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9期

中国当代文学的历史记忆

作者：张志忠

更多经典：点此访问——应天故事汇

　　近些年来，中国当代文学的史料和传记，逐渐丰富起来，为他人立传的如老鬼的《母亲杨沫》，贾漫的《诗人贺敬之》，作为传记的别一种资料的日记如张光年的《回春日记》，张贤亮的《我的菩提树》，郭小川的《1957年日记》，作为当代中国文化的独特创造的郭小川的《检讨书》，以及根据曾经落难的杜高的档案资料编撰的《一纸苍凉》，曾经畅销一时并且形成了一个文化热点的查建英的《八十年代访谈录》，上世纪50年代后期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几位莘莘学子回顾当年凭着少年意气和极“左”思潮推涌而写作《中国现代诗歌史》的《回忆一次写作》，都给我们提供了还原历史现场的游踪小径，都让我们对时代和作家，政治和文学，有了许多新的发现，新的感叹。在自传体写作的系列中，则是前有刘白羽的《心灵的历程》，中有韦君宜的《思痛录》，近有王蒙的洋洋三大卷的《王蒙自传》，不知道是否可以说，当代文学的历史记忆，正在逐渐成形。
　　我非常看重这种历史记忆的形成，高度评价其文学意义和历史学意义。
　　随着时间的延伸，中国当代文学渐渐有了自己的历史长度，有了自己的不算很短也不算很长的心灵记忆。对于曾经和共和国一起成长的一代人来说，那些亲身经历的、温热犹存的往事，忽然就变得迷离恍惚起来，许多时候，在半梦半醒之间，油然产生“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的感叹。对于八九十年代以后成长起来的学人，在时代氛围大变之后的21世纪，如何进入历史，如何去解读和面对上一代人的刻骨铭心的既往，二者之间应该如何沟通呢？我在教学中经常的体会是，面对屈原和李白，面对莎士比亚和托尔斯泰，从50后到80后，大家的资源和理解有一个共同的平台，就是层层累积的历史文选和研究成果，年龄的长幼，只是意味着你接近这些材料、处理这些材料的时间有差别，闻道有先后，但是并没有明显的代际差异。面对迄今近60年的中国当代社会进程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我们却会发现，每一代人的历史记忆，亲历者和后来人之间，在场者和缺席者之间，接受和理解上都会有很大的偏差。20世纪的中国，确实如李敖所言，十年一大变，五年一小变，古今中外，鲜有此间风景，无怪乎当年的胡适先生感叹，五四过后没有几年，便觉得自己成了上三代人物了。时代的变化频仍，表明经历风雨沧桑的中国，仍然充满了活力，充满了憧憬，但是，在历史的一次次“断裂”、一次次“告别”、一次次“打倒”或者“PASS”的喧嚣中，却也留下许多需要回补的缺口。前面我所列举的各种文本，则是在弥合中国当代文学的可感知性可理解性上，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下面我就以《王蒙自传》为例子，讨论这种历史记忆的可贵和价值所在。
　　
　　一、 一个总比别人“多一块儿”的人
　　
　　在中国当代文学60年的图景中，王蒙是一个异数，是一个总比别人“多一块儿”的人。正是这一点，造就了一个奇特的作家，一个创作力和生命力异常旺盛的作家，一个经常把自己推向风口浪尖上的作家。从《王蒙自传》中，我们得以更为强烈地感知这一特征。
　　比如说，在50年代崭露头角的那一批青年作家中，他是少有的“党的工作者”，是“职业革命家”，他对生活的把握，对当时同样是满腔热情地批判官僚主义的同代人，多了一种沉潜其中的深刻体验，刘世吾这样的人物形象，在贴标签的同时（以刘世吾谐音流于事务），又多了他的革命经历和内心自剖，因此而成为少有的圆型人物，具有了文学典型的意义。
　　这种“多一块儿”，造成了他的精神气质，不满足，不停顿，总是处于活跃的变动不居之中，总是难以在那一个关节点上停留下来，止步不前。王蒙的人生历程中，不乏外来的眷顾，譬如说，“百花时代”毛泽东的一再关注，80年代胡乔木和周扬的从不同角度投来的赏识的目光。在更多的时候，这种“多一块儿”，却是自己找的，自己和自己过不去，作为14岁就加入北平地下党，有着眩惑的资历，刚刚19岁就当上18级干部，多少人为之眼热，他却可以放着官场仕途不以为计，要去搞什么文学；经历了“三年困难时期”，刚刚走出了变相劳改的困境，在北京师范学院落足，有了一个那年那月少有的读书和教书的好地方，他却不肯安于现状，主动要求远走新疆，说是豪情依旧也罢，说是自我放逐也罢，再次走上一条前景为之的人生道路。到90年代，如果说，为王朔声辩，还可以理解为一个遭受着公开批判的作家惺惺相惜，关心呵护一个早就被视作文坛另类却又难以公开进行大规模批判的作家的生存，那么，独自一人跳出来与“人文精神”倡导者进行顽强的辩论，用王蒙自己喜欢使用的话来说，纯粹是“吃饱了撑的”，无论从友情，还是从声望来说，都有些得不偿失，但是，恰恰是这一不依不饶的追问，为这场文坛论争，开阔了问题意识和讨论境界，增添了不同的声音，丰富了其内涵。这里的“多一块儿”，偏偏又是得自王蒙独有的经历，他在80年代出访苏东诸国和欧美国家的感受和思考。和很多同代人一样，当年对于王蒙在“人文精神”论争中的表现，曾经感到疑惑和不满，不知道他内心的潜台词，《王蒙自传》让我对这一话题，有了新的理解。“多一块儿”就是不一样。
　　
　　 二、 在革命和叙事之间
　　
　　在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市场化浪潮和相伴随的世俗化、欲望膨胀的社会背景下，革命被告别，被质疑，与之相应的是，一批年轻的“新左派”正在成为一种值得关注的文化现象。我在这里不拟对这种新的思想论争进行评价，而是要说王蒙在自传里表达的，作为一个“温情的革命者”的独特姿态。
　　此前，我曾经在论文中阐述过王蒙的作品中表现出来的革命、青春、文学（尤其是主观抒情性很强的诗歌）和爱情的四位一体。通读《王蒙自传》，这一点得到了印证和加强。而且，从自述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在王蒙的经历中，文学叙事和革命实践的纠缠扭结。
　　如南帆指出的那样，王蒙自己以及他笔下的“少共”，走向革命，并不是通常所说，因为缺衣少食，因为阶级仇恨，奋起反抗，这里又“多出一块儿”，盖是因为，家庭的冷战氛围和亲情匮乏，让这颗敏感多思的少年之心，本能地寻找一种替代和补偿。在虚构的世界里，他倾向文学，读巴金，读冰心，更吸引他的则是法捷耶夫的《青年近卫军》，可以称为一代青少年的革命教科书的苏联小说（在王蒙笔下反复称赞的是其第一版，不是根据斯大林的意见越改越差的修订版），在现实中，他是在革命的同志中间感受到了家庭所没有给予他的友谊和温暖。两者都有一个共同的指向，就是革命。两者互为因果，促使王蒙的觉醒和选择。这就是我所说的革命与叙事的关系。
　　由此，也唤起了我的阅读记忆。50年代前期出生的我，也曾经有过将文学叙事和毛泽东所倡导的“做革命的接班人”互为表里的心灵记忆。而且，和王蒙的那种“多一块儿”的心态，在革命和叙事之间产生隐隐裂痕相比较，我可能是“很傻很天真”，在对《林海雪原》《青春之歌》《红日》等“红色经典”的照单全收中，将二者完全混为一谈的。王蒙接受的革命叙述，是30年代到50年代初期的苏联革命文学，比如，他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中的林震，走进区委组织部，面见刘世吾，他的口袋里就装着一部当年的畅销书《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对苏联文学的青睐，对苏联文学中的浪漫主义和抒情色彩的偏爱，使他对自己所参加的革命实践产生很大疑惑，对现实中的那种凡俗和琐碎、机关化和体制化，产生内在的不满足，与此同时，苏联文学阅读中所体验到的那种对青春和爱情的尽兴书写，让王蒙对当时流行的本土的革命叙事感到相形见绌，感到心有所不甘，乃至萌生自己动手进行写作的念头，可以说是顺理成章，一气呵成，这也就是林震和赵慧文之间那种说不明道不清的情感的内蕴。但是，这样一来，王蒙就不但和当时的中国现实产生了裂隙，也和当时的中国文学产生了裂隙。本来是在文学的阅读作为先导，而走向革命的，但是，问题的复杂性在于，不仅仅是像人们通常说的那样，革命吞噬了自己的儿子，问题的另一面是，革命也遭致了来自内部的质疑和追问。王蒙可以说就是50年代中期出现的这样的质询者。在80年代，所谓共和国的第二度青春期，在王蒙“春光唱彻才无憾”的自许中，在“文学是一种燃烧”的担承中，在《布礼》中却出现了一个灰色的影子，对钟亦诚的九死无悔和执著信念，进行深度的质疑。再到《狂欢的季节》，革命的激情喷涌和浪漫蒂克，终于在“文革”狂潮中消退，逐渐让位于养猫、喂鸡、烹饪的意外乐趣，让位于日常生活的平庸和琐碎，虽然仍然是心有所未甘，但是，当革命已经失去激情的时候，它的推动力何在？
　　

1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