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0期


冯前

作者:孙 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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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朋友中,我同冯前,可以说相处的时间最长了。
  一九四五年,我回到冀中,在一家报社认识了他。他说,其实我们在一九三九年就见过了。他那时在晋察冀的一个分区工作,我曾到那里采访,得到了一本油印的田间的诗集,就是他刻写的。不过那时他还只十七岁,没有和我交谈罢了。
  冯前为人短小精干,爽朗、热情,文字也通畅活泼。我正奉命编辑一本杂志,他是报社编辑,就常常请他写一些时事短评之类的文章。
  这家报纸进城以后,阴错阳差,我也成了它的正式工作人员。而且不愿动弹,经历了七任总编的领导。冯前进城以后,以他的聪明能干,提拔得很快,人称少壮派。他是这家报纸的第三任总编。
  我原以为,我们是老相识,过去又常请他看作品,很合得来,比起前几任总编,应该更没有形迹。其实,总编一职,虽非官名,但系官职之培基,并且是候补官职的清华要地。总编升擢就是宣传部长,再升,则为文教书记。谁坐在这个位置上,也不能不沾染一些官气。
  我体会到这一点以后,当众就不再叫他冯前,而是老冯,最后则照例改为冯前同志了。
  但从此,我们之间的交谈,也就稀少了,虽然我们住的是邻居。我写了什么新作品,除去在报纸发表,要经他审阅,也就很少请他提意见了。
  不久,就来了“文化大革命”。七月间,大家在第一工人文化宫心惊肉跳地听完传达,一出会场,我看见人们的神情、举止、言谈,都变了。第二天,集中到干部俱乐部学习。传达室告诉我:冯前同志先坐吉普车走了,把他的卧车留给我坐。当时,我还很感激,事到如今,还照顾我。若干年后,忽然怀疑:当时,他可能是有想法的。他这样做,使群众看到,在机关,第一个养尊处优的不是总编,而是我。
  到了俱乐部,一下车,一位在大会工作的女同志知道我很少出来开会,就神秘地说:
  “你也来了?一进来,可就出不去了。”
  学习一开始,那种非常的气氛,就使我在炎热的季节,患起上吐下泻来,终于还是请假出来了。
  冯前在学习班作了重点发言,批判了文教书记,也就是他的老上级,提拔他担任总编的人。学习结束后,一天夜里,他叫他的女儿到我屋里传信:那位书记自杀了。这时,我已经被指为是这位书记的死党。
  在机关,我是第一个被查封“四旧”的人。我认为,这是他的主意。当时的“文革”,还是在“御用”阶段,主事的都是他的亲信。查封以后,他来到我的屋里看了一下,一句话也没说。也好像是来安慰我。当天晚上,又派人收去了我从老区带来的一支手枪。
  不管怎么样抛我,我总不是报社的当权派。他最后还是成为斗争的重点,被关了起来。后来,我也被关了起来,有传说,是他向军管会建议的。不过,他的用意只是:我太娇惯了,恐怕到了干校,生活不能适应,先关在这里,锻炼锻炼。如果是这样,是情有可原的。何况,在我去干校之时,一捆大行李,还是他替我背到汽车上去的。
  我重友情,每逢见到他在会场上挨打,心里总是很难过。而他不仅毫无怨言,也毫无怨容。有一次,造反派叫我们在报社大门安装领袖大像,冯前站在高高的梯子上操作,我在下面照顾过往的行人。梯子颤颤悠悠,危险极了,我不禁大声喊:
  “冯前,当心啊!”
  他没有答言,手里的锤子,仍在当当地响着。他也许认为我这样喊叫,是多余,是不合时宜的。
  每逢批判我的时候,造反派常叫他作重点发言。当着面,他也不过说我是遗老遗少——因为我买了很多古书。架子很大,走个对面,也不和人说话。其实,我走在路上,因为车马多,总是战战战兢兢,自顾不暇,就是我儿子走过来,我也会看不清的。
  我听过他的多次检查,都忘记了。印象最深的是他谈到他的升官要诀:一、紧跟第一书记;二、对于第一书记的话,要能举一反三。
  可惜这次“革命”,以匪夷所思的方式进行,使得一些有政治经验的官员,也捉摸不到头绪,他所依靠的第一书记,不久也自杀了。冯前承认自己失败了。随即向造反派屈服,并且紧跟。
  在运动后期,我们一同进了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有一个造反派头头跟着。学习期间,不断开批判会,别人登台发言,不过是在结尾时喊几句口号。他发言时,却别出心裁:事先坐在最后一排,主席一唱名,他一边走,一边举手高呼口号,造成全场轰动,极其激昂的场面,使批判会达到出乎意外的高潮。
  在互相帮助时,我曾私下给他提了一点意见:请他以后不要再做炮弹。他没有说话,恐怕是不以为然。这也是我最后一次给他提意见。
  他也曾向我解释:
  “运动期间,大家像掉在水里。你按我一下,我按你一下,是免不掉的。”
  我也没有答话。我心想:我不知道,我如果掉在水里,会怎样做。在运动中,我是没有按过别人的。
  运动后期,他被结合,成为革委会的一名副主任。我不常去上班,又在家里重理旧业,养些花草。他劝告过我两次,我不听。一天,他和军管负责人来到我家,看意思是要和我摊牌。但因我闭口不言,他们也不好开口,就都站起来,这时冯前忽然看见墙角那里放着一个乡下人做尿盆用的那种小泥盆,大声说:
  “这里面有金鱼!”
  不上班和养花养鱼,是“文化大革命”中他们给我宣传出去的两条罪状。军管人员可能认为他这样当场告密,有些过分,没有理他就走了。
  芸斋主人曰:粉碎“四人帮”以后,人们对冯前的印象是:大风派。谁得势,靠谁;谁失势,整谁。也有人说:以后不搞运动了,这人有才干,还是可用的。如果不是年龄限制,还是可以飞黄腾达的。后之论者,得知人论世之旨矣!
  
  一九八七年四月十五日写讫
  (选自孙犁《无为集》,山东画报出版社,199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