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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灵的隐曲 时代的浩歌
作者：温奉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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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真正的“自传”是自我内心的故事，其实质是借助时间，在对回忆——自我经验——重新建构的基础上，完成对自我的重新认知和界定，以对未来起到镜鉴作用，也即严肃的反思意识，这应该成为一切自传的精神品质。王蒙坦言：“既然决定写自传，那就得坦诚面对读者、面对自我、面对天地。……我必须老实告诉读者我在历史中扮演过什么角色……总之我会尽最大可能保证自传的真实。”⑩《王蒙自传》特别是第一部《半生多事》带有强烈的反思意识，与那种传统自传中的“圣徒”意识不同，在这部作品中既体现了一种“忏悔”意识——灵魂的自我拷问，更体现了一种严肃的反思精神——一种真正的历史的理性精神。
我们这里所说的忏悔主要是指既面对自我同时也面对时代的反思，就是对原有价值原则、价值标准的重新探索和 “认定”，也是对“自我”的重新认定。自传在一定意义上都可以看作是“忏悔录”，但是，由于特殊的文化传统和道德观念，与西方文学的忏悔意识和忏悔主题相比，我们的忏悔意识并不明显，也不自觉，这是否也与我们宗教传统和宗教意识的稀薄有关？反思高于忏悔，忏悔面对的是自己的灵魂，而反思面对的是历史，是未来。王蒙在其自传中所体现的自觉的反思意识和勇于面对自我、面对时代的反思精神无疑更具有超越感，更有意义。奥古斯汀和卢梭在他们各自的《忏悔录》中，忏悔最多是着眼于“个人品质”方面，是一种个体性的道德自我完善，而王蒙的“忏悔”则与之不同，并非完全指向自己和个体，而是指向一个群体，一个时代，甚至一种文化传统，体现了一种更为宏大的价值取向和更为坚定的理性精神，因而，带有更多的思想者的勇气和风度。
传记被认为是“认识人类本性最迷人的秘密的机会”⑩。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了某种简单化思维方式和价值判断，与真正的理性判断相比，我们更习惯于某种道德化，与真正的自我审视相比，我们更愿意把一切的过错归于某个特定的时代或某一个、几个特定的人。然而，真实的情况以及每个个体的具体情形果真是这样的吗？例如，“反右”“文革”之后，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是特殊年代的无辜“受害者”“被冤枉者”，自己作为“苦主”的形象，一味地控诉、批判时代的罪愆，忽略了或者更正确地说不敢正视自己当时真实的内心世界，事实上当时许多人确实如巴金所说的“死心塌地的奴隶精神”，究竟有几个人真正怀疑过这场运动的“正义性”？在中国文化中，我们在个体“私德”方面不乏反思精神，但是在许多历史的大事件中，往往更习惯于“成者为王败者寇”的思维，更习惯于道德评判，而不是理性反思。在这一方面，《王蒙自传》不但真实地记录历史，同时还理性地反思历史。特别是王蒙对自己“右派”问题的反思，令人警醒，令人沉思。王蒙在回顾、反思自己被划为“右派”的原因时，与惯常的“苦主”相比，得出了不同的结论，他认为自己之所以被划为“右派”，并非由于思想上的“右”，实与自己“见竿就爬，疯狂检讨，东拉西扯，啥都认下来”的“一套实为极‘左’的观念、习惯与思维定式”以及 “离奇的文学式的自责忏悔”有极大关系，“最后一根压垮驴子的稻草，是王蒙自己添加上去的”，是“王蒙自己把自己打成右派”⑩。这种认识体现了王蒙的历史责任感，也体现了王蒙深苛于己的精神。王蒙后来曾“反躬自问”，“文革”中，“如蒙上峰赏识，如果被召被宣，冷宫里耗得透心凉的我会不会叩头如捣蒜做出不得体的事情，丢人的事情，我实无把握”⑩。王蒙在《半生多事》中记述了自己一件不太“光彩”的事，王蒙被打成“右派”在京郊劳动时，夫人崔瑞芳“精神奕奕、仪态从容”来到劳动农场来看他，王蒙则“面红耳赤，无地自容”，并告诫崔不可对“右派”们“太热情”⑩。王蒙的这种“忏悔”和坦诚，所需要的并不仅仅是真诚，还需要真正地面对自我面对良知面对时代的无所畏惧的勇气和力量。卢梭的《忏悔录》在一定意义上既是真诚的“忏悔”，也是自我歌颂，他在真诚后面所表现出来的那种骄傲，那种道德的优越感，事实上走向了真正“忏悔”的反面。在《王蒙自传》中，似乎那种“暴露”的揭秘的内容并不多，但是，他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力量，那种深度感，与“自我罪恶”的忏悔相比，则表现出了一种更为从容的理性风度。
《王蒙自传》在对历史和人性的反思方面，达到了极深的程度。面对历史的大事件，王蒙努力发现其深层动因，特别是人性的因素。 “反右”“文革”由何而来？王蒙并没有简单地归之于社会、体制等外在原因，而是从更深的层面——革命与人性的层面——探究其根源。在特定意义上，“反右”“文革”可能源于我们“自身”。这种反思，需要的不仅仅是道德力量，更需要一种历史责任感和理性精神，这体现了一个作家一个知识分子的自省精神。如果说奥古斯汀和卢梭曾经说出了某种个人的真相，那么，王蒙的“忏悔”则说出了一种至今我们还不能真正正视的时代的真相，文化甚或人性的真相。《半生多事》中记述了一位老导演，本来在“文革”中平安无事，但是他不甘寂寞，不甘被“忘却”，“不甘置身于伟大的革命运动之外”，自己跳出来给自己贴大字报，终于被关入牛棚的故事⑩。王蒙说“反右”运动中“相当一部分不是由于右，而是由于太左才找了倒霉”⑩，王蒙在回忆“反右”期间对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时认为，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确实具有某种“原罪心理”，对工农“欠着账”，“必须通过自我批判改造，通过自虐性的自我否定，救赎自己的灵魂”，真诚地认为自己“应该晾晒灵魂”⑩，这在一定意义上揭示了相当一部分“右派”的思想真相以及“反右”运动的某种深层的心理动因。再如，王蒙在写到“右派”在一担石沟劳动“改造”时说：“众右派们也有一种受虐狂，有一种积极性，愿意（？）互相批斗，尤其愿意至少是习惯于把自己身受的一切强梁粗暴施之于人，己所不欲（而不得不接受后），（驾轻就熟地）转施于人。不欲己受，必授他人。不欲，则授受最亲。”⑩王蒙的对于“右派”的描写和反思是与许多文学作品中的“把自己打扮成苦主，而把有关的人装扮成魔鬼”⑩的“文学叙事”不同的。在那个特殊年代之中，“右派”的“受害者”身份中也同时流露出某些复杂的人性内容：自己同时也是不自觉的“害人者”，也是某种程度上的“施虐者”。这个发现是相当深刻也是极为大胆、真实的。
三
郭沫若说他写自传是想“通过自己看出一个时代”⑩，这其实也是几乎所有中国传记的共同出发点和期待 ，自传并非完全是纯粹的“自我记忆”。一部有价值的自传，对内应该展现自我人格和个性的形成，即精神的自我成长史，在中国文化中，对“个性”之类是深怀疑惧的，自传应该是个性形成的产物，在这一方面，刘晓庆的自传《我的路》极具特色；对外应通向某种社会实践和社会思想的动态，成为一种时代的声音。在这个意义上，在当代作家中王蒙是最具有“自传”价值的，这是与王蒙独特的极具历史感的人生阅历相联系的，王蒙经历的“丰富”“复杂”以及“多次转折”⑩，成为某种最好的传记材料。王蒙曾说：“在中国，文艺是一个风向标”⑩，在一定意义上，王蒙就是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的一个“风向标”。王蒙作为新中国以来半个多世纪重大历史事件的亲历者、见证者，共和国文学的“弄潮儿”，《王蒙自传》的“镜像”意义超越了一般的传记作品。
《王蒙自传》具有巨大的历史内涵，充溢着一种反思意识，一种哲学精神。作为一个极富社会经验和政治阅历的作家，《王蒙自传》不仅仅是“回忆”和“叙述”，也不仅仅是王蒙自己的“内心集语”，而是一种敞开的文本，《王蒙自传》可以看作是《王蒙自述：我的人生哲学》的“姊妹篇”，或者是它的更为丰富的展开和实践来源。《王蒙自传》更为感性地体现了王蒙的个性以及精神特征的形成。在这部长篇传记中，王蒙向我们展示了他如何由一个“北方农村的土孩子”⑩、“一个落后的野蛮角落的宠儿”⑩，成长为共和国文学的一代大家，这为了解和认识新中国一代知识分子的思想形成以及精神衍变提供了可能。《王蒙自传》虽然建立在王蒙独特的个体经验之上，它已经不是王蒙的“个人记忆”，而是共和国的“精神自传”，因此，《王蒙自传》被称为一个人的“国家日记”，一个国家的“个人机密”⑩。在这个意义上，《王蒙自传》既是一部心灵的隐曲，更是一部时代的浩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