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0期

战斗·旋转·本色

作者：王　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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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8年全国举行第一次短篇小说评奖，我能清楚地记得那一次短篇小说得奖篇目25篇。后来再一问，很多人都和我一样，不仅记得得奖的篇数，还能说出大部分的篇目。如今，三十年过去了，短篇小说创作经历了风风雨雨，在发展中变化，在迷惘中追求，在起伏中成长。
　　
　　“战斗”的文体为思想解放呐喊
　　
　　新时期文学孕育于1976年的天安门诗歌运动，兴起于短篇小说创作。这一时期曾被一些文学史家称之为“伤痕文学”时期，而“伤痕文学”的命名，则缘于卢新华的短篇小说《伤痕》。这篇当年发表在《文汇报》1978年8月11日的短篇小说，在今天看来，更像一篇中学生的习作，然而在当时资讯和文学都处于一个比较封闭的阅读环境里，尤其在思想解放初期，《伤痕》一纸风行，成为全社会的关注焦点，也成为文学界争论的热点。虽然在《伤痕》之前，刘心武已经发表了后来成为新时期文学代表作之一的《班主任》，但由于《班主任》思想的潜藏性和人物的复杂性，并没有引起大众的阅读热情，而《伤痕》采用的亲情结构和思想的浅表外露（批判时人皆痛斥的低级的血统论），表达上迅速触动了全民的共鸣。
　　围绕《伤痕》的争论，解放了作家的生产力，一时间出现了大量批判“四人帮”极“左”路线的小说，像后来获得了全国短篇小说奖的张洁的《从森林里来的孩子》、陆文夫的《献身》、王亚平的《神圣的使命》、成一的《顶凌下种》、李陀的《愿你听到这支歌》、肖平的《墓场与鲜花》、陈世旭的《小镇上的将军》、张抗抗的《夏》、高晓声的《李顺大造屋》、茹志鹃的《剪辑错了的故事》、陈国凯的《我该怎么办》、张弦的《记忆》、古华的《爬满青藤的木屋》、方之的《内奸》、金河的《重逢》等都加入了这样以控诉和揭露为主题的系列。
　　 很显然，这是对五四以来鲁迅文学批判精神的继承，尤其刘心武在《班主任》结尾处直露的“救救孩子”的呼喊，更是证明新文学运动的精神在新一代作家身上“灵魂附体”。和鲁迅不一样的是，改革开放初期作家的文学观念似乎更接近鲁迅思想的继承者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胡风从鲁迅的“改造国民性”主题，由“国民劣根性”批判引申出“精神奴役的创伤”的主观战斗品格，要正视并揭露“把这些力量这些愿望禁锢着、玩弄着、麻痹着，甚至闷死着的各种各样的精神奴役的创伤”（《胡风评论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
　　和“伤痕文学”、“反思文学”齐头并进的是“改革小说”的出现。从一些资料看，一些人对改革文学是持有异议的，因为他们觉得伤痕还没揭露透，对历史的反思刚刚开始，怎么就去歌功颂德呢？现在看来，当时的改革文学其实并没有真正影响到“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的发展，其对现实生活的描写和介入，更是对其“战斗”精神的延伸。就理论而言，作家的主观战斗精神其实也包括对现实生活的“把捉力、拥抱力、突击力”（胡风语），作家既可以在历史的沧桑里找到灵感，而对现实的“把捉”和“突击”也是不可或缺的能力。虽然在今天看来，用短篇小说这样的文体去正面“突击”改革这样的宏大主题有些勉为其难，但呼吁并介入改革的实践却是很有必要。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用现在的文体观来审视，显然不是短篇小说，甚至不是中篇小说，如果出单行本该属于长篇小说。然而当时不仅作为短篇小说发了，而且还被评为当年优秀短篇小说奖的头榜。可见人们当时对短篇小说的要求，不是文体，而是内容。或者这样说，在一个改革的年代，小说所承载的使命已经超越了文体的局限，《乔厂长上任记》真正做到了文以载道。
　　和蒋子龙直面切近改革过程不同的是，一些作家则使用了一些更具备短篇小说方式的叙事策略来面对现实。王蒙的《说客盈门》可以说是《乔厂长上任记》的“前传”，而《乔厂长上任记》更像《说客盈门》的升级版。王蒙后来的《悠悠寸草心》明显降调了，写了改革的艰难和复杂。而铁凝的《哦，香雪》则通过农村小姑娘的眼睛，写出农民对变革的渴望和呼唤。赵本夫的《卖驴》在今天看来似乎有些黑色幽默的意味，卖驴的孙三老汉和香雪形成了巨大的对比。李国文在写作长篇《花园街五号》的同时，通过短篇小说“危楼系列”对处于新旧时代的人的心态作了深刻的揭示。
　　虽然把这一阶段的短篇小说创作比作鲁迅说的“投枪”、“匕首”有些夸大其词，但在一个文学要清算过去的思想障碍、要呼唤很多价值回归同时又要革新、创新的年代，短篇小说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可以说在意识形态功能方面发挥了最大值，是短篇小说的最辉煌的政治时代。历史也会记载这些作家行进的足迹。
　　
　　 旋转的实验发散着个性的斑斓
　　
　　新时期文学，是一个呐喊呼啸的启蒙年代，也是一个艺术自觉和文体意识不断强化的文本年代。随着小说思想的不断更新，小说家的文体意识也渐渐复苏。短篇小说的文本自觉和艺术自觉首先体现在与中篇小说的剥离上。新时期之初的短篇小说，容量普遍偏大，字数常常几万字，《乔厂长上任记》甚至有十一万之多。80年代以后，随着一些大型文学刊物的创刊，《当代》《十月》《钟山》《花城》等以及《收获》的复刊，中篇小说的概念得到了强化，短篇小说的文体也慢慢走向强化和独立，由此诱发的小说实验浪潮催生出对小说观念的变革和改进，迸发出令人炫目的光彩。在相当一段时间内，短篇小说的艺术个性得到充分的张扬，作家的主体意识最大程度地得到彰显。
　　1．探索短篇小说的底线。
　　短篇小说是一个相对古老的文体，古今中外都出现了优秀的经典作家，国外的莫泊桑、契诃夫、欧•亨利和中国的蒲松龄、鲁迅等都有名作传世。新时期的作家在向这些大家致敬的同时，还必须超越与创新。另一个方面，当时在闭关锁国之后的突然开放，西方文学思潮也刺激了作家的实验热情。王蒙那批被冠之为“意识流”的《夜的眼》《春之声》《海的梦》等短篇小说，以及由此引发的关于现代派的讨论，在今天看来还是应视作小说文体的实验。张承志的《绿夜》《大坂》、韩少功的《归去来》、马原的《冈底斯的诱惑》以及后来的格非的《青黄》、孙甘露的《访问梦境》都在尝试短篇小说的多种可能性，极大地丰富了这一文体的内涵。当然，这一时期整体的追求还是努力实现小说的诗化和寓言化，在部分作家那里，短篇小说成了象征主义的实验田。
　　2．色彩绚烂乱花迷人。
　　白居易诗云：“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白居易的诗本来是用来形容西湖边上春天的美好景物，但用来形容1985年以后的短篇小说的创作形态也是非常形象的。在经历了80年代的小说观念的革命之后，随着西方文学思潮的退潮，短篇小说进入了创作的自由境地。这个自由境地，是指作家不再一味地跟随某种思潮，而是从自身的生活经历和艺术品性出发，书写自己熟悉的喜欢的作品。这时候，我们既读到了刘恒的《狗日的粮食》、阿成的《赵一曼女士》、陈世旭的《镇长之死》，也有余华的《十八岁出门远行》、鲁羊的《银色老虎》、朱文的《傍晚光线下的一百二十个人物》。既读到男性作家莫言的《拇指铐》、韩东的《前面的老太婆》、赵本夫的《天下无贼》，也读到女性作家徐坤的《广场》、陈染的《饥饿的口袋》、林白的《子弹穿过苹果》。既有邱华栋的“时尚人系列”，也有刘庆邦的乡村矿井系列。多种风格，多种写法，各具特色，各呈意蕴。
　　3．短篇小说名家辈出。
　　对一般作家来说，短篇小说往往是一个作家初期写作的一个台阶，一种历练，也是这个作家迈向更大境界的起跳板。因而很少有作家惨淡经营这样一种文体执著而不弃的，因为靠短篇小说跻身大家行列的实在太少。孙犁是现代文学史上的名家，他在新时期主要创作短篇小说“芸斋”系列，引人注目。如果说孙犁尚有《荷花淀》等作品奠基的话，那么汪曾祺、林斤澜这两个作家恰恰是靠短篇小说在文学史留下印记的。如今，汪曾祺先生已经仙逝十一年，林斤澜先生也搁笔久矣，但人们在说起短篇小说时仍然会想到这两位老人。年轻一代也出现了刘庆邦、苏童两个短篇高手。有趣的是两人一南一北，小说一土一洋，但对短篇小说的执著，却是有目共睹，且成绩斐然。苏童的《桑园留念》、《伤心的舞蹈》系列和刘庆邦的《盲井》系列以其鲜明的个性和不能替代的艺术秉性让人难以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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