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1期
成长的焦虑与挣扎
作者：杨四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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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理由】
《中文系》是第三代诗歌，尤其是“莽汉”诗群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诗作之一，出色地表现出了80年代中期思想仍然不够开放，教育机制和体制仍然比较僵硬，而民间要求思想自由的呼声却一浪高过一浪，因此，《中文系》成为那个时代的思想文化发展史的“活化石”。它也就是一代人精神成长的苦涩的见证。同时，它在现代汉诗的语言变革上具有不可模仿和不可替代的价值和意义。它用川东式的现代汉语，那种与幽默天生地粘合在一起的诗性口语，呈现出了一代“诗侠”的行吟景象，语言与内容，诗与思，完美地契合起来了。
李亚伟是上个世纪80年代第三代诗歌里的“莽汉”诗群的最卓越代表，在“消失”了近20年后重新“复出”，成为新世纪诗坛的中坚力量，尤其是他的这首名诗《中文系》更是使李亚伟和“莽汉”牢牢地扎根于现代汉诗的史册，成为现代汉诗新传统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整个上世纪80年代的诗歌环境可以说是新启蒙精神鼓舞下的断裂与倾斜。一开始，虽然出现了重评《草木篇》等寓言诗和讽刺诗以及由极“左”势力发动的对曲有源、叶文福、熊召政等人部分诗作的系列批判，但是全国上下几乎都在着力破除新诗现代化的坚冰，推进国家的现代化进程。紧接着，是朦胧诗的崛起及其引发的论争。到了1985年，民刊《大学生诗报》创刊号上发表了程蔚东的《别了，舒婷北岛》，标志着“第三代”的横空出世。“第三代”依托无以数计的民刊在现代汉诗的场域里逐渐浮出历史地表。他们对“官刊”的不信任是由于官刊对“第三代”及其赖以出世的民刊的排斥所致；所以，我们不能说它是简单的不信任，其实，里面充满了很多的无奈。“第三代”轻官方而重民间，已经成为当下诗人的“主流”，使得“好诗在民间”成为可能；而这一点正是“第三代”的意义之所在。这是中国文学的“五斗米”精神的再现。客观地说，正是由于“第三代”对官方的无视，直接导致官刊质量的下降；这也许是“第三代”始料未及的。也就是说，今天官刊的无足轻重、可有可无，显然与民刊的“策反”有关。从官刊角度讲，“第三代”应该为此承担一些责任。那么，“第三代”当初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这也是“莽汉”出场的历史理由吧。
因为“朦胧诗”已经相当成熟了，有自己的足以传世的代表作，并且具有相当完整的理论体系，还对历史发展构成了实质性的巨大影响。对于更为年轻的一代“莽汉”来讲，的确，这是他们“起来”的巨大压力；就像胡适们当年面对灿烂辉煌的古典诗词那样，要超越它们，只有“尝试”着更换一套语言系统，用白话文写诗，因此，就有了我们今天的新诗。这一批青年必须发起“策反”运动，才能使自己的写作在历史语境中出场。在多元文化价值的碰撞中，在时代大转型中，一代青年，尤其是一代青年诗人处于前所未有的亢奋状态。
这里，我们事先要排除几种误识。首先，一直以来，不少人认为，第三代诗歌包括“莽汉”诗歌是人为“制造”出来的。这是与事实相违背的。这就涉及对两报“大展”与第三代诗歌本身之间关系的认识把握。明确无误的情况是，是先有了铺天盖地的诗人及其油印的诗歌民刊、诗集和诗歌结社，然后才有使其公开而集中亮相的“大展”；而不是它们纯粹就是为“大展”而“诞生”、而存在。因此，那种认为第三代诗歌是为“大展”而进行功利目的的写作是完全错误的，对第三代诗歌及其诗人是粗暴并且是极端不负责任的。其次，现在的文学史几乎众口一词地说，第三代诗歌是诗歌泡沫式的众声喧哗，乃至有的文学史给它们扣上所谓“后现代”的帽子。这也是想当然、不切合实际的。其实，第三代诗歌是在反对已有的僵硬的“文学成规”的前提下，十分注重对文学本质认识及其资源取向认识的“还原”；现象学是其最重要的现代文论武器。也就是说，第三代诗歌并非贬义性质的“行为艺术”；它们为现代汉诗的正面建设献计献策，并且脚踏实地地劳作着。这显然与文学游戏无涉。最后，有人把“大展”当作俯瞰第三代诗歌的唯一平台。这也是有欠缺的。其实，有不少的诗歌群体，其成员内部在对文学的情感认同上是趋向一致的，但是对文学的实质性认知却有明显的差异，所以，他们就不愿以集体的面貌出现在“大展”上，因此，他们就主动放弃参加“大展”；显然，他们也是没有浮出水面的“第三代”。然而，他们一直在默默地为现代汉诗的发展而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他们构成了第三代诗歌发展的一股潜流。那么多诗群通过近十年的积累，在时代大潮的推动下，一下子把自己的才情喷发而出，成就自己文学事业的辉煌。这里又要区分两类情况。有的诗人仅仅像彗星那样一闪而过，很快就从第三代诗歌的天空里消失了，几乎是开端即结束；而有的诗人却像恒星那样，一直运行、闪耀着，一脉相承、流贯始终，如“莽汉”。
李亚伟在《莽汉主义宣言》里说：“捣乱、破坏以至炸毁封闭式或假开放的文化心理结构”，“莽汉们将以男性及其坦然的眼光对现实生活进行大大咧咧地最直接地楔入”，“莽汉们极力避免博学和高深”，“坚持意象的清新，语感的突破，尤重视使情绪在复杂中朝向简明”，“以前所未有的亲切感、平常感及大范围连锁似的幽默感来体现当代人对人类自身生存状态的极度敏感。”这个诗群大有开疆拓土之势。前不久，翟永明还形象地说，不是“豪猪”非“莽汉”。
《中文系》是特定环境里的特定产物，写出了上世纪80年代中国大学生在成长过程里的困惑、苦闷、焦虑与挣扎。有点像丁玲上世纪30年代写的《莎菲女士的日记》，《中文系》也是写处在青春期的大学生“灵与肉”的挣扎，几乎也是用“自传体”的形式喊出了“灵魂的绝叫”，只不过它更多是针对我国现存教育体制以及封建思想流毒的。可喜的是，它并没有彻底的绝望，而且也并非青春的血泪书、忏悔录。上世纪80年代大学中文系是我国政治思想最集中最敏感的反应场域，那时，新旧思想并存，自由与禁锢同在。作为新生“事物”，“莽汉”们是大学中文系里的异类，必然会碰壁，会头破血流，会代价惨重。由于他们不满大学教育体制，不满大学教育方式和教学内容，他们“沉默”地抵抗，因此，他们厌学、逃学，他们“不务正业”地写诗，乃至“道德败坏”地谈女人。他们是一群精神上的流亡者。他们集英雄与泼皮于一身。他们身在人间而心在天堂。他们用喜剧的方式干着极具悲剧意义的事情。《中文系》也就是一首流浪汉的行吟诗。尽管他们标举的是反文化的大旗，但是他们并非文化虚无主义者；他们所反对的是非理性化的、戕害心灵的封建思想。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中文系》是一首以反启蒙面目出现的表现启蒙精神的诗歌。那种认为它是一首“后现代”诗歌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表面上看，“莽汉”们反抗的力度与方式很强烈，其实，他们内心十分脆弱和渺小。他们是以柔软的心顶着玫瑰的刺！
对于“莽汉”来说，汉语既是母语又是敌人。像胡适当年要从语言着手改革旧文学创造新文学那样，“莽汉”们也要创造出完全有别于以往汉诗的崭新的真正的现代汉诗。《中文系》对汉语进行了无法无天的表达。比如，它的名词密集、节奏起伏的长句式，它的对抗语法、消解常规语义，它的亲热、俏皮和幽默，它的由川东味和“普通话”味混合而成的诗性口语，的确为汉诗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新经验、新传统；因此，它必然成为汉诗经典里具有界碑意义的作品。
以前只是在史书里偶然看到过介绍“莽汉”，对那些僵死的描述文字我几乎无动于衷，换句话说，“莽汉”被这些文字遮蔽住了。前年秋天，由于出席“中国当代文学学会的学术年会”的缘故，我来到成都，与李亚伟等诗人一起痛饮畅叙，我被“莽汉”们的情状给镇住了。我研究诗已经十多年了，曾天真地以为自己也算学有小成，对得起自己的良心，没有白来这世界一趟，有时乃至还有一些自我膨胀。在那里，我把我的这些想法都要抛弃了。因为我的皓首穷经其实存在很严重的生命浪费。我所拥有的只有一些知识，而且还有可能是些漏洞百出的知识；而我所严重贫血的是思想，是信仰。这可能也是我们这一代学人的通病，至少是共同的症候。因为我们在求知的过程中，我们已经掉进了思想的黑暗里了；奇怪的是，我们很少往回走，或者停下来想想，反而乐此不疲地向前冲，总相信前面有狗日的理想在照耀；其实，我们都是些知识上的高人，思想上的矮子。这次看到李亚伟，同李亚伟聊天，尤其是阅读了《豪猪的诗篇》后，使我看到了以李亚伟为头的思想上难得一见的高人。为什么说他们是一群活在大江南北的思想高人？就是因为他们都选择了“莽汉”，而且还都很会“莽汉”。“莽汉”们早已形成气候，老中青，男男女女，南来北往，人气很旺。他们活出了古代士大夫的真性情、真人生，在忙完“正事”后，到处交朋结友、吃肉喝酒，把自己写的诗在文人圈里高声朗诵，乃至用谁也听不懂的方言朗诵。然后，他们又回到生活中处理俗务，到一定的时候又出走；然后再回来，再出走，如此没完没了，永不停息。他们是一群“诗侠”。他们很看重人间烟火，更看重精神标高。他们一会儿在场，一会儿又不在场。他们既在现实之中，又在现实之外。他们在生活里神出鬼没，像一群永远也驱散不了的“阴魂”。他们的存在使世界不敢小看他们。他们的诗歌使世界不安。他们断断续续的诗句让世界正视自己的疾病。他们有时候激情满怀，有时候温情脉脉，有时候痛哭流涕，有时候暗自神伤，有时候又破涕为笑，有时候手舞足蹈，有时候相互‘攻击’，有时候比作诗，写同题诗，大有“曲水流觞，群贤雅聚”之势。而这些主要是在成都“莽汉”那里发生的。因而我认为成都也是中国诗坛的欢场。真性情诗人在这里狂欢，样态活脱，有喋喋不休，有拍案惊起，有张冠李戴，有戏仿调侃，有一点没正经；有钱的没钱的、有诗的没诗的、有影响的没影响的都可以来，都可以来“莽汉”一把，而且可以把“莽汉”的气息，从这里传染到四面八方。我想，这个世界因有“莽汉”而鲜活。我们要向“莽汉”学习，把精神操守与现实人生完美地缝合起来。因此，我不再一味地“挖地洞”了，我也要在精神欢场上“莽汉”了。
作者系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吕晓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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