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8期

王国维与西方悲剧理论

作者：施　健　余青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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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提起“悲剧”，人们自然想到发源于古希腊的一种文学和表演形式。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可算是最早从哲学角度对“悲剧”进行研究的西方理论家。其后许多哲学家和美学家，以及戏剧家、诗人、文学批评家和理论家们纷纷提出其对“悲剧”的看法。在西方，“悲剧”一词可谓歧异迭出、精彩纷呈的，以致研究者不得不慨叹：“与悲剧在我们的文化经验中表面的集中一致相反，‘悲剧’一词一面须承受普通用法的抵制，另一方面须忍受2400年来由于其基本含义的争论所造成的混乱。”①西方关于“悲剧”的讨论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层面：其一，一般用法意义上的“悲剧”，通常指具体的经验（体验）、经历，涵义大致与“不幸”“苦难”“灾祸”相当；其二，哲学美学意义上的“悲剧”，探讨的问题主要有二元冲突、悲剧与崇高、悲剧的效用等；其三，作为文学体裁与批评对象的“悲剧”，讨论悲剧的语言、人物形象、结构等等。
　　
　　二、叔本华之于王国维悲剧观
　　
　　无论从哪个方面看，“悲剧”当然不仅仅属于西方，但可以说，王国维的悲剧理论基本是受西方影响，其内涵也未超出西方悲剧理论范畴。有人认为王国维“把老、庄的厌世哲学，与叔本华的悲观主义融合在一起”②，甚至指出，“中国哲学把宇宙论与人生论结合在一起加以讨论，而王国维研究哲学的目的主要发端于探索人生的问题。……王国维的人生哲学既继承了中国传统哲学中的人生观，又吸取了西方的人生哲学。”③虽然《红楼梦评论》中开篇就引用老庄的话，但王国维并未将老庄理解为悲观主义者。他认为老庄属于“南方学派”，“南方之人，以长于思辩，而短于实行，故知实践之不可能，而即于其理想中，求其安慰之地，故有遁世无闷，嚣然自得以没齿者矣。”④其意“不在老庄，不过借以旁证叔氏所宣扬的那个‘原罪’说而已”⑤。单就《红楼梦评论》来看，其悲剧理论是立于叔本华的悲剧哲学之上的，甚至就是拿叔氏理论做文本分析。
　　《红楼梦评论》接受了叔本华悲剧理论的主要观点：世界最终的本质是盲目的意志，但意志本身即痛苦。艺术可以提供一个规避所，使人暂时摆脱意志而获得慰藉，一切艺术中⑥又以悲剧最能达到这种功效。叔本华认为，“悲剧引发的快感在于崇高，而不在美感。正如在对自然的崇高之欣赏中，为了纯粹的观照我们从意志中抽身而退，在悲剧的苦难中我们甚至会摆脱生之意志。”⑦悲剧的精神就在于引导人们从生活中退却。正是依据这一点，王国维评价《红楼梦》“壮美之部分，较多于优美之部分，而眩惑之原质殆绝焉”⑧，认为其价值正在于解脱。对悲剧的分类，也直接引用叔本华的“三种悲剧”说，认为红楼梦正是“悲剧中的悲剧”。此时的王国维，对叔本华可谓“愿言千复，奉以终身”⑨。虽然他也提出解脱与意志同一理论抵牾的疑问，并在同年写就的《叔本华与尼采》中又进一步发挥，但总的说来，《红楼梦评论》的悲剧理论基本就是叔氏的翻版。
　　叔本华的悲剧理论是二元论的，其远祖可以追溯到柏拉图，只不过柏拉图诋毁悲剧（诗）不能达到理念。但柏拉图的二元冲突思维深刻影响了席勒、奥•施莱格尔、黑格尔、叔本华、尼采、克尔凯廓尔等人，他们都可算作二元冲突论的悲剧理论家。“亦越柏氏，雅典之哲”，“汗德晚出，独辟扃涂”⑩，即指出了这一理论传统。正是从形而上的悲剧观出发，王国维给予中国传统戏剧很低的评价，“叙事的文学（谓叙事诗、史诗、戏曲等，非谓散文也），则我国尚在幼稚之时代。”①“吾中国文学之最不振者，莫戏曲若。元之杂剧，明之传奇……其理想及结构，虽欲不谓至幼稚、至拙劣，不可得也。国朝之作者，虽略有进步，然比诸西洋之名剧，想去尚不能以道里计。”②中国传统戏剧之所以与西方戏剧相去甚远，是因为极少有真正的悲剧，戏剧仅一部《桃花扇》，小说仅有《红楼梦》。这里“悲剧”指的是哲学上的“悲剧精神”，而不是文学体裁意义上的西方古典悲剧。因此有人指出，“虽然王国维完全运用叔本华的戏剧理论来评价《红楼梦》所表现出的悲剧，但实质上他的悲剧所指称的范围与叔本华的指称的范围并不一致。”
　　
　　三、王国维之喜剧观与悲剧观
　　
　　《红楼梦评论》将悲剧与喜剧对比，抑喜剧而崇悲剧。但在《人间嗜好之研究》中，王国维的看法有所改变。他认为普通人之所以喜欢戏剧，是因为“势力之欲”。就喜剧（滑稽剧）来说，是因为观者的“势力”强于被笑者，笑实际上是人有“势力”的表现。在现实生活中，只有与人们关系亲密或者地位远远低于自己者，人们才敢取笑。但在喜剧（滑稽剧）中，因其虚构性，使人不但能笑，而且敢笑，这就是喜剧之所以产生快感的原因。悲剧的快感也来自“势力”的表现。在王国维看来，人生本来无异于一出悲剧，但现实生活中人们不可能像悲剧中的主人公一般，又歌唱又表演来倾诉其痛苦。虽然在悲剧中，人物本身并无势力可言，但“敢鸣其苦痛者与不敢鸣其苦痛者之间，其势力之大小必有辨矣”③。悲剧提供了现实生活中不可能有的倾诉机会，观众可以随剧中人物一道宣泄这种人生的苦痛。即便是并无自觉艺术审美趣味的观者，也可以从欣赏悲剧中“得一种势力之快乐”，这就是普通人为何可以从悲剧中获得快感的原因。因此，王国维引用霍雷士的话说：“人生者，自观之者言之，则为一喜剧；自感之者言之，则又为一悲剧也。”④将悲剧与其他戏剧类型做比较，似乎显示出王国维纯哲学研究的兴趣开始减弱，而加入文学方面的思考。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其一，此时“悲剧”更多的是从人生经验（体验）意义上说的；其二，喜剧在与悲剧的对比中显出其自身的固有价值，悲剧与喜剧开始有了某种价值平衡；其三，对戏剧本质的认识，从二元冲突论转移到观众反应批评，重视悲剧与喜剧产生快感的原因；其四，虽然“势力”的说法仍可归之于叔本华，但此时王国维的理论来源更加多样。其实前此一年写成的《屈子文学之精神》，就透露出重新看待喜剧与悲剧关系的消息。文中提出“欧穆亚人生观”，其根据在于王氏翻译的海甫定《心理学概论》，“滑稽之情之对同情之对象而发者，谓之曰：欧穆亚。及其发达，遂成一种之人生观，即：一面既知世界人生之局促苦痛，愚暗不平；一面仍不失对一切生物之爱情，及对管辖自然及历史之势力之信仰故也。”⑤“欧穆亚”即“幽默”，但指的不是轻松的诙谐、调笑，而是包含严肃内容的、带着同情的笑。悲剧的一个古老定义就是“对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摹仿”，正是因其“严肃”，亚里士多德才认为悲剧与史诗有非常亲近的关系。“欧穆亚”体现了悲剧与喜剧的某种交融，不能不说是王氏悲剧理论的转变。后来《人间词话》亦强调，“诙谐与严重二性质，亦不可缺一也。”⑥对“嗜好”与“欧穆亚”的研究，都流露出一些心理学的痕迹。
　　
　　四、席勒之于王国维悲剧观
　　
　　除了文学和心理学方面的因素，席勒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王国维的悲剧理论。席勒认为，人在质料冲动中羁绊于时间和空间（现象界），人是被决定的，服从自然律；形式冲动让人进入理想领域（本体领域），人自我决定着，是自由的。游戏冲动则综合二者，而这种综合存在于艺术作品中。或者说，艺术可以激起欣赏者的反应，这种反应将存于其内部的对立的两极综合起来。艺术的最高目标是再现超感性的东西，尤其体现在悲剧艺术中。因为悲剧艺术通过可感的标志再现了有道德感的人，将其保持于独立于自然法则之外的激情状态中。只有通过反抗苦难，而不是情感的狂乱，人的自由原则才能意识到它自己。自然之所以要在人眼前展示其威力，正是为了理智能在人身上显示出其独立于自然的力量。席勒这些观点来源于康德，但其悲剧观也与中世纪基督教的一个观念相近：对感官（觉）之痛的淡漠可获得精神性的提升。⑦席勒认为，苦难能显示人的道德力量，德性只有经过考验才是真正的德性。但苦难本身并没有独立的价值，只有对苦难的反抗才是值得怜悯和尊敬的。悲剧的主人公须选择更高的道德价值来反抗苦难，选择必须是自由的选择，出于道德命令，而不是屈从于自然法则的本能。苦难激起感觉（现象）的不适，这种不适被主人公对苦难的反抗所平衡，而反抗又唤起观众“更高的感性”（本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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