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1期
阴差阳错的“情”回光返照的“爱”
作者：何希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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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至今日，尽管已有不少学者认为《过去》是郁达夫小说的上乘之作，然而，比起郁达夫20世纪20年代初那些惊世骇俗的成名作如《沉沦》《南迁》《茫茫夜》和20世纪30年代初抵达艺术佳境的《迟桂花》等小说来，《过去》一再受到阅读与研究的冷落，数十年来的文学史或基本不叙《过去》，或仅将其作为郁达夫小说创作历程中的一个自然环节，或只略加点缀地说它技术更为圆熟云云。总之，除了专力于中国现代文学的教学和研究者以外，《过去》似乎就要从读者的眼中过去了！我想，一种文学现象、一个作家和一部作品长期受到冷落，这其中可能有两种情况：一是这种文学现象、这个作家和这部作品本身在文学史的汰劣存优中经不起文学史家和读者严肃认真的价值考量，其阅读和研究的意义已随岁月俱逝；二是这种文学现象、这个作家和这部作品本身的魅力和价值意义受到了某种难以改变的惯性思维的遮蔽，从而使我们很难在返回对它的真实感受之中做出设身处地的价值评判。我认为，就《过去》而言，它在著名小说家郁达夫的小说创作中至今不甚著名的原因大抵属于第二种情况。作为一个从事中国现代文学教学和研究的读者，《过去》是我多年来反复阅读而至今眷怀的一个小说文本。诚然，就自我情绪一览无余的宣泄、个人意识的大胆张扬乃至突破传统小说结构艺术规范的力度而言，《过去》远不及前期的《沉沦》；就小说引人入胜的意境营造和沁人心脾的诗意渲染而言，《过去》也不及后期的《迟桂花》。但我认为，作为郁达夫特定人生阶段和特定艺术阶段的用心之作，评价《过去》既不能只用《沉沦》时期的标准，也不能只用《迟桂花》时期的标准，《过去》至少从以下几个方面在郁达夫整个小说创作中显示着不可替代的独特意义。
一、作家人生变迁的艺术见证
郁达夫前期作品中的一些人物形象大都具有“老人般的理智，青年般的感情，和小孩子程度的意志”，这意味着这些人物的理智、感情、意志三种心理要素处在一种严重的失衡状态。其实，只要考虑到郁达夫早期小说明确的自叙传性质，这种情感的失控和心理的失衡何尝又不是作家自己的写照呢？众所周知，郁达夫是一位具有诗人气质的天才，也是一位命运坎坷的奇人。重于情感而弱于意志的生命素质决定了他很难恒久不变地守望着一个确定的人生目标，情感的过度倾泻很可能就隐伏着情感的极度疲软，曾经坚守的东西很可能就为后来所放弃，曾经不甚关心的事情或许就是后来特别牵肠挂肚的事情。在《沉沦》时期，20多岁的郁达夫是怀着童年般的幻梦走进人生的，虽然幼年时期经历了家道中落和父亲早逝的惨变，但幼子的地位、母亲的慈爱、兄长的关照，兼以从小的体弱多病等因素都延长了郁达夫的童年经验，使他具有和同样经历了家道中落、父亲早逝的鲁迅迥然不同的心理情感素质。所以，郁达夫是带着孩子般柔弱的心灵进入《沉沦》期的艺术表达的。然而，这种心理情感素质是难以承担频繁袭来的人生痛苦的，生命力和性本能一旦受到强制性压抑，他便有了强烈的苦痛和泛滥的感情。正因为如此，他在《沉沦》时期的小说不仅大都具有自我表现和自我暴露的性质，有着强烈的主观抒情色彩，而且泛滥的情绪毫无遮拦地冲击着小说的情节结构，把小说的散文化推进到最高程度。与此同时，其松散无序的结构，其直露肤浅的缺点也成为读者诟病之所在。《过去》写成于1927年1月，在此前后，30岁左右的郁达夫经历了一系列人生嬗变和心灵煎熬：1923年底，郁达夫前往北京谋求发展，“京华旅食，叩了富儿的门，一双白眼，一列白牙，是我的酬报”，“在北方污浊的人海里，游泳了两三年”，而所得的结果不过是一个无聊①。1925年，郁达夫因曾为北大同仁、后任国立武昌师范大学校长石瑛的关系，就任该校文科教授。然而好景不长，该校人事纠纷复杂，兼以军政当局的介入，就连校长本人也难以立足，郁达夫只在该校呆了一个学期便被排挤出来。1926年，郁达夫本想借南下广州之机，将满怀的热情与悲愤投入到革命中去，但所见所闻，除了阴谋诡计就是卑鄙污浊，只得于年底退回上海。也就在这年6月，他不满四岁的龙儿夭折，当他匆匆从南方返回，见到的只是活泼可爱的儿子的一座小小的坟堆②。1927年初，他与王映霞的相遇无疑给他带来了一次美好而温馨的心理情感体验，但那已经是写这篇小说之后的事情了。此时的郁达夫经历了此前从未有过的落寞、苦闷与无聊！早年的童真幻梦以及由此而来的对人生热烈辉煌的心灵向往，已逐渐被中年的沉静与务实所淡化，甚至过去那种曾经峻急而泛滥的愤世嫉俗情绪也顿失了青春时期的力度。虽然20世纪30年代投射于《东梓关》《瓢儿和尚》《迟桂花》等小说中的向往隐逸情趣在此时尚未露出端倪，但追求宁静、轻松、舒缓、从容乃是郁达夫此期的心理现实。所以《过去》不仅没有了《沉沦》时期激烈狂放的感情奔泻，其情绪节奏也一改《沉沦》等小说急风暴雨般的大笔书写，而且主人公李白时也平添了此前小说人物所没有的沧桑困顿之感。至于李白时与陈家四姐妹的交往，特别是与老二、老三起落沉浮的情感纠葛，小说借李白时之口娓娓道来，并采用时而倒叙、时而分段切割的叙事策略，不紧不慢地吊住读者的胃口。因此在《过去》中，既有满足中国读者审美惯性且极富戏剧性的故事情节，也有浓郁但显得舒缓纡徐的心理情绪流动。此时我们如果带着读《沉沦》的既有审美感受走进《过去》的艺术世界，就不大容易见到我们所熟悉的郁达夫的身影，这是因为人到中年的郁达夫在心理情绪变奏的同时也带来了审美变奏。早在20世纪30年代，日本著名的中国现代文学专家竹内好先生就敏锐地注意到郁达夫小说的这种审美变奏，并且给予了高度评价。竹内好认为，《过去》标志着郁达夫从“诗人”到“作家”的发展，他说：“在《过去》，郁达夫正确描写相互对立的两个女性。在这里完全消失了喊叫和说明性描写，而客观的性格描写获得成功。作为苦闷诗人的他消失了，重新诞生了作为小说家的郁达夫。从这点来讲，以《过去》为转折点，此后到现在的他的作品可以跟《过去》以前相区别。”③如果说郁达夫在20年代初归国后所写的《春风沉醉的晚上》《薄奠》等小说，在向着客观写实微转中还交织着《沉沦》的自我抒情，那么，《过去》则标志着客观写实已走向老到和成熟，它在郁达夫整个小说创作历程中的意义是不容低估的。
二、两性情感体验中的哲理升华
小说的主人公李白时是一个报馆的小编辑，他无疑还是郁达夫笔下惯有的那种多少有些穷愁潦倒的文人，但他的情感经历却充满着郁达夫其他作品少有的传奇性和戏剧性。他和房东四姐妹都有交往，但老大早已嫁人，老四尚属少不更事，他的交往范围只更多在老二和老三之间。老二活泼放达，老三显得阴郁内向，李白时就狂热地追求老二，任凭老二的戏谑玩弄，他也痴心不改。而默默地深爱着李白时的老三，却被李白时一再忽略。这种为局内之人难以觉知的情感错位，是无法在有了残酷的结局之前得到矫正的。当李白时在一种随便而至于随意、热情而至于放纵的两性体验中认定老二非他莫属的时候，当他为此而极尽谦卑屈就之能事，甚至于不惜以身体和心灵的自虐讨好对方的时候，他对于自己那过高期待值的破灭是不可能有足够的心理准备的。所以，当老二突然宣布同一个来自北京的大学生订婚后，李白时心中的天空垮塌了，极度的痛苦壅塞了他情有独钟的心灵，任凭老三的百般体贴和柔情抚慰，老二的影子还顽固地占据着他的情感领地，真爱着李白时的老三再一次被他忽略甚至拒绝了！如果小说就此画上句号，也不失为一个完整而颇有些波澜的故事，但它也实在还是一个平淡无奇的失恋故事。郁达夫的高人一等，在于他充分调动了自己的中年人生资源，把人的情感履历中可能发生的偶然性奇遇召唤到他的笔下，不仅平添了小说的戏剧性和传奇色彩，而且进一步拓展了人生视界，丰富了读者的审美想象空间。李白时不会想到，读者也不会想到，事过三年之后，在李白时因为患了呼吸器病辗转到M港市疗养期间，竟不期而然地奇遇了丧偶新寡的老三。邂逅重逢的惊喜暂时冲走了彼此的尴尬，使他们虽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但各自又都在不自觉地做着重拾旧情的努力。然而，不论是李白时还是老三，他们都再难唤回未经情感折磨之前的那份激情和狂放。他们都在心里痛悔过去那种阴差阳错的情感格局，但骤然降临到他们身边的这种“爱”已经没有了初涉爱河的碰撞力度，命运的摆布和岁月的冲洗已使它现出回光返照的暮色。在初遇之后的多次交往中，过去的心理障碍越来越倔强地横亘在各自的心头，他们虽经百般努力也再难唤回彼此相爱的情绪了！涛声依旧，逝水难回，过去了的就这样永远地过去了。倘若我们只在纯理智层面看待问题，既然一切都已经过去，又何苦还要去忍吞和品咂过去的苦酒呢？但人的心理就是如此的微妙，很多事情明知终难如愿，却一辈子缠绵在心头，至死不甘！“问世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人到中年的郁达夫更能洞悉人的情感世界，更能体察人的复杂心理，这使他的小说在写尽了人物情感的微波细澜和心灵衷曲的同时，也超越了小说所设定的具体时空范畴和具体的人事纠葛，从而抽绎出促人遐思、发人悠想的人生哲理：人们总是容易被现象的花絮所眩惑，而狂热地追求对自己毫无用处的东西，并且常于不经意之间一再忽略了最为珍贵的东西，待到时过境迁，对自己最有价值的东西早已不属于自己了，它永久性地改变了人们的生存格局，在人们心头留下了无可挽回的人生遗憾。我想，郁达夫在一个看似平淡无奇的失恋故事中寄寓了如此深沉的人生慨叹，甚至沟通了人生经验的通感，这样的哲理意味所覆盖的不仅仅是情爱空间，更是整个的人生领域。从而成为郁达夫小说中最具人生哲理意味的作品。进入20世纪30年代，郁达夫的《东梓关》《瓢儿和尚》等小说也渗透着明显的哲理意味，但难免传统道家出世思想和佛家厌世思想的简单因袭，或透露着名利如云、仕途之险、人生如苦海之类的平庸哲理，远不及《过去》中的哲理来得自然生动，来得撞击人心，来得令人有醍醐灌顶之感。即使是与《过去》同年创作的《迷羊》和写于20世纪30年代中期的《唯命论者》等着意写人生哲学的小说，也远不及《过去》更有浓郁的哲理意味。看来，《过去》的哲理表达在郁达夫整个小说创作流程中实在无出其右者。于是，我想起了风行于上世纪90年代的一首歌曲——《涛声依旧》，它由陈小奇作词作曲，经毛宁唱红大江南北，其间传达出的邂逅重逢的人生体验在很大程度上与《过去》形成异曲同工之妙。然而它整首袭用了唐人张继《枫桥夜泊》一诗的意象，不似《过去》纯属原创，但《涛声依旧》理所当然地广收名利，占尽风光；而《过去》则至今未必合理地瑰宝蒙尘，知音寥寥，其间的文化错位难道还不值得我们深思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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