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9期
鲁迅为什么以回乡搬家作线索
作者：文惠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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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在解读鲁迅作品的时候，总喜欢从思想性方面去做文章，对于鲁迅在形式技法上的刻苦追求，却很少有人去关注；而这恰恰又是彰显鲁迅写作智慧之所在，是最值得读者仔细推敲品味的地方。我们不妨以鲁迅的《故乡》为例，来探析鲁迅先生的写作智慧。
《故乡》是鲁迅着力表现农民生活的名篇。小说以“我”回乡搬家为线索，通过“回故乡——在故乡——离故乡”一个简短而完整的过程，描绘了近代中国农村破产后的生活图景。小说不仅令人触目惊心地描写了中国农民“辛苦麻木”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反映了人与人之间的精神上的隔膜，也深深地表现了一个启蒙者的痛苦与悲哀。小说中值得研究品味的东西很多，在这里我们只抓住小说的写作线索这一点，来叩问鲁迅先生在构思行文上所展现的智慧。那么鲁迅为什么要以回乡搬家来作为小说的写作线索呢？
第一，借真实事件为“我”所用。鲁迅十分重视直接经验对于创作的重要性，他说：“作者写出创作来，对于其中的事情，虽然不必亲历过，最好是经历过……所谓经历，是所遇，所见，所闻，并不一定是所作，但所作自然也可以包含在里面。”①他认为作家对于自己要写的东西，如果不熟悉，就不能真切、深刻，也就不成其为艺术。《故乡》中的回乡搬家一事是有事实依据的，鲁迅曾于1919年年底返回故乡，将全家迁居北京；而且他在这一次回乡中，见到了他少年时的好朋友闰土。他回乡时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在小说中都有真实的反映。但是“鲁迅先生并不依样画葫芦地给事实作记录员，而是利用事实来表达他的意思。即使有相当的事实，也总是环绕着主题思想多方面加以‘变化’的”②。鲁迅先生对自己借用真实事件进行创作的做法，有过这样的阐述，“所写的事迹，大抵有一点见过或听到过的缘由，但决不全用这事实，只是采取一端，加以改造，或生发开去，到足以几乎完全发表我的意思为止。人物的模特儿也一样，没有专用过一个人，往往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个拼凑起来的脚色。”③《故乡》一文是在回乡搬家过了一年后才写的，可见鲁迅是在积累丰富的生活经验基础上，通过创造性想象，在头脑中生成了新的形象，并赋予了新的内涵，然后再表现出来的。鲁迅这样做，其目的是为了让作品中的人物形象，既真实可信，同时又富有深刻的社会意义。部分读者在解读《故乡》时，曾想通过寻找生活中闰土的事迹，来为《故乡》的主题思想作注，其实这是一种机械思维。作品中的闰土已不同于生活中的闰土；生活中的闰土只代表他一个人，而《故乡》中的闰土形象，其意蕴远远大于生活中的闰土。
第二，使故事情节发展更自然、更紧凑。《故乡》有一个很完整的故事情节，即“回故乡——在故乡——离故乡”。随着“我”的回乡，故事情节展开了：首先进入读者眼帘的是一幅阴暗、萧索、荒凉的故乡图景；在这个图景上，最先出场的是母亲和八岁的小侄子宏儿。母子相见定会谈起搬家之事，谈起故乡往事，谈起“我”从前的好友，于是自然就引起“我”对少年闰土及一连串往事的回忆。因为要搬离老家，这就少不了来占便宜的人，这样为杨二嫂这类自私、贪婪的人出场提供了恰当的理由；为拿到更多的东西，杨二嫂那一番可气、可恨的尖酸刻薄的话就必然会讲。从前的好友自然会来相送，那么与闰土的见面也就在情理之中了，这又为仔细描写闰土外貌及言行提供了依据。该到的人物都到了，该写的东西都写了，于是坐船离开故乡，故事也就结束了。
因作品以“我”回乡搬家为线索，作品中的人物、故事的发生、发展，情感的抒发，也就都因“我”的存在而存在，所选材料就限定在“我”的所见、所闻、所思范围之内，这样那些对表现作品主题没有多大意义的材料就可舍去，只选择那些对表现作品主题有作用的人物、场景、事件。在文本中，作者只着力刻画了两个代表性人物：一个是闰土，一个是杨二嫂；人物活动场地，也仅仅限于“老屋”里。这样整个作品就显得十分紧凑、精练。
第三，为对比手法的运用提供了自然的途径。对比是作品中最突出的艺术手法，文中既有少年闰土与中年闰土的对比，又有杨二嫂与闰土的对比，但是文中对比手法的运用，是在一种十分自然的过程中完成的，毫无斧凿之痕。因为“我冒了严寒，回到相隔二千余里，别了二十余年的故乡去”，这二十年的时间经历，足以让一个人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而这种变化的本身，就是一种对比。
相隔了那么长时间，又是那么遥远，回到故乡，见物思情，必有一番回忆，一番感慨。母亲的话打开了“我”记忆的闸门，一股温馨的情绪漫上心头，少年时代的美好的生活画面从记忆里飞奔而出，少年闰土以他聪明机智、健康活泼的形象走进了作者的心灵，走进了读者的视野。又因为这是举家搬迁，“永别了熟悉的老屋，而且远离了熟悉的故乡，搬到我在谋食的异地去”，闰土必来相送，于是现实中的闰土也就自然走进了读者的视野，这样就形成了对比：
“这来的便是闰土。虽然我一见便知道是闰土，但又不是我记忆中的闰土了。他身材增加了一倍；先前的紫色的圆脸，已经变作灰黄，而且加上了很深的皱纹；眼睛也像他父亲一样，周围都肿得通红……他头上是一顶破毡帽，身上只一件极薄的棉衣，浑身瑟索着；手里提着一个纸包和一支长烟管，那手也不是我所记得的红活圆实的手，却又粗又笨而且开裂，像是松树皮了。”——这是外貌上的对比，随着描写的深入，随着一声“老爷”的呼喊，作者把对比引到了中年闰土的灵魂深处。如果说中年闰土与少年闰土外貌上的反差给读者以强烈的视觉冲击，那么中年闰土与少年闰土精神上的反差，更让读者心灵震颤。
第四，有效避开了写自己不熟悉的内容。《故乡》是反映农民生活题材的作品，但作品中少有写农民生活内容的文字。读者不禁要问：鲁迅写农民生活题材作品，为什么不把笔触伸进农民生活之中作具体的描述？
了解鲁迅生平的人都知道，鲁迅在他17岁时，即1898年就离开了家乡，先到南京投考江南水师学堂，第二年转入江南陆师矿务铁路学堂，开始接受“西学”教育。1902年1月鲁迅在矿务铁路学堂毕业，随即东渡日本求学。1909年8月鲁迅离日回国，先后在杭州、绍兴教书；1912年春，应蔡元培的邀请，鲁迅赴南京任教育部部员，同年5月又随教育部迁往北京。也就是说少年之后，鲁迅已经很少到农村去，同农民也很少有直接接触的机会，他要写出农民的真实生活状况来是很困难的。又因为鲁迅这时写的是“遵命文学”，他要“将旧社会的病根暴露出来，催人留心，设法加以疗治”④，所以不能不写。在这种情况下，鲁迅为了避开直接写农民生活，他选择了以回乡搬家为线索来组织题材。
回乡搬家来去匆匆，眼前的东西也只能是匆匆而过，不可能看得仔细，了解得仔细，所以作品不直接正面地去写农民生活，读者是能够理解的。鲁迅紧紧围绕回乡搬家这个短暂的时刻，只抓住人物的外貌、言行、精神的变化，给读者呈现一种“现实状态”。这种“现实状态”是触目惊心的，尤其是闰土，因为有了前文对少年闰土的回忆，读者脑海中已经接受了一个健康活泼、热情纯真的少年闰土形象，而中年闰土的出现，读者心里就难以接受，读者自然会问：是什么原因让中年闰土变得如此麻木迟钝？随着读者的追问，鲁迅用概括性的语言给读者以提示，让读者知道促使闰土这般变化的原因是“多子，饥荒，苛税，兵，匪，官，绅”等。至于这些因素怎样作用于闰土，怎样把闰土苦得“像一个木偶人”的，读者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生活经历，或联想、想象来填补鲁迅留下的“空白”；这样就达到了一箭双雕的效果：一方面作者有效避开了写自己不熟悉的内容，另一方面又将读者引入了对农民生存状态的思考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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