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8期
以鲁迅为参照看赵树理民间表达的特征与缺失
作者：陈 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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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小历史”与“大历史”
赵树理以民间主体为本位，坚守着乡村的文化价值和生活趣味，在狭小的地缘空间里，将乡村应对时代变革的调适和坚持，日常自发的生机与活力，展现到历史书写中来。叙述的是民间的“小历史”。而鲁迅则是站在精英文化立场，围绕民族、国家的叙述主题，借助对民间的外在关怀，以点说面，在时代的大背景上叙述着“大历史”，凝聚着那个时代深度的社会信息和心理信息，以此来探询历史的普泛价值，具有社会思考的启悟力。
赵树理呈现的是农民生活的真实性。在这里，乡村既不是古典作家笔下的一派牧歌，也不是现代作家眼中的黑暗与肮脏。乡村就是一个完整的世界，这里充满社会人生的全部复杂性，和其他世界一样，好坏相糅，善恶平分。作品多以村庄为单位，以政权与土地为轴心，力现上世纪四十年代前后山西农村在由传统向现代蜕变进程中错综复杂的政治经济结构和农民的生存与生命状态。他长期生活在乡村，对农民的一切了如指掌：从劈窑盘炕、砌灶架锅、春种秋收、冬藏夏窖，到邻里关系、家族矛盾、婆媳纠纷……以及四时八节的风俗、婚丧嫁娶的仪式、人情往来的礼数、唱戏的行腔、社火的造型 ……当他把这些特有的乡村生活流程和乡土文化形态点缀到故事中时，不仅还原了乡村生活的本色，而且通过艺术形式留住了晋西南农村独异的文化胎记，从而给读者、尤其是农民读者提供了真切的生命体认。
而鲁迅则主要展示农民灵魂的真实性。在其小说中，乡村与农民只是他历史阐释的支点和切入口，是他所要表述的时代宏大主题中的例证。他站在现代先锋文化的制高点，以农民生存现状为案例，反思传统，解剖民性，一方面探索老中国的衰败之源；一方面寻求危亡民族的向生之路。在鲁迅看来，农民身上封建专制文化积淀最厚，腐蚀最深，尤其是对于“农村人物的懒散、迷信、残酷和虚伪深感悲愤”③。所以，解剖这一群体的种种病相，不仅是诊断民族衰退和沉沦的有效途径，也是为时代导新改流的先决条件。这种自觉的题材选择首先是出于一个思想家与启蒙者的批传统、判是非、启民智、造新人的宏图大愿与时代旨归。所以，他避开对乡村世界的面上把握，往往选择最具典型意义的个案，将之扩大、润饰、淘深，在一片灰寒、阴冷、绝望的背景上，凸现农民群体的精神危机，以病理学的视角和解剖学的方法探究形成这种精神危机的历史动因和文化背景，意在揭示中国社会沿袭千年的秩序和纲常如何手不血刃地杀死一个个灵魂，从而为现代中国社会转型提供真实的历史参照。
六、与鲁迅相比，赵树理小说在艺术品质上显然有所缺失
一是缺少鲁迅小说的历史穿透力。鲁迅乡土小说中的每个人物无不是从历史深处走来，带着我们这个民族的苦难记忆，带着我们这个民族的精神衰变和文化沉落的累累印痕。支配着故事演绎的，正是数千年积淀而来的保守、僵化、残忍，种种扼杀人的天性和良知的专制文化。祥林嫂、华老栓、阿Q、七斤、闰土……无不被巨大的历史惰性压断了脊梁，腐蚀了灵魂，窒息了生机。鲁迅正是以小说形式，研究历史，批判历史，并以他超人的智慧为历史提供精神资源。所以，“一代又一代会思考的中国人从他的小说里看到了古老的父母之邦的土地、空气和灵魂，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和社会的血脉……从而获得智慧的启迪和审美的愉悦。”④而赵树理小说则没有这样深邃而多元的历史信息，他始终关注的是正在进行着的乡村社会变革，以及这一变革的难易所在，顺阻缘由。而对触发社会变革的历史动因则少有深入探索。所以，故事与人物同鲁迅小说相比自然显得浮薄而轻飘。
二是缺少鲁迅小说的现实涵盖面。鲁迅乡土小说虽聚焦浙东一隅，落笔勾描的又多是“没有一些活气”的乡村和几乎没有“活气”的农民。但与之襟连的却是大时代风云流变：改朝换代的波谲云诡，新潮旧流的对峙冲撞，辛亥革命的始成即败，张勋复辟的短命丑剧……透现出中国社会整幅的图画。《风波》“牢牢地把握住北京的张勋复辟和江南七斤的命运这两极，提供了一种带整体性的艺术真实，从而成功地把农民问题与一部中国的政治史、革命史联系在一起。”《故乡》“则把握时间的跨度……展现和探索农民命运的过去、现在和未来。”⑤而在赵树理小说中除晋西南农村外，我们很少看到外面更广大的世界，尤其是上世纪40年代中后期中华民族面临的生死涅槃，以及其后历史在重新选择走向过程中的巨大震荡。所以，无论是视野还是境界与鲁迅比较都相去甚远。
三是缺少鲁迅小说的情感冲击力。鲁迅乡土小说看上去严肃而冷静，作者似乎总要把自己的感情从作品表皮铲锄干净。然而，入骨的乡愁和巨大的生命悲情还是通过人物和故事，从作品深处悄然渗透而出，并冲破理性控驭，直达读者心田。童年看过的“社戏”，夜航船的欸乃声，海边的沙地和沙地上空的“金黄圆月”……种种记忆中的人事与风情，都透露出遮掩不住的乡愁。在这片曾经抚育他成长的土地上，正在演绎着一幕幕人间悲剧，一个个生命或无谓地活着，或无谓地死去。在这活着和死去背后是鲁迅几近绝望的无助与无奈，是鲁迅对种种生命存毁的哀戚、悲凉与浩叹。乡愁与生命悲情是数千年来中国文人抒写不倦的情怀，到了鲁迅笔下，这种情怀更加深切而浓烈，更加悠长而辽远。而赵树理小说虽也写情，但多是简单直露的阶级仇兄弟爱，撞击读者的也只是心灵的浅表。他没有鲁迅去乡与还乡的经历，没有鲁迅与农民之间巨大的精神落差和时空距离，没有鲁迅的文化高度和先锋意识，因而转为情怀表达，也就自然缺失像鲁迅那样经过生命内核熔炼后缓缓爆发的震撼力。
四是缺少鲁迅小说对人性的深度透视。鲁迅乡土小说中的许多人物之所以成为文学经典，就在于作者在这些人物身上赋予了人类许多共有的特征。尤其是阿Q，几乎把人性丑陋的一面囊括殆尽。一代代读者无不在这一形象身上找到心灵的多重对应。阿Q的诸种行为方式以及隐藏在这行为方式背后的人性负面特征，不仅是阿Q的，而且也存在于每个个体生命之中。当我们嘲笑阿Q“打架”“押宝”“喝酒”“为盗”的时候，何尝不是在嘲笑我们自身？在阿Q这一系列极具象征性和隐喻性的行为背后，演绎的正是我们每个个体的可笑与可鄙。难道我们没有像阿Q那样“打过架”“押过宝”？为生存活命、名誉金钱、地位权势、虚荣野心……难道我们没有像阿Q那样“喝过酒”“为过盗”？喝各种传统的“酒”，现代的“酒”，甚至自酿的“酒”；为各种不便启齿的目的欲望“拿”祖宗的、别国的、他人的、公共的……当种种欲望被现实无情阻断时，同阿Q一样，“精神胜利法”也就成了一道自我宽慰的常用公式。而赵树理小说则未能像鲁迅那样如此深刻而宽广地展示出人性的自然本相，所写人物多是扁平而简单。
鲁迅作为精英文学的代表，以他超拔的智慧和才情，开启了五四文学的伟大传统；赵树理作为大众文学的代表，以其坚忍不拔地为乡村无数文盲和半文盲进行艺术“解困”的献身精神，实现了民间文学的现代建构。他们的差别说到底是精英与大众的差别，高雅与通俗的差别，也是现代与传统的差别。
江苏省教育厅高校哲社基金项目（07SJD750013）“20世纪40年代解放区小说创作研究”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盐城师范学院文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和研究
（责任编辑：赵红玉）
E-mail：zhaohongyu69@126.com
①④⑤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83页，第153页，第169页。
②[清]廖燕：《选古文小品》序，转引自黄卓越辑著：《闲雅小品集观》（下），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236页。
②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5年版，第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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