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9期
只有自由与平静
作者：胡少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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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是一场漫长的磨损，绝大多数人等待上帝之镰的刈割，少数人选择自己结束自己。戈麦是后者中的一个。这个在24岁决然离去的诗人曾这样自我描述：戈麦经常面露倦容，有时甚至不愿想25岁之后的光景。
多年来，回味戈麦的小说《游戏》，是我生活中一个隐秘的乐趣。这篇三千余字的小短章，于戈麦辞世三年后发表于《山花》杂志（1994年第9期），同一时期发表的还有他的另两个小短篇《猛犸》（《山花》，1994年第9期），《地铁车站》（《钟山》，1994年第5期）。这是目前所能见的戈麦所有的小说。大二时我曾写作一篇故弄玄虚的小说《猛犸地铁站》，名字即源于对戈麦小说的钟爱。
戈麦以这样一个句子开始了《游戏》的叙述：
那是十几年前，中原一带经济大萧条时期，我和一个叫古格拉的一同辞去了在花旗商行的职务。
许多人赞赏阿城《棋王》的开头：“车站是乱得不能再乱。”一篇了不起的小说往往从它的第一句就铸定了。《游戏》的开头煞有介事，交代了故事的时间、地点、人物和事件，看似清楚，实则让人一头雾水。这句话综合了古今中外的各种文学想象，出现的名词具有丰富的联想功能：中原（传统中国、武侠），经济大萧条（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乱世），古格拉（胡人、西人、索尔仁尼琴《古拉格群岛》），花旗商行（花旗银行、中国老字号、福威镖局），这些词语引发的联想实际上将故事置于一个时间地点不明的空间，换言之，作者扫清了既成的关于时间地点的秩序，重新整砌了一个故事平台，在这个平台上，他可以自由驰骋，浮想联翩。
故事的两个主角隐居在“靠近边塞”的一个小村落里，“我”在里屋，日夜静思，写作，而“古格拉”住外屋，不停地出去游历。时间在“我”的“静思”中似乎停止了，可以说过了一万年，也可以说只是一天，正如“南柯一梦”或“烂柯山”的故事那样。当“我”走出里屋的时候，发现蒿草封死了院落，而“我”几乎忘记了那种叫“走”的动作，但古格拉还是那么年轻，他正在逗弄一头可以随人的朗诵起舞的动物，当人转身的时候，这个动物就会被一种无名的强力“拍”进笼子。“我”继续着自己的写作，而古格拉则对他的游戏乐此不疲。一天，当“我”被“撕心裂肺”的笑声吸引而来到院中时，发现古格拉被“拍”进了笼子，而那个“怪物”则模仿古格拉的姿态，“双足斜插腰间”，“仰天大笑”，“扬长而去”。
这是一篇“神游”式的小说，这里空间不明，时间效果被取消，人与兽的界限亦被取消，写作真正变成了随心所欲的物象搬运及组合。正如在《乡村医生》中，当一辆马车成为需要时，卡夫卡就召唤出一辆马车，戈麦在《游戏》中也发明了一种可以随着朗诵起舞的动物。他像造物主一样赋予这个世界以崭新的逻辑。虽然这是一个非现实的世界，但作者对日常生活细节的描述却绝对清晰，准确，仿佛一切都确凿无疑地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中。这里可以看出博尔赫斯《沙之书》、卡夫卡《骑桶者》、蒲松龄《聊斋志异》之类的小说对作者的影响，它们都是有着异常精准的现实外衣的幻想文学。
故事里的“我”和古格拉形成了“极静”与“极动”的两极，使小说具有一种内在的平衡。对“我”的状态的描述可以视为对写作者写作状态的一种自况，这是完全的平静，是洞彻后的澄明，是大海经历风暴后的晴朗，是人性中最高贵的对命运的承受。它使我想到刘勰的“思接千载，神游万里”， 想到蒲松龄度过的那些漫长而寒冷的山东的夜晚，想到盲者博尔赫斯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图书馆中无边无际的冥想，想到卡夫卡理想中的写作环境：在地下室里写作，只有你一个人和一条长长的通道，有人定时从遥远的窗边送来吃食；还让我想起诗人北岛漂泊异国的语言：没有幸福，只有自由与平静。这是完全的寂寞，也是完全的自由。
对古格拉和“怪物”的描写则展示了一种诙谐的对世界的观察。“怪物”发明于写作的游戏，它也和古格拉玩了一次游戏，它曾经“媚笑”，也终于从被人控制的动物变成囚禁人的东西。或许可以从中引申出人的“物化”之类的主题，但我相信这并非戈麦所愿，他仅仅视此为一种快乐的游戏。戈麦并不想去验证真理，而只是追求某种寂寞的欢乐。古格拉的游戏是快乐的游戏，也是寂寞的游戏，当这个游戏最终换了一种玩法的时候，我们感到的与其说是惊恐，不如说是惊喜。这就是我常常回想起这只“仰天大笑”“随后抖动着两只后足，扬长而去”的动物而面带微笑的原因。
电影《黑客帝国》里，当一个人静观的时候，勺子也会弯曲。因为专注，世界因此改变。《游戏》也是一个因静观而起的奇迹。它有一种清澈的智慧，一种超凡脱俗的美感。它来源于某种真正的平静。
1990年前后，贾平凹正在努力使用靠近传统白话的语言写作他的《废都》，“先锋派”作家则乐于使用弯曲多褶的“翻译体”。戈麦在同一时期提供了一种富于生机的语言形式：短句，多用名词和动词，简洁，精准，清晰，富于韧性，像自然科学一样优美。它横跨在古典遗产和现代白话文之间，成为一种具有自身生长力的“现代汉语”。
戈麦自杀20多天后，人们在北大一公厕内发现他丢弃的书包，里面塞满了已沤烂的诗稿。这一毁弃行为和卡夫卡临终前请求朋友毁掉他所有的手稿类似。他们已经放弃了通过文字“不朽”的想法，这是一种最深的绝望，也是一种最深的救赎——不再与群体“相濡以沫”，而是一劳永逸地“相忘于江湖”。除了自己、现时，再没有别的什么。从《游戏》里，我们可以看出戈麦曾经收获了一望无际的自由与平静，是否可以说，他也曾收获幸福？
作者系北京大学文学博士，现任教于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文学院
（责任编辑：吕晓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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