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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阳节里的风流吟唱
作者：范 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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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唐时期，孟浩然是第一个用心思写山水诗的诗人，因其人品高洁和诗风渊醇，深得时人赞赏和倾慕，将其与王维并称为“王孟”。
孟浩然爱菊。他的田园诗中涉及到菊花的有五首，《过故人庄》就是其中最为著名的，也最能体现孟浩然的隐逸情怀。《过故人庄》是孟浩然隐居鹿门山时到一位山村友人家做客所写：
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
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
开筵面场圃，把酒话桑麻。
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
全诗描绘了在盛唐安定繁荣的历史社会环境背景下，那种恬淡自然的山村风光和平静安适的田园生活，语言清新朴实，意境鲜明深远，富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和时代特征，充满了和谐自然的生态之美，是自唐代以来田园诗中的佳作。
全诗从应邀写起，点出是受“故人”相邀，间接地说明自己不是第一次前往做客了。“故人”是谁？作者没有说明，虽曰“田家”，但应该是和他情趣相投之人，至少也是他愿意接近或亲近之人。既是故人相邀，欢愉之情也就自然向外流露出来，赴约路上所见的绿树环绕、青山横斜这种自然之景，就变得格外亲切宜人，让人仿佛在欣赏一幅清淡水墨画。面对菜圃场院，与故人把酒谈论稼穑之事，共同感受着生活的快乐和诗意。
菊花无疑是《过故人庄》的灵魂。和梅、兰、竹一样，菊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也有着特殊象征意味。因为它有百花凋谢时傲然独放，花期过后败而不落的精神，故而被中国诗人赋予了临霜绽放、清操独标的品格。它的这种独特品性，在文人笔下被赋予了广泛而深远的象征意义，显得更为人性化，因而也就成为了中国文人人格和气节的写照，故自屈原“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它就不断地被中国文人热情地歌颂着，例如，李世民（“阶兰凝暑霜，岸菊照晨光”）、李白（“携壶酌流霞，搴菊泛寒荣”）、黄巢（“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王安石（“黄昏风雨打园林，残菊飘零满地金”）、晏殊（“槛菊愁烟兰泣露”）、李清照（“人比黄花瘦”）、文天祥（“落叶何心定流水，黄花无主更西风”）、朱元璋（“忽与西风战一场，满身披上黄金甲”）、曹雪芹（“孤标傲世偕谁隐？一样开花为底迟？”）等人，因境遇和身份的不同，对菊花寄予了各各不同的情思，使得菊花之执著、清傲的形象和品格更为美好、丰富，而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则使菊花具有了隐者的超脱和人的灵性。
在孟浩然的《过故人庄》中，菊花的出现是在非常自然的状态下发生的，看似只是一种自然的故人之间约定，好似和咏菊无关，可如果看看历史中真实的孟浩然，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当中那含而不露的咏菊意味了。孟浩然四十岁进长安，应进士不第，后又因“不才明主弃”（《岁末归南山》）触怒玄宗，以至终生仕途黯淡，平生抱负难酬，于是他便将兴趣彻底转向山水之间，后虽入了张九龄的幕府，或许因为此非其志所在，时日不长就又飘然而去了。纵观孟的一生经历，虽初有入世之愿，但最终彻底走上了出世之路，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隐者。也正因为他的这番经历，使得他的许多诗作充满了孤清的意味，如“乡泪客中尽，孤帆天际看。迷津欲有问，平海夕漫漫”（《早寒江上有怀》），“山暝听猿愁，沧江急夜流。风鸣两岸叶，月照一孤舟”（《宿桐庐江寄广陵旧游》），正像林庚先生在《中国文学史》所说的那样，这些诗作为唐朝这一“男性的文艺时代”增添了“静远清越”的景象。
试想，孟浩然如果是一个公务繁忙的仕途上志得意满的人，他还能做“就菊花”的清雅诗人吗？似乎是不大可能的，因为权力多多少少总是会破坏诗境的清雅的。例如，与他并称的王维官至尚书右丞，在其半官半隐的一生中，虽然也写了菊花，但在《奉和圣制重阳节宰臣及群官上寿应制》等诗作中，菊花只不过是颂上的道具罢了：“四海方无事，三秋大有年。百生无此日，万寿愿齐天。芍药和金鼎，茱萸插玳筵。玉堂开右个，天乐动宫悬。御柳疏秋景，城鸦拂曙烟。无穷菊花节，长奉柏梁篇。”这里的菊花沾满了金玉富贵之气，并无多少隐逸清傲的气质。当然，不同的社会地位和人生境遇决定了诗人对菊的不同态度。和许多咏菊之人相较，王维一生没有遭受过政治上的打击，即便是身陷安禄山叛军阵营，被署以伪官，以至于坏了平生清誉，但那也是局势使然，而非构陷意义上的政治迫害或政治失意，后虽因此而被朝廷定罪，最终还是重新得到了唐肃宗的重用。
反观孟浩然，则因一句“不才明主弃”导致了政治生命的实质终结，这对其充满远大抱负的政治理想的打击，无疑是惨重的，故面对韩朝宗帮他延誉之善举，张九龄请他入幕之善意，已经无法再激起他的政治兴趣了。也正是因为这种政治上的打击，才使孟浩然不同于王维，成为真正的隐逸之人，其隐逸思想是以一种彻底生活化的方式，自然而然体现出来的，更是一种神形兼备，内外统一的物我（菊我）两合、物我（菊我）不分境界。所以，在《过故人庄》中，不加雕饰地流露出“就菊花”，也就显得异常恬淡自然和不露痕迹了。当然，这里并不是以“菊”来定王、孟二人诗品的优劣，只是就“菊”而论两者不同之根源。
从隐者的定义出发，孟浩然和陶渊明无疑都是神如菊花的，但二者之间的区别却也显而易见。陶的诗多外露清寒之姿，内含清苦之意，虽自然，终有不平无奈，读来总给人以隐痛和惆怅的感觉，透出魏晋时期凄怆的气息。陶诗之所以如此，那是朝政时局的黑暗和自身政治理想相矛盾造成的。先是因门阀制度形成的不平等，让他受人歧视，以致不堪为吏，后又分别受惑于桓玄、刘裕，让他彻底对当时的政治绝望，故而在“怅恨独策还，崎岖历榛曲”（《归园田居》其五）后，产生了“山涧清且浅，遇以濯吾足”（同上）的轻松，进而产生了“漉我新熟酒，只鸡招近局。日入室中暗，荆薪代明烛。欢来苦夕短，已复至天旭”（同上）的欢愉。但无论是轻松也罢，欢愉也罢，其底色毕竟是 “怅恨”。
而孟浩然的诗，则让人能感受到一种从容不迫、大度自然、恬淡祥和的盛唐气象。在孟诗中常多“为多山水乐，频作泛舟行”（《经七里滩》）、“北山白云里，隐者自怡悦……何当载酒来，共醉重阳节”（《秋登南山寄张五》）的欢娱。同时山水田园诗，为什么会有这种内在的区别？其根本原因在于时代的差异性。林庚先生精辟地分析了其中的原因：“六朝人的生活是隽永的，唐人的生活是活泼的。前者是深刻，后者正是浪漫与健康。”正是这种差异性，造就了陶、孟之间的本质区别。另一个原因在于二人生活质量上的差别。陶渊明的生活无疑是清贫的，故有《咏贫士七首》之叹和《乞食》之悲。他虽说“岂不实辛苦，所惧非饥寒”（《咏贫士七首•其五》），但正是因为“倾壶绝馀沥，闚灶不见烟”（《咏贫士七首•其二》）、“弊襟不掩肘，藜羹常乏斟”（《咏贫士七首•其三》）、“刍槁有常温，采莒足朝餐”（《咏贫士七首•其五》）的极度贫穷生活状态，才有了“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乞食》）的彷徨，以及“年饥感仁妻，泣涕向我流。丈夫虽有志，固为儿女忧”（《咏贫士七首•其七》）的凄怆的儿女情长。而孟浩然的生活则是不用煎熬于肚子的问题，在他的一些诗中，我们可以听到牢骚和愤懑，但绝无饥寒之哀和“一旦寿命尽，弊服仍不周”（《咏贫士七首•其四》）的凄惨。总之，虽然二者都是因政治的失意而彻底地走上隐逸之路，二者诗的风格在许多地方也有相似之处，但他们对菊花的爱是不一样的：前者爱得深沉，后者爱得从容，前者是“道”的追求和维护，后者则是生活化的自然意兴的表达。
当菊花因陶渊明而成为隐者的象征时，它也就成为魏晋风度的一个重要符号和标志。毫无疑问，孟浩然是非常欣赏陶渊明及魏晋风度的。因欣赏陶渊明，故有“尝读高士传，最嘉陶征君”（《仲夏归汉南园寄京邑》）之表白；因欣赏魏晋风度，故在其诗中就透出了“法侣欣相逢，清谈晓不寐”（《录香山湛上人》）、“谁采篱下菊，应闲池上楼。宜城多美酒，归与葛强游”（《九日怀襄阳》）、“且乐杯中酒，谁论世上名”（《自洛之越》）、“愿言解缨绂，从此去烦恼。高步凌四明，玄踪得三老。纷吾远游意，学彼长生道。日夕望三山，云涛空浩浩”（《宿天台桐柏观》）之魏晋风韵。就其人格而言，李白《赠孟浩然》一诗对孟浩然人格气度的评价，无疑是当时人和后来人的共识。
孟浩然在诗歌创作中惯用的“兴象”手法，使诗人的情感世界和人格精神经过物化后，达到物我不分、物我一体的融合，这种融合让其作品的表述显得更加自然，这种自然因体现在生活化上，也就更加富有生活的气息和生命的活力，这也标志着魏晋风度，已从魏晋时期的感性偏多走向了盛唐时期的理性和感性的统一。就如同闻一多在《说唐诗》中评价的那样：“孟浩然可以说是能在生活与诗两方面足以与魏晋人抗衡的唯一的人。他的成分是《世说新语》式的人格加上盛唐诗人的风度。”旨哉斯论！在重阳日，从菊花那清雅的形象里，我们可以感受到一个诗人的气度，可以看到一个风流而高华的孟浩然！
作者系安康学院《安康学院报》执行编辑，陕西师范大学在读研究生
（责任编辑：古卫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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