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1期
四两怎能拨千斤
作者：陈仲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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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理由】
《车过黄河》一问世，便遭到不少质疑。因为其时（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现代主义文学一路看好，文学现代性的正面效果受到拥泵，多数人对后现代十分陌生。笔者当时对这样的“非诗”是给予肯定的，是把它当作大陆后现代诗一个重要风信球。后现代诗普遍带着去中心、平面化、反权威、反崇高等特点，在这首诗里表现得十分明显，它对中国传统文化固有的价值体系发出叛逆之声，破天荒采用了一个十分轻佻、下贱的手段——一次正常而又蓄谋已久的撒尿动作，从而将国人心目中的历史文化“朝拜仪式”，端了个“底朝天”。 轻快、率性、反讽，不经意间轻轻一抖，便产生了四两拨千斤的颠覆效果，瓦解了多年来天经地义的“本质主义”思维惯性，亵渎了长期以来对“庞然大物”的神话。伊沙将诗歌的文化想象拉回到庸常的俗物俗事上来，恢复了身体的日常性，打开了“另类”的文化想象路径。
在国人知识谱系和思维运转中，黄河满载着非凡的历史文化重量。作为“发祥地”，它是中国的母亲河，五千年文明的源头；作为原型意象，它深深楔入集体无意识，成为民族的象征，中国人安身立命的寄托。从幼儿到暮年，我们一直被历史文献、教科书、舆论、文化传播牵引着、规定着。同时黄河不断被意识形态化的巨大“意义”填充着、膨胀着、增值着，继续成为现代不可更变的威权与图腾，人们从不敢有丝毫的怀疑或不敬。在此之前,人们对黄河的歌咏，都带有鲜明的国家形象和强烈自信，如“太阳的光辉交映着我的骄傲的黄河”、“我胸中汹涌而来的绿草和黄金 /我炎帝的龙袍黄帝的内经”。对黄河敬仰崇拜，早已牢固在我们的潜意识里。所以每经黄河，人们多半要怀着感恩之情，重温民族文明史，追忆丰功伟绩，虽然比不上“麦加”朝圣的隆重，心理上却是一致的。
然而，本诗作者狗胆包天，在这样一个神圣“仪式”来临面前，竟敢与众人决裂——选择如厕:“列车正经过黄河/我正在厕所小便。”解手就解手呗，却佯作自我忏悔：“我深知这不该。”好像颇多内疚，其实表面是检讨（且十分虔诚），用意是虚晃一枪，用自搧自己耳光作为“幌子”，进行“该”的抵赖，骨子里一开始就流露出对“五千年”的轻慢与不屑。
本来，理应顺从集体无意识，坐在窗前，与众人一起做“眺望”状。眺望，隐含着文化的朝拜，当然包括一系列相关动作，比如拍照留念、比如沉思畅想，乃至引吭放歌什么的。至少也要像个诗人样，“左手叉腰 ，右手做眉檐”——作者用明显的反讽笔触，嘲讽了与黄河构成对应的“诗人”“伟人”形象，原来都处于“同构”性的模子里。
在类似同构性的社会文化结构中，人们的确无法摆脱同一性思维和同一性话语，必然地，要“想点河上的事情/或历史的陈账”，问题倒不在于“想想”，问题的严重性在于，长期来在威权主义笼罩下的“同质性思维”，已经和继续制造了多少愚昧、麻木和僵化！
好了，作者要开始反击了。“我在厕所里/时间很长/现在这时间属于我/我等了一天一夜”。这几句，着实暴露伊杀手天机，原来，此举已蓄谋良久——等了一天一夜。为何24小时中，早不早晚不晚，偏偏选择这一“特定”时段？偶然、凑巧？恰恰证明作者，是有意将“小便”这一生理排泄，与黄河这条伟大河流联系在一起的，并且进行戏谑的“较量”：五千年历史与一分钟时间，百公里长度与几十厘米距离。“较量”结果，是一个令人惊讶的结论：“只一泡尿功夫/黄河已经流远。”短短的一瞬间， 那些人为的、强加给黄河的规定、内涵、意义，那些无限扩张的黄河的光环，那些添充的形形色色的伟大“本质”，那些辉煌的神话，在作者心里，不过如眼前这一小段细细的“抛物线”，轻而短，虚而飘，迅速地消逝了。
设若退后几步说，这不是一次蓄意的思想出击，而真的是一次凑巧的自然排放，也有其不可小觑的意义。因为黄河再怎么神圣，也不能压制眼下最紧迫的现实问题。还有什么比解套来得更急切重要的呢？别小看只是一次憋不住的解放，那可是属于“吃喝拉撒”——伟大生命不容忽视的一部分。从尊重身体、尊重生命这一角度上，我们看到该诗的努力：恢复了“渺小”个人与“伟大”河流——的普通且重要的身体关系，那是对等的、平行的、日常性的关系。黄河奔流与小便流淌并没有什么两样。被意识形态化了的等级关系，在此遭遇了一次“伏击”。
诗人用漫不经心的语调，“还原”了一个“庞然大物”的自然属性：黄河，不过是一条黄色的混有大量泥沙的河；黄河，不过是“一泡尿”的扩大化。从而消解了深深覆盖在人们心头上的——历史与文化共谋的话语“包袱”。当颠覆走向极端时，是残酷、阴毒的，但由于用得自然机巧，带有一种不动声色、发泄后的微妙快感；也由于避开金刚怒目式的呐喊，以属性上相似的流泻“动作”，和颜悦色地“撬翻”了原来威严崇高的对象。一眨眼功夫，教古老的黄河瞬间“改道”，可谓四两拨千斤，是也。
解构主义大师、号称思想流浪汉的德里达，曾多次站在《立场》上说：解构最要做的是，在特定的时机中颠覆等级系列。解构是彻底的怀疑主义，它要摧毁本质、否定终极、瓦解历史、削平价值，推翻永恒的东西，在语言的嬉戏中还原事物的本样。
伊沙把小便、厕所这些非诗的东西戏谑性地带入诗的殿堂，如果处理不当，势必要吞下恶俗恶搞的苦果。其成功，在于利用美丑落差极大的两种事物——尿与河流在长度、形态的相似性，进行机智叠合、比拟，轻巧地收割了颠覆之果。
被众人忽略、值得讨论的还有，这首诗蕴涵着一种无痕迹的现代视觉体验。现代性视点不知不觉潜藏在该诗结构中，协助我们重构主体与客体的关系，甚至刷新我们对世界的认知。现代性视点提供时空关系的改变，改变“我”的主体性和黄河的客体性。正因有这样独特的“看”，才有可能出现被改写的“黄河”。在空间上，火车上的众人都陷入静态、近观和主动仰望的视点，黄河无疑成为神圣象征。一直以来，民族文化心理结构就暗藏了一个自下向上“仰望”上游的视角（如“黄河之水天上来”），赞叹、崇拜之情溢于言表。如今“我”过黄河，是自上而下的扫视，完全摆脱从属、屈服、主动追随的位置。空间位置改变，造成文化心理体验上的主从易位。
而火车中的高速运动视点，同时改变了“我”与黄河的时间关系。黄河仅呈现为窗玻璃外光影的交织。它作为一种影象，存在于“我”的意识时间中只是一闪而过。在相对运动原理作用下，黄河和周边固定的树木、电线杆一起“后退”， 迅速成为消逝物。那些附带在其上的文化承载，也就一并在后退的瞬间一 一销匿了。只有在飞驰的交通工具上，才可能产生这样贴身的“错觉”。在此，有限性与永恒性的时间对立关系发生了巨大改写：黄河因急速消退失去永恒而显得滑稽，“我”的尿因持久前进而跨越有限，赢得庄严色彩。
设若换个场景，比如作者是静止的坐在黄河边，由于时空视角过于固定，是断断产生不了那样离奇而自然的“错误”联想（如果有也会有造作生硬之嫌）。火车上的运动视角一旦变成河边上凝固的视角，就势必堵死了那条通向结局的奇妙通道。从发生学的角度讲，这一隐含的、内化了的运动视角所带来的特殊体验，和体验中极为自然且合情合理的“篡改”，保证该诗结尾令人惊悚的“诗眼”，得以成立。这一诗眼（全诗精华）来得水到渠成，自然布设一种隐喻关联，喻指黄河与“我”之排泄物的隐约“混同”，“混同”为颠覆取得必备条件与前提，而所要颠覆的东东又全收藏在背后，所以留下意想不到的张力和联想空间。
伊沙出道几年，便以决绝的方式完成了大陆解构诗学上一个重要标本。比起1982年发难期韩东的《有关大雁塔》，走得更远了。现在，诗歌界到处有人拿着同样小巧的“勃朗宁”手枪，连续“点射”，利用相似的生理现象和生理器官，发动“微型政变”，始作俑者，该算在《车过黄河》头上。
联想最近汶川地震，山东作协常务副主席王某作《江城子》，叩谢主恩：“十三亿人共一哭，纵做鬼，也幸福。”“只盼坟前有屏幕，看奥运，同欢呼”，顿遭千指戳顶，一片哗然。其实这不只是他个人的问题，实质上，是长期以来“体制思维”的必然暴露，是“一统文化”的结果。《车过黄河》，对这种貌似正确，其实流布甚广的残渣思维，所起的冲击作用，应给予充分肯定。后现代诗的深度模式，在诗歌史上，应占一席之地。
有意思的是，当我在课堂上讲解这首诗的时候，约有三分之二的同学持否定态度，当我讲完后，再次举手表决时，发现有三分之一同学倒戈了。
作者系厦门城市大学人文学部教授
（责任编辑：吕晓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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