村……这些历史造就的悲剧任谁也是无法忍受的，又怎么会让一只“资产阶级夫人小姐的玩物”给自己和家人带来可能的不可预知的苦难呢？但我们透过文字可以发现，作者平静的行为下蕴含着的恰恰是一种极为克制内敛的情感，这是作者的过人之处。塞米利安认为“不受节制的激情只是激情而已，而有所节制的激情才是天才写作的技巧就是节制和适度”。作者的节制带来了审美的距离感，一如她永远不外露的对小趋的感情。经历过种种苦难的杨绛，在苦难中学会了把自己的情感客观化，并将自己置身于旁观者的位置上，将世事炎凉、生离死别用平静和澹定的笔调娓娓倾吐，这不仅仅是阅尽人世的通达，更是无力反抗现实而寻求精神解脱的知识分子的写照。也只有如此，我们才能读懂文章中大家一起吃狗肉的场景——大家都在品味难得的美味的时候，小趋却“生的熟的都不吃”，当“区诗人说，小趋衔了狗肉，在泥地上扒了个坑，把那块肉埋了”,“我仍然相信那是诗人的创造”。作者的表述确实显得有些突兀，但这“不相信”恰恰说明在大家兴致勃勃地享受狗肉的时候，她还保留着一份难得的清醒，狗是可爱的，但人尚且相互敌视、痛下杀手，狗又怎能比人还具有人性呢？这不是对狗的贬低，恰恰是对人的怀疑。独特的环境使她有理由自觉或不自觉地在内心对一切都保持着独立而谨慎的判断——这是读者的幸事还是作家的悲剧？
平静不是平淡。距离感让作者以平常心看待着生活中的苦痛，也让她能更好地发现苦难生活中点点滴滴的温馨和暖意，即使是大家眼里的杂事琐事，也常常用幽默的语言进行艺术化的处理，这是她对艰难岁月的另一种诠释，她在努力超越苦难的不经意间也为我们开创了一片新的散文天地。这一点很重要，因为70年代散文充满的是颂歌式的抒情，不论是借景抒情还是托物言志，都被政治的光环所笼罩，所言之处皆多夸饰、滥抒情，以至于形成了“三驾马车”式固定的抒情样本，散文与政治的结缘极大地限制了真情的表达和个性的显露，乃至走入了死胡同。所以从某种层面上说杨绛的文学意义之一就是对70年代散文的颠覆和重塑的开始。她所关注的不是大的政治事件，也无关宏大的历史主旨，而是把目光投向了家常生活，即使是吃喝拉撒这种生活的常态也将之纳入散文的视域，从而获得一种俗事的雅化，真正达到了雅俗相融的效果。这是对模式化散文的消解，也是对“五四”时期的幽默散文的继承与发展。
小趋不过是一只普普通通的小狗，但在污浊的时代背景下，它的出现却显得弥足珍贵。这种认识不是个体的，而是“受难”群体的共性体现。“我们”都愿意把为数不多的口粮省下给小趋，开始是白面馒头，被“训了一顿”以后，就用白薯块，总之，条件再艰苦，食物再困难，也难不倒大家对小趋的关爱，“争把自己的饭食喂它”。连作者的夫君钱锺书也带来估计也是积攒下来的“带毛的硬肉皮或带筋的骨头”，甚至还有捡来的“臭蛋”——这在当时对一只小狗而言估计已是难得的食物美味了，“连吃带舔，蛋壳也一屑不剩”。人们的如此用心，“爱而怜之”，难道仅仅是因为小趋“见了熟人就跟随不舍”，“走路滚呀滚的动人怜爱”吗？显然不是！小趋的出现，是极具象征意义的，它其实是弥补了人们长期冰冷无情的政治斗争中缺失的温情真空，以至于人们对小趋的一切都是那么在意和上心。“我”可以和小趋共同分享不多的晚餐，“舀一匙饭和莱倒在自己嘴里，再舀一匙倒在纸上，送与小趋”；可以无惧面对两只“猛狗”；还有人特意“买了一碗面请小趋吃”，疯狂年代里的隐约闪现的这种人性之美是多么的温馨可贵，让人们在无力支配的残酷凶险的政治运动中增加了一丝丝暖意，给自己、也给周围善良的人们带来些许温情的星光。在文章中，作者甚至不厌其烦地认真叙述了保护小趋的前前后后：原本是胆小的“不敢从东屋走到西屋”的“我”，每次回“中心点”的时候都得小心面对“对小趋都有爱慕之意”的两只猛狗的伏击，除了大声的“喝退”，“我”还“蓄意结识”了这两只大狗，“见了它们总招呼”，“学着老乡的声调”，偶尔还喂些吃的给它们。即便是吃饭这样的小事，作者也一本正经煞有介事地进行认真的叙述，“我得把饭碗一手高高擎起”“不然它就不客气要来舔我的碗匙了”、“我们这样分享了晚餐”，充满生活情趣的场面和轻松幽默的话语丝毫没有让人觉察到背后的酸楚。正是作者对这种俗事、小事的大量饶有兴趣的叙述，最大限度地疏离了政治空间和运动话语，也将单调、冰冷、艰苦的下放生活以一种温暖的方式给予展现，这是多大的反差！经历了无数的磨难、现实世界中自认为“软弱可欺”的作者居然为了一只不知来源的“公家”的小狗在另外的一个场合展现了自己的刚强、坚韧甚至是机智的一面，其良苦用心以及由此体现出来的善良底色着实令人感动。当然，文章不可能完全离开时下宏大的话语背景，作者有时也会冷不丁加上一两笔，以一种调侃的口吻俯看四周，思索世事。“默存大概一辈子也没受到这么热烈的欢迎”“是狗有人性呢？还是人有狗样儿？或者小娃娃不论是人是狗，都有相似处？”“我大约没让它们看透我多么软弱可欺”“‘三反’中整个人彻底变了，忽然不再怕什么鬼”，这些句子在引起人们含蓄理解、略带心酸的同时，产生出一种幽默感，可是再加上作者这样冷静的叙述，又让人体会到一种时代的荒诞感以及文字背后隐藏着的深刻蕴意和思考。至于文章的结尾，夫妇之间的对话，与其说是对小趋未来生活的无奈和担忧，不如说是一对饱经风霜的老人对人世沧桑炎凉的理解与感慨。
作者系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
（责任编辑：吕晓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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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李林荣：《嬗变的文体：社会历史景深中的中国现当代散文》，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
[2]苗祎：《杨绛对散文的独特贡献》，《河南社会科学》，2002年第7期。
[3]王澄霞：《清幽独放的艺术奇葩――杨绛散文创作论》，《扬州大学学报》，1997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