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8期
人与世界的不可通融性
作者：杨金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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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难看出，胡先生是倾向于认定他们没听到“我”的呼声的，从而把一切责任推到“我”身上。“交流者自身的性格弱点”按理说双方都有份，但是胡先生却只提借煤者的，最后干脆明确说全怪“你”了。看来，胡先生是把老板娘及老板当成同一阵线里的人的，这固然没错，但是，二者果真没有任何区别吗？从文本可以看到，老板古道热肠：听到后就向老伴问询以确认，自己确定后立即要去看看，被拦住后要求她询问顾客自己报价，然后又在里面喊：“他要买什么？”其挂怀之情溢于言表。而老板娘却处处与他作对，巧言令色，混淆视听，胡搅蛮缠，虚与委蛇。可见，在经济上他们虽然一体，但在道德品质上却善恶有别。胡先生把他们混为一谈固然简捷方便，却失去了作品原味的辨别。依我说，老板错就错在耳根子软，当然，他的缺陷（有病，腿短等）也使得他不便于直接和“我”交流，但他毕竟是要那样做的，所以他的过错（恐怕也只能说是过错而非罪恶）可以商量。但老板娘居心叵测，最终败坏了借煤之事，蔑视而又满足地挥着手回去。“你这个坏女人！”难怪“我”在永远消失之前连说两遍。
第二，飞翔究竟是一种怎样的方式？
从文本中我们发现“我”选择这种方式从根本上看是不自由的，换言之是被迫的：经济条件不允许。被迫之二是情况的紧急：“我可不能活活冻死；我的背后是冷酷的火炉，我的面前是同样冷酷的天空，因此我必须快马加鞭。”这样，能够飞翔，当然“妙哉，妙哉”了。十万火急而无他法，选择者是否应该为之负全责，也成为疑问。这种方式，是世界强加给“我”的，它属于世界而不属于“我”。在这个不自由的选择的背后，是那强大的世界。连“我”本身不也是世界的一部分吗？
对于一个快要冻僵、苦苦求助的人，刻意地去指责他的所谓方式并最终干脆拒绝帮助，那么，是否遵守了做人的道德底线？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是不是完全由于飞翔这种方式，才导致交流的失败的？未必。前文分析说明，老板已听见，想去交流却被阻挠；老板娘看见也听见了，就是不肯借，而且坚决不许别人借。“我”和老板娘是有直接交流的，向她哀求，她却对老板说什么也没有，并赶紧用围裙把我扇走。这就是实情。可见，这根本就不是我的飞翔这种方式造成的。胡先生说：借煤的失败不是正面交涉的失败。而我们看到这恰恰是“我”和老板娘正面交涉的失败。从根本上说，是由于老板娘的刻意阻碍和推拒，而不是什么方式的问题。如果联系卡夫卡其他小说（《城堡》《审判》等）的女性形象多为“坏人”的事实来看，如此推断也极其合理。
为什么胡先生一定要产生这种错觉呢？可能抓住了这句话：“我怎么去法必将决定此行的结果；我因此骑着煤桶前去。”由于使用对待那个细节一样的方法，很难说胡先生读出了这句话的真意。孟子说，解诗不当以文害辞、以辞害意，这句话也应联系语境，才能品出真意来。它前面是对成功借煤的幻想，把对方想象成仁慈的人，对待穷人必然会暂时抛却利害的考量而救“我”于饥寒交迫之中。这种去法一是讲究速度免得冻死，一是利于显示贫困，以获同情。固然是轻巧的形式，但又何尝没有辛酸沉重的内容。它是一面镜子，照出的是对方的本质。镜子里是什么样子，要由对方的实质来决定而不全是镜子的事。形式和内容，表象和本质是不可分离的，哪有什么纯粹的形式。而胡先生完全归结为方式本身。固然，这些都是由形式引起，但又不只是形式决定的，而更是对方的本性。还可以假设，如果这篇小说里没有老板娘或者说老板娘像老板一样一直认为有人，上来后即使真的没看见人也要再看一会瞧瞧到底是不是刚才听错了，结果会怎样？显然，进行“选择”的不只是“我”一个人。换言之，老板娘不借煤不是“我”的交往方式决定的，而是她的本性决定的，我的方式起的作用就是给她的本性提供表现的契机。看来，“我”的方式还确实是借煤失败的原因；如果“我”身着西装革履、开着奥迪去交流，老板娘肯定会笑脸相迎而不是“蔑视”了，对不起，都怪“我”。
说到畏惧，我们不禁要问，“我”平白无故的为什么要畏惧世界呢？畏惧难道不是因为对方有令人不得不畏惧的成分而完全是自己瞎想吗？老板虽能代表世界善的一极，但事实上，按照小说所展示的那样，人能接触的却只有恶的一极——老板娘，所以“我”才不得不暗暗产生无限的畏惧。
三
我们可以从两个层面看该小说的象征意义，一是人类个体之间的不可通融性。“我”、老板、老板娘是不同位置的人类个体的象征。“我”资源匮乏，求助他者。老板有意帮助，老板娘则恶意阻挠，使其好意不能实现，“我”的苦难不得解除。人与人即使有沟通的“好意”，也终究是无法沟通的。
二是个体与整个世界的不可通融性。老板作为苍天、上帝、正义、仁慈、关爱、至高者的象征，在人的苦难中也许是无辜的：至高者无法事必躬亲，他不能和我们芸芸众生直接接触，而只能通过他的代言者，他的意图的现实执行者——巫师。老板娘作为盾牌、围裙、正义执行者、巫师，其职责是把上苍的美意传给人间，但她是有私心的，总是歪曲上苍的意思，蒙蔽乃至阻挠“我”和上苍之间的沟通。这就造成了人/上帝，“我”/老板，个体/正义的永远隔绝。小说开头写道：“天空成了一面银灰色的盾牌，挡住向苍天求助的人。”真是不可思议！就是说，正义和其执行者，天空和盾牌，老板和老板娘本是一体，是一事物中相反的两极。所以，正义本身就是矛盾的、分裂的、可望而不可即的，这就预示着、决定了个体在孤独困苦中的求救只能无功而返。后文显示，老板和老板娘虽然意向相异，但作为“同一个方面”，行为的步调却几乎一致，一种奇怪的畸形的又必然、自然的一致（这和胡先生混淆二者而不是整合二者是有本质区别的）。世界及其支配者在人的苦难面前无补于事，这透出对人性、人世、人生的彻骨悲凉与绝望，“我”只能“浮升到冰山区域，永远消失，不复再见”。
作者系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水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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