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0期
通往城市的路依然遥远
作者：林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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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理由】
小说完美地担承农业人生在中国当代的郑重叙事，远接五四乡土表达余响，整合改革小说、反思小说的最新进展，以深沉的问题意识和无限的悲悯情怀，借人物在现代城市文明中的遇挫与慌张，布展农民文化命运的种种真相，是当代社会变迁和个人生活秘史的双重写真，是新启蒙思想的快意陈说，是汉语诗意书写走向新高的雄辩铁证。作家内心沧桑，但用情温和；小说立意警觉，但深含向往；作品文字卓越，但直指性灵。对人间大道的竭诚卫护，对精神家园的深情回访，对新生活的大力鼓呼，对寻常百姓灵魂旷野的慈爱端详……作家惯与人物叠合一处，在激情飞扬、齐声高唱的年代，却勇于悄吟自己和农民同胞的内心，珍贵地成为猎猎岁月风中的一面永不褪色的写史大纛。
高晓声曾在自己的一张照片上题曰：“上城出国十二年，小说一篇写白头。”在中国当代作家中，很少见到有谁像他这样持久凝视自己小说中的某一角色，一心一意地为这个人物写传。《陈奂生上城》是“陈奂生系列”的第二篇，是新时期农业叙事的扛鼎之作。小说写于改革幕启处，农民还没有来得及在社会转型中完成漂亮的转身，作家精准地记录了他们的几许茫然，几许尴尬，几许坚定，几许期待……高晓声为我们留下了社会变革晨曦中最真实也最珍贵的农民表情。
一
高晓声是较早从英雄身上收回眼光的作家，要知道写英雄几乎绵亘了整个中国当代文坛的前三十年，发现小百姓陈奂生显然是高晓声的一大贡献。多年来人们对陈奂生的评价偏低，关键问题出于我们并没有平等地站在陈奂生一侧，所以很难体会到他的甘苦，更做不到对他的悲欣感同身受。某些局外人、城里人会轻易地说这是农民根性或是精神愚昧，说那群人在精神需求层面惯于自我“去势”，进而指责所谓小生产者和小私有者的德行——习惯性的圆滑和投机取巧，保守、苟且、自卑、自我麻醉等等。
也许小说可以加上一个副标题“五元钱风波”，读者和评论家正是因为五元钱的特殊魔力竟可左右一个人的事件才记住了陈奂生。当陈奂生得知招待所一晚宿费要五元钱时，他“便像火钳烫着了手”，“浑身燥热起来”，“冒汗了”，心“忐忑忐忑大跳”，重新回到房间的他开始了应激式的、让人过目难忘的报复行动。还击是带有标志性的陈奂生式的，是一种最切近、最便捷、最奏效的反击选择，陈奂生也的确很快就获得了心理补偿。
货币对农民的长期打压在他们灵魂上已形成一道暗影，在他们看起来自己最大的损失莫过于经济损失。五元钱之所以能让陈奂生捶胸顿足，之所以能让他有“两顶帽钱”，“七天（工分）还要倒贴一角”这种信手拈来的类比，明证他有一长段的辛酸履历，明证他有苦海人生的深度背景，也明证在社会变革初期农民真正的富裕还在远处。“囤里有米，橱里有衣”，“肚里吃得饱，身上穿得新”，“身上有了肉，脸上有了笑”，这些并不就是富裕。糟踏招待所，其实更是陈奂生的一种自轻、自残的行为。
陈奂生是城市的过客，甚至是个擅闯者，城市的抢白他没法躲过。他的局促、露怯一方面是自己身世经历使然，另一方面则是城市作为陌生地的强势文化威压促成的。我们先前的一些结论大失水准，自与我们放弃了平民视角有关，与我们忘记了高晓声是农民“自家人”的身份有关，当然也与我们不能换位思考有关。陈奂生上城的表现与我们到乡间的表现何其相似乃尔。费孝通曾在《乡土中国》中提到：乡下人在城里人眼睛里是“愚”的，这种观念是错误的。乡下人在马路上听到背后汽车连续地按喇叭，慌了手脚，东躲也不是，西躲也不是，只是因为乡下人没见过城里的世面因而不明白怎样应付汽车，正等于城里人到乡下连狗都不会赶、把小麦苗当成韭菜一样，那是知识的匮乏，而不是智力问题。由此可见，陈奂生的可贵与荒唐是农民式的，也是小市民式的，一句话是寻常百姓式的。这正见出高晓声的超拔之处。
二
维特根斯坦说：“一个人语言的界限就是他世界的界限。”《陈奂生上城》讲的是关于说话的一段传奇，即从“说”处跌倒，又从“说”处爬起来的故事。陈奂生是个受困于口语表达的农民，惯于“默默无言”“只听不说”，不过“他总想，要是能碰到一件大家都不曾经过的事情，讲给大家听听就好了，就神气了”。但是上城之前的他在无数次话语权分配中一直落败，以至于“就像等于没有他这个人”。
陈奂生也曾摸到过神气的门槛，不过他不但无缘神气反而因之得到一记闷棍。那次大家闲谈，一个问题专家出了个题目：“在本大队你最佩服哪一个？”他忍不住也答了腔，说：“陆龙飞最狠。”人家问：“一个说书的，狠什么？”他说：“就为他能说书，我佩服他一张嘴。”引得众人哈哈大笑。哈哈大笑的众人肯定不知道用“狠”字来论一个说书人其实已有了评论家的境界。当然这个“狠”字来自一种与“讷”的表达现实之间的深刻比对，其中饱含多少陈奂生的艳羡只有他自己明了。陈奂生因为偶见的高明受到了更多嘲笑的事件，极好地凸显了众乡亲苍白的精神底色。
在我们的印象里，陈奂生无疑是拙嘴笨舌的。比如上一次街，回来他只会说“今天街上人多”或“人少”，“猪行里有猪”，“青菜贱得卖不掉”之类的话。他的经历又和村上大多数人一样，既不特别，又是别人一目了然的，讲起来无非是“小时候娘常打我的屁股，爹倒不凶”，“也算上了四年学，早忘光了”，“三九年大旱，断了河底，大家捉鱼吃”，“四九年改朝换代，共产党打败了国民党”，“成亲以后，养了一个儿子、一个小女”……这一切都似“索然无味，等于不说”。可这难道不是寻常百姓的交际现实吗？关于生活我们又有多少好说的？一线农民陈奂生的不说话不正是有关芸芸众生的沉默故事？
陈奂生的生病肯定是一个现代隐喻。现代城市＝先进文明＝快意诉说，这些暂时还与陈奂生无关。那时他的致富梦并不急切，一如他对尊严的找寻。这是久困于斯、求而不得之后的懈怠，懈怠后的自我放逐。城市让他措手不及，他并不清楚如若不能获得现代身份，也就没有机会充分享受现代化带来的诸般好处。他搞不清“买帽”与“卖油绳”的前后顺序，他惊呼“我是半夜里来的呀”，究其实是对现代城市规则的懵懂无知。生病表明了在城市面前他巨大的不适，表明他从来未曾离开过生平原点。
三
《陈奂生上城》能从改革小说、反思小说和乡土小说的三角地带脱颖而出，并且使人们的阅读热忱从未因岁月流逝而片刻消歇，是由于它出色地搭建了作者与读者、作者与人物、读者与人物之间积极的“我—你”对话关系，真正实现了三重交流的理想情境。
不得不承认的一个事实是我们在阅读这篇小说时一直在严重地忽略农民文化的自足性，可能这时农民对自己的需要、对自我的探求还有点儿混沌不清，但要知道有限的觉醒也是觉醒。陈奂生不知道世界上有“精神生活”这一名词，但是生活好转以后，哪里有听的，他爱去听，哪里有演的，他爱去看，没听没看，他就觉得没趣。我们有些人特别瞧不起农民的快乐，常常自觉不自觉地强迫他们走在通往城市的路上，想方设法让农民破解城市谜团、城市神话，实际上是给他们设定了一条城市化、非农化、文明化的线路图。在这样一种救赎想象的驱使下，我们自然只会看到这篇小说留下的农民与城市相互试探、彼此打量的窘迫印记了。 阿Q身边没有站着鲁迅，陈奂生的身边却站着高晓声。鲁迅惯以知识分子的怀乡情结和精神溯源的执著来审视农民，审视我们这个民族，在思想上他是常人难以企及的高屋建瓴，但在细部描写上却因农村经验的欠缺而时有规避。高晓声则始终专注于对“自家人”身份的苦心求证：“我完全不是作为一个作家去体验农民的生活，而是我自己早已是生活着的农民了。我自己想的，也就是农民的了。这共同的思想感情，是长期的共同经济生活基础上产生的毫不勉强的自然物。”“同他们一起前进”是高晓声矢志不渝的文学展望和社会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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