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9期
“感时忧国”与“救出自己”
作者：郜元宝
更多经典：点此访问——应天故事汇
作家的长篇自传是“五四”以后才起来的新文类。胡适最早鼓励文人写自传，并身体力行，但其《四十自述》仅仅粗陈梗概。陈独秀《实庵自传》写到科举考试结束；蔡元培只有口述的一部传略和数篇回忆文章；沫若自传较有规模，但止于抗战军兴；巴金、老舍、沈从文的自传也皆片段零碎，有自传之名无自传之实。鲁迅干脆反对写自传，只有履历式的几则自叙和半自传式散文集《朝华夕拾》。现代作家纵览平生的完整自传只有三部：周作人《知堂回忆录》、茅盾《我所走过的道路》、夏衍《懒寻旧梦录》。《知堂回忆录》偏于学者自传，茅、夏自传写于晚年，部分内容由他人协助完成：从作家自传的角度看都留下不少遗憾。《王蒙自传》于作者体康笔健之时命笔，绝对成于传主一人之手，囊括七十年风云际会，可说是现代作家自传理念的接续与充分实现。
现代作家都喜欢写自传（鲁迅除外），但由于种种牵扯，未能完篇者居多。当代作家在虚构作品中书写自我的已然不多，更鲜有以纪实的自传体总结平生的大著。现代作家（“五四”至1949）与当代作家（尤其1970年代末登上文坛的）相比，显著差别在于前者多写自己而后者少写乃至不写自己——当代作家某些方面或者赶上或超越了现代作家，但他们越来越丧失将真实的自我写入作品的能力，直抒胸臆、坦陈经历的自传更被他们视作畏途。因此三卷本《王蒙自传》不仅是现代作家自传理念的接续与充分实现，也挑战了当代作家无自传的怪现状：作家不管怎样首先必须站出来说话，不能老躲在各种假面后面。王蒙之所为，是现代作家想做而大多未能做好之事，也是当代作家不愿为、不敢为乃至不能为之事。
详细记录事件，广泛评骘人物，为历史存真，为国家写史，这固然是《王蒙自传》显在的内容，惹动各方面循名责实，指出若干记录失实，若干评价不公，也很自然。但王蒙所记录所评骘的基本限于文坛，至多是文坛与政坛交接处，也基本囿于一己的接触面，窃以为不可也不必夸大其记录历史的功能。此其一。
其二，《王蒙自传》的中心乃王蒙本人——不止是按公开活动有案可稽的那个外在的王蒙，套用一个有关鲁迅的说辞，叫做“人间王蒙”，更包括他的内心记忆，他的隐秘的情感波澜，尤其是这一切在纸上的凝定，或者可以叫做“纸上王蒙”？他往往寥寥数笔将大事件、大阶段、大纠纷交代过去，接下来真正感兴趣、花大力气书写的，还是对自己各历史阶段内心真实的追忆。这一部分文字在《王蒙自传》中不仅篇幅最多，也最出彩。一写到这，作家王蒙就出来了，他的小说、诗歌、散文随笔乃至学术文章的精气神也喷薄而出。此其二。
所以《王蒙自传》到底还是一部文学作品，而他自己就是作品的主人公。《王蒙自传》所完成的主要是作家王蒙的自我塑造。我觉得这一点更重要。从此，我们在他以往创作之外又多了一个观察的角度和一份研究的材料，至少可以知道在几个重要关口——青春期的告别家庭投身革命、50年代的暴得大名与顷刻跌落、十几年的放逐边陲、70年代末意外的绝处逢生、整个80年代的意气风发与只争朝夕、80年代末的痛心疾首与手足无措、90年代和新世纪的自我修补与再次出发——他究竟是怎么想和怎么应付的。这对理解一个作家，无疑相当重要。
《王蒙自传》浮现出怎样一个王蒙呢？
首先，是越来越清晰的王式思想主题。成熟的作家都有属于他们自己的独特主题，包括思考这个主题的方式，言说这个主题的话语，解决这个主题的高明或拙劣的方案。思想主题的最终确立离不开作家强聒不舍持之以恒反复再三的言说和书写，离不开唠叨。有思想主题的作家都唠叨。鲁迅唠叨，周作人唠叨，王蒙也（更）唠叨。叫做牵肠挂肚，念兹在兹；叫做面命耳提，强行灌输；叫做摇唇鼓舌，念念有词；叫做重三叠四，说他个六够；叫做天天讲，月月讲；叫做心无旁骛，惟此为大；叫做全力以赴，不舍昼夜。倘可一言以蔽之，这“王式主题”，不妨说就是积半生左祸荼毒之苦与半生反左成败之教训来鼓吹中国思想和中国生活务必返之于正，极高明而道中庸，从极左极右之间走出一条健康、调和、刚健、乐观的道路。卑之无甚高论。卑之又何须高论。一心想憋出高论以压倒群愚的未必是好作家，而“国文粗通，常识略具”（周作人语）未必就不是作家的本色当行。
其次，是在“感时忧国”和“救出自己”之间取得平衡。中国现代作家，确如夏志清所说，都喜欢“感时忧国”（obsession with China），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同时秉承胡适之1918年《易卜生主义》一文揭橥的自我建构的理想，用胡博士引用的易卜生本人的话讲，就是“我所最期望于你的是一种真益纯粹的为我主义。要使你有时觉得天下只有关于我的事最要紧，其余的都算不得什么。——你要想有益于社会，最好的法子莫如把你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器——全世界都像海上撞沉了船，最要紧的是救出自己”。“感时忧国”和“救出自己”差不多是现代知识分子意识里的两条绝对命令，并行不相悖，交施不相害。后来这两者逐渐分离乃至对立，造成许多性格与人格的悲剧，都是大家熟悉的了。《王蒙自传》的王蒙形象则是在上述两种价值理想长期分离对立的情况下努力撮合，使其保持平衡或有益的张力结构。王蒙强调自己是共和国作家，党的作家，人民的作家，这一点他毫不含糊，甚至承认吃喝拉撒睡全由国家管着，一切所思所虑，一切凝神结想，一切激扬文字，一切嬉笑怒骂，都为了和这方特殊的高天厚土有一种先验的联系。这决定了他的拒绝崇高的现实主义。另一方面，他的现实主义，爱国主义，民族主义，集体主义，又并没有消泯于“真益纯粹的为我主义”。这是他和那些心甘情愿或稀里糊涂将个人捐献出去然后漫天要价的所谓集体主义者的区别，也是他和那些从来不肯涉足集体宁愿龟缩在某个墙角旮旯的个人主义者的区别。对于后者他常常责以不可忘本，哪怕是神交多年的年轻文友，比如围绕人文精神讨论的讨论；对于前者他常有无尽的反思、痛惜、决绝，哪怕是亲朋好友，比如“一位先生”，比如他父亲王锦第。
值得一提的是，他塑造倪吾诚或王锦第，除了严家炎老师讲的“揭示中国文化走向现代化的艰难曲折”，恐怕还为了给“救出自己”（参加革命寄希望于革命）提供强有力的跳板。叫做“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刘禹锡此诗本来自悲自悼，但长期以来我们不是已经习惯于用来悲悼他人而庆幸自己吗？
我把王锦第也视为自传文学作品中一个被塑造的人物。他确实是被塑造的，生动体现了王蒙的价值立场。正因为王蒙是那样地“感时忧国”而又渴望“救出自己”，所以虽然一贯坚持宽容宽恕，却那样不宽容不宽恕地塑造他父亲。他为什么不能像苏童余华那样带着欣赏、观赏、展览、欢快的口气来塑造可悲可笑的父亲？不说这些缺心眼的后辈吧，就说在中国现代，王锦第也并非特别不可饶恕啊，他骨子里不就是名士风流，不就是现代版的魏晋风度吗？顶多没有外在成功而已。之所以非要那样去写不可，或许还是因为王蒙觉得非此不足以为反用刘禹锡的诗句制造足够的理由。
“感时忧国”和“救出自己”就这样胶合起来，成了王蒙形象的两个不可分离的侧面。正因为要“感时忧国”，所以要“救出自己”；或者正因为要“救出自己”，才加倍地“感时忧国”。就好比正因为有泰山压顶，才叫号不止；正因为每天面临“被吃”，才拼命借助文学来证明什么；正因为有禁锢而成的千篇一律的呆板汉语，才有王式“写作狂”，才有那种在规定范围内肆意扩充、胀破、徜徉无底、临空蹈虚但也夹枪带棒、泥沙俱下、同义语渐增、冤亲语递减的接近于神经错乱而又最终保持清醒的博士买驴文体，独一无二。
但不管是无限量地重播王氏主题，还是左右逢源抑或腹背受敌地弥合“感时忧国”与“救出自己”，王蒙也确实容易将自己塑造成高高在上的俯瞰者，地狱边上的幸运儿，举世浑浑的独醒客，令人不满，不忿，甚至令人闹心，悲愤。但即使这样，也不必怀疑他的真诚。他可真的这么想呵！
作者系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吕晓东）
E-mail：lvxiaodong8181@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