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8期
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徘徊于官与隐之间
作者：程 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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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行的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语文》教材，其编写的体例大体上是以体裁为主而兼顾时代，从编写体例的统一性来说，这本无可厚非，因为凡是编写教材其体例总是相对固定的，但这多少限制了教师对教材的解读。从教师的角度说，他们对教材的解读可以是灵活多样的，其视野或方法甚至是无限的。以第三册《语文》为例，其第一、二单元选的是中国古代诗歌，从先秦的《诗经》到宋代李清照的词，计有35首。一般的教学方法是从第一首依次讲下去，这样的教学表面上有一个时间的顺序，甚至也可以多少介绍一些中国古代诗歌的发展历史，但是毕竟显得有些零碎，从更高的要求看则缺少创意。换一个角度，如果不仅仅着眼于诗歌，同时还着眼于诗歌的作者，把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从文化类型学的角度去比较某一类诗人的人生历程和人生态度，这将可以对教材进行新的整合，从而使教学内容别开生面，显得非常有趣，且引人入胜。
这一文化类型学的解读，是建立在对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余英时觉得用“知识人”比用“知识分子”称呼中国读书人“更为适切”，见《士与中国文化》，本文仍沿袭惯例）人格类型的划分的基础之上的。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从人生追求上说，可以分成两大类，一类是读书想做官而做成官的，一类是读书想做官而没有做成官的。自从《论语》中记载了孔子的弟子子夏说过“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之后，很多读书人就把对这句话的误解（以为“优”即“优秀”，其实“优”在这里的意思是“有余力”，见钱穆《论语新解》）当作了人生的目标，加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激励，读书的目的就是为了做官基本上成为一种共识，“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是上千年来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最大的梦想。然而未入官场的古代知识分子不明白，官场其实是一个“围城”，在外的人想进去，进去的人则想出来。没有做过官的人不知道官场，即使从书上了解一点也是非常肤浅的，只有进入官场的人，才会对官场有真切的体会和深切的认识。官场有自己的游戏规则，而这些游戏规则难免会与以书本为根据以理想为目标的古代知识分子产生一定的矛盾，这些矛盾有的是源于人的个性，有的源于人的生活方式，有的是源于人的道德操守，有的则源于人的政治观念，等等。这些矛盾的引发和激化，往往会触发古代知识分子对于除正统的儒家观念之外的思想观念的怀想，这些思想观念就是有别于儒家的道家和佛家的学说，从而为他们的人生选择提供另外的道路，这就在中国历史上出现了一种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徘徊于官与隐之间的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如果从对古代知识分子的这一类型学研究出发，我们就可以从第三册《语文》的第一、二单元中择取出其中的三首诗歌和三位作者，作一次关于古代知识分子徘徊于官与隐之间的类型学解读。他们分别是陶渊明与其《归园田居》，王维与其《山居秋暝》，苏轼与其《念奴娇•赤壁怀古》。
陶渊明的祖上曾经有过辉煌的为官史，曾祖父陶侃是东晋的开国元勋，曾身为侍中、太尉、都督八州诸军事、荆江二州刺史，祖父陶茂曾任武昌太守，陶渊明父亲早逝，家道衰落，但是先辈们的业绩总是挥不去的记忆，点点滴滴渗入他的心灵。加之又有“游好在六经”的熟读儒家典籍的经历，所以青少年的陶渊明有过远大的志向：“忆我少年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谁言行游近，张掖至幽州。”（《拟古》）当他的济苍生、复故土的志向受到挫折时，他有过“总角闻道，白首无成”（《荣木》）的叹息，但是马上又有“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杂诗》）的自我激励。于是，29岁时陶渊明出任州祭酒，35岁时在江州刺史桓玄府中做官，40岁时又任刘裕镇军将军府参军，明年8月为彭泽令，11月弃职返里。综观陶渊明的官宦之途，虽然坎坷，却任而复辞，辞而复任。那么，他为什么在41岁辞官后便再也不出山了呢？这就要翻开陶渊明性格的另一面，陶渊明毕竟自小生活于田园，父亲早逝，无人拘束，而外祖父孟嘉又是一个“行不苟合，言无夸矜，未尝有喜愠之容。好酣饮，逾多不乱。至于任怀得意，融然远寄，旁若无人”（《晋故征大将军孟府君传》）的散淡的人，这对少年时的陶渊明产生了不小的影响，陶渊明自称“闲静少言，不慕荣利”（《五柳先生传》）的品格与外祖父有着渊源关系。且陶渊明又是对老庄非常感兴趣的人，特别是庄子的“逍遥游”思想，深得陶渊明的认同，后人统计，在陶渊明的所有诗歌中，引用《庄子》的最多，达49次，可见庄子在陶渊明心目中的地位之高。所以即使身在官场，陶渊明的心中总一直有个声音在呼唤着——“归去来兮”，陶渊明的这种“归去”的心愿，决不是官场中讨价还价的筹码，也不是被逼无奈的遁逃，而是发自内心对于田园生活的向往，而这种向往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强烈，并终于化为行动。于是我们看到了正当壮年时的陶渊明毅然抛弃官场，回归田园，并一口气写下五首《归园田居》。且看被选入教材的这一首，可以说自由、平淡、宁静是这首诗的三大主题，而自由又居其首，诗人把官场比作“尘网”、“樊笼”，把自己比作“恋旧林”的“羁鸟”、“思故渊”的“池鱼”，官场的逼仄、狭隘，有可能是尔虞我诈、钩心斗角，也有可能是琐碎无聊、庸俗无趣，让生平喜欢观“榆柳”、“桃李”，听“狗吠”、“鸡鸣”的陶渊明觉得缺少自然界的生机与生气，更缺少一种庄子所说的“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的逍遥自在；如果说田园是自由的话，与官场的繁缛相比，田园还是平淡的——“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与官场的喧嚣相比，田园更是宁静的——“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寓形宇内复几时，曷不委心任去留”（《归去来兮辞》），参透人生的陶渊明不可能首鼠两端，他不会身在官场，心念田园，他只有身心俱在田园时，才觉得安顿下来，于是在为官与归隐之间陶渊明做了一次非此即彼的选择，他走的是一条弃官归隐的道路。
王维喜欢陶渊明，后人称王维的诗作有陶诗“清腴”之特色，但在人生道路上并没有完全学习陶渊明。王维21岁进士擢第，任大乐丞，因伶人舞黄狮一事受到牵累，被贬为济州司仓参军。后得到张九龄的赏识，被擢为右拾遗，历任监察御史、左补阙、库部郎中等官。安史之乱时，王维被叛军所俘，被迫任伪官。平叛后，本当定罪，在其弟弟的斡旋下，被贬为太子中允。后历任太子中庶子、中书舍人、给事中，直至尚书中丞。就在这一过程中，赏识王维且为官开明的张九龄被罢官，奸臣李林甫当道，唐代政治转入了一个腐败黑暗的时期。王维对于张九龄被罢官感到沮丧，对于李林甫专权感到担心，他曾萌生过像陶渊明那样“不厌尚平婚嫁早，却嫌陶令去官迟”（《早秋山路作》）的弃官归隐的念头，但却没有实施。他为自己找到的不想退出官场的公开理由是家贫：“小妹日成长，兄弟未有娶。家贫禄既薄，储蓄非有素。几回欲奋飞，踟蹰复相顾。”（《偶然作》）而实际上情况并非如此简单。晚年的王维曾写过一篇《与魏居士书》，道出了他的真实想法。他并不赞同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结果却穷得向人家乞食，他的处世态度是：“孔宣父云：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可者适意，不可者不适意也。君子以布仁施义，活国济人为适意；纵其道不行，亦无意为不适意也。苟身心相离，理事俱如，则何往而不适？”可见王维是自觉身心分裂并且以此为“适意”的人，一方面他留恋官场的利禄，一方面也厌恶官场的丑陋；一方面赞叹山水的优美，一方面害怕无官的贫困；一方面不排斥尘世的喧嚣，一方面又向往佛学的寂静，他的山水诗就是在这样的背景和心态下写成的。王维不需要像陶渊明那样“开荒南野际”，他有一处景致绝佳的辋川别墅，而《山居秋暝》就写于此。从全诗来看，以一“空”字起笔，虚写山空，且以“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来反衬山之空寂，而实写心空，以“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明里正衬，以官场的喧嚣暗中反衬。在王维看来，真正的空其实不在山，而在心，有《维摩诘经•佛国品》为证：“若菩萨欲得净土，当静其心。随其心静，则佛土净。”居于山中的王维，正是通过“心斋”让自己的灵魂得到了净化，从而从不洁的官场脱身而出，得到一时的解脱。“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王维想长留山中，然而他真的舍得官场吗？如果不是当官的俸禄，他怎能拥有偌大的辋川别墅？可见，王维在为官与归隐之间做了一次亦此亦彼的选择，他走的是一条亦官亦隐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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