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8期
神话重述中的现代叩问
作者：杨汤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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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四年前《蛇为什么会飞》引来呶呶争议后，在长篇小说创作中，苏童仿佛销声匿迹遁隐江湖，甫今《碧奴》横空入红尘，并且是非同以往地重述神话，自然避免不了纷争扰扰。面对诸多褒贬，在不同场合，苏童都固执地提及它是自己有史以来最好的一部长篇。面对其争议焦点的神话重述与眼泪叙事，我感兴趣的则是，中国神话为何缺乏文学的叙事传统？在作为焦点讨论的眼泪叙事之外，作为个体的苏童还渴望在神话的重述中表达什么或者吁求什么？
如果说惯常的苏童“但就算是最具有时代意义的题材，也常在他笔下化为轻颦浅叹，转瞬如烟而逝。苏童的世界令人感到不能承受之轻：那样工整精妙，却是从骨子里就掏空了的”①。如果说苏童小说对欲望的无名追逐、对死亡的耽溺与向往成为当代说部中颓废之美的奇观，那么从《碧奴》始，一种生存之重沉沉排闼而来，一种别于颓靡之南方的澄明逐渐凸现，一种坚韧之信念开始茁壮生长。
重述神话：挑战的难度
洪荒初辟，人神混沌，强悍绚烂的原始生命滋养了各民族飞扬的神话体系。自人类有想象力始，神话当已成为人们口口相传的精神归宿，神话由此成为最亲近性情之文学的初始形态，弗莱认为“对神话结构的重新组合便是我们所说的文学”②。在教统渊远的西方，神话叙事有着悠久的人文传统，自荷马史诗开始，诸多作家都努力在神话中寄予爱与救赎的希望，可以说，欧洲小说是以嫡系的姿态从神话中行走出来，中途虽经过工业革命、“诸神消亡”的19世纪，但自20世纪以降，面临人类精神日渐匮乏、人类自大狂妄所造就的恶果，工业迷狂与技术理性已经无法还给人类返归精神家园的方向与能力，神话，这一曾被集体遗忘的叙事方式，不经然在20世纪得到了全面的复兴，艾略特、乔伊斯、福克纳、马尔克斯等成为现当代世界文学标杆的作家，无不努力从人类想象之源处掘取生命养分，于神话中抒发一己之块垒，探讨人类生存之境遇。曾高喊“上帝死了”的尼采，最后则认为人类社会之所以处于“现代的黑暗”是因为神话被遗忘所造成，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中指出“每一种文化只要它失去了神话，则同时它也将失去其自然而健康的创造力”③。神话叙事在力图解释世界和生存的努力中，以间接和诗意的方式，达到哲学的深度，成为人类回归自我的救赎之路。
相对于西方林立的神话叙事著作，中国的神话叙说则以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式蜕化为时间的遗骸。一种方式，它们自初民口头叙述以来，便如水浸地，普遍流散于村落巷里，辗转于口口相传中，成为民俗的一种重要标志，成为百姓闲坐中的谈资。另一种方式，它们则被横搁在浩如烟海的历史资料里，尘封为祖先的前尘旧事。早在《尚书》《国语》《史记》等古远的信史中，神话就作为史料进入历史记述，《史记》中的《五帝本纪》《殷本纪》更直接把神话英雄当成祖先的历史来叙述。茅盾在《中国神话ABC》中指出：“原始的历史学家把神话里的神都算作古代的帝皇，把那些神话当作历史留了下来。”④当神话变成有据可考的历史，它那些飞扬跋扈的想象便直接被抽空，活色生香的才情诗意迅速干涸，神话的文学与文学中的神话便显得那么稀缺。
关于中国作家为何不愿意以文学的方式追溯神话，不愿意从本族神话深处生发情愫的诘问，有的学者认为是由于源远流长的儒家文化的截流，中国儒子对于“怪、力、乱、神”的反对，以及以“托古”的方式将神话人物“理想人格化”的做法，都使得神话消泯于正统的儒家思潮中。⑤有的学者认为，是基于太强悍的正统的史官文化，当史籍成了包罗万象古代著述的大总汇，史官文化在古代文明中的显赫地位，使得人们把史书中的神话当成历史看待，直接进入史料，而生生割断了神话与文学之间的血肉关脉。⑥或者如笔者所猜测，中国的传统文化过于早熟，早早形成了一套精致的文化体系，而前文明状态下成就的神话诸如精卫填海、夸父追日、刑天舞干戚、孟姜女哭长城之类，其高蹈狂放、刚烈执著，为了追求不惜倾毁一切的精神气质，已经无法被这套圆熟的体系有效生发开来，也无法让习惯于世情、历史演义说部的作者产生精神共鸣。
总之在民间的与历史的固化中，具有文化异数特征且能指强大的神话已经被人为地僵化成了中华民族一套耳熟能详的话语模式，成为一具抽空了血脉的石化标本，如海德格尔所警惕的“传统却赋予承传下来的东西以不言而喻的性质，并堵塞了通达源头的道路。传统甚至使我们忘掉了这样的渊源，传统甚至使我们不再领会回溯到渊源的必要性”⑦。
尽管自现代以来，也有如鲁迅先生者，曾在《故事新编》的《理水》《奔月》《补天》《铸剑》里切入神话，但横眉冷对的先生无法平静下来对神话进行丰满的演绎，更多的是颠覆和调侃，在先生笔下，神话的传统被肢解成支离破碎、荒诞不堪的国民性之镜像，神话初始的内涵与精神已在嘻笑怒骂的笔致中烟消云散。而后，追源本族神话之原始精神来演绎传奇的作家更是寥寥无几，是否，接着说中国本族神话、从本族神话中掘取精神资源比反着说、骂着说更为艰难？是否，这一写作的艰难彰显了惯于描述当下世界的中国作家所存在的另一种精神难度？
或许，以上对于神话叙事的反思与诘问，便是苏童这部《碧奴》给我们所带来的意义，很多时候，一个事件的出现，往往并不因为它解决了什么，而是因为，它给人们带来了怎样的思考角度。
据悉，在“重述神话”全球出版项目中，不少西方作家的重述都选择了以后现代手法解构传统神话，阐释出另一番意义。而苏童认为，自己从来没想过要颠覆孟姜女的故事，“我不会采用解构的方式去改变人们对孟姜女这个美丽传说的印象。”⑧苏童承接接着说神话的这一难度，首次以演绎性的长篇方式向中国神话叙事的缺失发起了挑战，无论圆满与否，这至少为当代文学创作开辟了别样景观。
个体言说：生存的追问
于时光流转中保存下来的神话总摆脱不了不言而喻的僵硬模式，因此，在耳熟能详的孟姜女哭长城的传说里，苏童言说中的女主角不再是家喻户晓的孟姜女，而叫碧奴，因为苏童觉得“孟姜女对我的写作是一种枷锁，所以用‘碧奴’感觉更舒服更有灵感”⑨。虽然他没有思量过颠覆解构这一神话，但是在承续性的重述中，在姓名的有意变更里，在对眼泪的肆意铺扬中，我们仍不难窥见作者欲借神话之壳抒写个体对世界、对人生的一种潜在的个性思考。
在这里，苏童干净地告别了以往文本中暧昧缠绕的男欢女爱，一出场，碧奴的男人岂梁就已经缺席，他的沉默使得小说中庸常的情欲气息被荡涤一尽，文本随着碧奴众里单身的出发变得逐渐坚实，男人岂梁成了一个象征爱与温情的符号，他被悬置在碧奴整个被抛掷的存在的终端，最终虚化为一种孜孜以求的信念与理想，他所在的北方和大燕山，也有别于苏童以往耽溺的绮靡腐烂的南方，以往小说中的人物往往在寻求和逃匿中失去目的和方向，而在这里，碧奴坚定地向北，碧奴生逢乱世，沦落其中，人人无不为了各自的生存为所欲为，当强壮的男人与孩子都为了生存沦落为没有任何尊严的马人、鹿人，当眼泪可以作为物品进行买卖，在这一片信念颓败、人心涣散的废墟之上，碧奴，作为一个完整的能自我控制眼泪的个体，如一束明亮的阳光，始终在存在的自明中坚定前行。
只是，在一个信念缺失的年代却怀抱信念、冒天下之大不韪，碧奴注定孤独。因为“与罪对立的概念并不是美德，而是信仰”⑩，在苏童所呈现的这个罪孽丛生、德行沦落的世界里，碧奴因信念而得罪，因得罪而孤独。在故乡桃村，“碧奴习惯了孤独，所有的桃村女人都用一种冰冷的目光审问她……她们的丈夫与岂梁同一天被押走，可是她们不愿意与她结伴北上”1，“在繁华的蓝草涧，碧奴尝受着一个人的荒凉”2，“碧奴清楚地知道在这个绝望的人世上，她是最后一个怀着希望的人，她的孤单也是命中注定的。”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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