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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情书写中的文化认同与性别视野
作者：郭剑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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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以来，蒋韵走出自己的“禁区”，写下一系列与爱情言说有关的作品，在读者中有较大反响，如《上世纪的爱情》《隐秘盛开》等。《心爱的树》应该说仍然与“爱情”有关。在今天这样一个“不谈爱情”的时代，一个曾经声言“不写与爱情有关的故事，我怕写不好”的作家，开始频频涉足这一领域，在我看来有两种可能：一是她要对自己的创作才力做出自我挑战，这不但需要艺术的天真与自信，更须有“冒险”的勇气；二是她对“爱情”有了自己独特的思考。对于一个有较长写作历史、达到一定程度的作家而言，她(或他)会因不满足自己已有的限度而作某种尝试。这自然会引起读者和评论者关注的兴趣。《心爱的树》刚刚获得第四届鲁迅文学奖，至少从一个侧面说明该作有其独特之处。
我的感觉，《心爱的树》提供给我们的不单单是一个动人的爱情故事。我想用两个关键词浅作言说：文化认同，性别视野。这两个问题的切入并非高调理论的抽象，而是源自蒋韵小说最基本的要素之一：人物书写。
一、爱情书写中的文化认同
《心爱的树》展示的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内陆小城发生的一段传奇。尽管时间上跳过了“五四”，但乍读之下，仍像一个“五四”时代的老套故事。十六岁的女学生梅巧嫁给了长她二十多岁的“大先生”，婚后不甘做家庭妇女，一边生儿育女一边求学工作，后与丈夫的弟子、年轻的北师大毕业生席方平邂逅，抛下丈夫与四个孩子双双私奔……然而随着叙述的展开，故事渐渐偏离了俗套，你会发现，原来惊天动地、惊世骇俗的浪漫私奔，不过是在这世上又多了一对贫贱夫妻；那个最初怀着被抛弃的耻辱和仇恨的男人，其实终其一生都在默默地爱着这个女人；原来那一心要远走高飞、脱离丈夫的女人，最终又回到了原地，且不知道自己一直接受着被她抛弃的男人的帮助；而那个看似不幸的被抛弃者，其实在后来拥有真正安宁平和的生活；原来令人感动的不是那浪漫出走的一对儿，而是默默怀着爱的大先生和同样付出爱的大萍……你还发现，这并非一个娜拉出走或“海滨故人”的老调重弹，“五四”以来几乎定性了的模式化了的有关爱情的价值意义判定，在蒋韵的小说里发生了转向，舞台的聚光灯打在了从前不为这浪漫文学注意的另外一些人们的身上，这便是：大先生和大萍。
现代文学史形成的以个性解放为标志的爱情描写模式，使“爱情”附着了太多的新文化色彩和现代意义的“进步”等一系列价值意义，也使得这一文学场域充斥着高蹈的浪漫，他们的拥有者通常是代表新文化进步思想的知识分子，至于那些维护传统文化的旧知识分子则因其思想的守旧而被逐出现代文学的伊甸园。我们很容易想到许多学贯中西的所谓来自旧的文化阵营的知识分子，常常被文学史或文学作品写成反面角色。更受文学冷落的还有一直扮演被启蒙角色的“愚昧麻木”的大众，在现代文学的视野里，他们似乎是不懂也不配谈情说爱的。这期间虽有沈从文、废名的乡间男女的爱情描写，但在大陆现代文学史里，直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才被人们“听”到、“看”见。这种影响所及，几乎使爱情成为进步、浪漫的代名词，成为进步知识分子的“专利”和“特权”，我想，中国现代文学创作领域的爱情书写是否也有被“遮蔽”和不完整的地方？
蒋韵作为一个出生于20世纪50年代的七七级大学生，在知识谱系、文学精神上，接受的是“五四”文学传统以及翻译过来的19世纪欧美文学的滋养。在她以往的小说里，一种不自觉的“五四”情结，流露在她的字里行间，笼罩着她所钟爱的人物，举手投足、言语神情，无不带有“五四”气质。这篇小说把主人公叫做“大先生”，甚至让人联想到了鲁迅家人和学生对他的称呼，或许还会把这一人物和那个时代的知识精英、新文化的启蒙大师们联系起来。然而，蒋韵在这篇小说里恰恰是要写出一个旧式的“先生”。这个人物固然精通“声光电学”，却并不具有通常这一类形象所惯有的启蒙色彩或新文化精神，向学生传授新的科学知识在他只是一种平常不过的为师之道。大先生的师道尊严，大先生的家长尊严，大先生和女学生梅巧之间含蓄内敛的夫妻关系，更多传统色彩。真正体现其神韵的地方也正折射着传统文人的某些精神气质。比如面对梅巧的任性乖张、绝情而去，大先生由最初的暴怒屈辱转为默默关爱和暗中相助，是有一种真爱大爱作支撑的，算不算是一种“仁爱”或者说一种东方式的情爱？再如日本人胁迫他出任伪县长，他站在望风楼以死相拒，随后又携妻将雏隐居山中，一方面带有家乡河东大地五千年历史积淀而成的浩然正气，另一方面也遵循着“穷则独善其身”的古训。蒋韵借大先生这一形象，似乎想要表达她对一直以来受新文学贬抑的儒雅传统的知识分子的某种认同。她仿佛在秉笔书写大先生的“君子”风范，这对新文学人物画廊里充斥过多的所谓现代知识精英形象，某种程度上有“纠偏”的作用；她着力挖掘大先生情感深处潜伏的深沉至爱，对一直以来笼罩在这类人物身上的干瘪迂腐的感情描写而言，是不是也有“去蔽”的作用?大先生无疑是一个新鲜的有血有肉的传统文人形象，他失去了梅巧的爱却没有丢弃自己心中的情爱。他不曾宣讲过什么主义却用行动诠释着正义和良知。他至少告诉我们，“旧式”文人并非一概“落后”于时代，并非都患文化“软骨症”，并非只能写成负面的刻板形象。
另一种认同来自对大先生续弦大萍的描写。如作品所言，“这大萍，一切，都和从前的那女人，反着来。从前那女人，是女秀才，女先生，这大萍，没上过学，没念过书，斗大的字不识一筐；从前那女人，巴掌大的小脸，杨柳细腰，这大萍，却是脸若银盆，肥臀粗腰，墩墩厚厚，磨盘一样撼她不动。”她对大先生死心塌地的照护，对“寻常日子”的悉心经营，对全无血缘关联的四个孩子的抚育，乃至困难时期对梅巧的悄然相助，自有乡野之人天经地义的行为准则，那是千百年来不为庙堂、广场所正视的愚民们的文化逻辑和生存智慧，似大树般茁壮健硕遍布浓荫，以地母般宽厚踏实的丰乳肥臀，给风雨飘摇的家庭带来平和，让饱受创伤的心灵获得安宁。她的意识里没有现代人的“爱情”观念，却自有一股把日子一天天过下去的原始动力，就是这样滚烫的“蛮力”，推动着岁月向前，融化了大先生、香凌们曾经的冰冷和绝望，升腾起令人惊奇的凝聚力。
无疑，当梅巧席方平的浪漫出走因陷入战时的西南边陲而遭遇物质困境甚至危及生命，大先生对梅巧的援手便有了救赎的意义。鲁迅告诫我们的生存温饱发展“三要义”，其实在我们现代人的意识中，往往是回避或漠视前两者的世俗性物质性，而崇尚最高阶段的精神性高雅性，忘记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常识”。无妨直言，大先生三年困难时期对梅巧的接济正是在温饱层面，却实在是关乎性命。由此，爱情的物质救赎不仅非常重要，更具有超越世俗升华爱情的精神力量。
我不知道蒋韵给这两个人物的名字都冠以“大”字是否有用意，或许是巧合，却也不无意义：在我看来，大先生所代表的传统文化里的“宽容”“仁爱”“道义”“气节”所凝聚的君子之风，大萍来自乡野民间朴实无华的生存智慧、生命美学，的确是可供他人乘凉的“大”树，好大一棵树!它大爱无言，以润物无声的救赎能力和顽强的生命活力，兀自衬出了现代人所谓浪漫爱情的尴尬与贫血。蒋韵对大先生和大萍的书写，没有刻意朝某一个方向“预设”，却引发我们去重新审视爱情婚姻描写中的传统文化和乡野文化力量的认同问题，这恐怕也是这篇小说的新意所在。
二、爱情书写中的性别视野
新时期的女作家们在历史的转机刚刚到来时，对爱情的书写，最先“敏感于‘爱情的压抑’；在多层次的反思中最早反思‘爱情道德’；在变革的阵痛中最先感受‘爱情的痛苦’；在自我意识的提高中首先觉醒‘爱情意识’①，曾几何时，成为一个蔚为壮观的写作景象。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堪称代表。但此后不久，不少女性作家接受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启蒙，开始在创作中频频凸现性别意识，进而成为又一种热门的写作方式，即“由预设性很强的女性主义理论视野，转而从作者自己的个人生活经验中孵养出文学的生命”②。在此过程中，女作家们由“不谈爱情”，到谈“爱情”色变，显得心浮气躁。要么是谴责、怨恨、失望交织的怨妇情绪的挥洒，要么是以咄咄逼人的理论武装作支撑，难免有一种声嘶力竭、刻意而为的苍白。蒋韵在《心爱的树》里固然“无法背叛她的性别”③，但她的女性视角是很本色的，换言之，蒋韵的分寸把握较好。她写梅巧对求学工作权利的争取，是出自梅巧拒绝平凡渴望浪漫的天性，而非女性主义色彩的反叛家庭和男性权威，否则就不能解释梅巧何以能与席方平相濡以沫白头偕老；同样，她写大萍实心实意照顾大先生一家老小，也是出自乡间女性善良、厚道的本能，而非女奴式的低眉顺首、曲意逢迎。梅巧的决然出走或大萍的忠实守候，全然是个人的自愿选择，恐怕这才是蒋韵看取人物的视野所在，显示出她超越性别之上的人性视野。尤其是对大先生的刻画，不再是模式化的新文学视角（涓生式的启蒙者，方鸿渐式的无用好人等等），也摒弃女性写作中的过度意识形态化（控诉谴责男性霸权或突现两性对立），而是以一种平和的目光关注人性的丰富，呈现生命和情感的流逝。这样的性别视野，至少也在修正着目下过分女性主义化的怨恨情绪，不失为一种诗性的节制。
蒋韵的文字优雅而激情，诗意而灵动，她对笔下的每个人、每方土、每棵树、每朵花，都有着同情的理解和精致的描画。需要注意的是，精致优雅固然可以美化人性的表现，却又容易削弱人性描写的深度和力度。如何处理这一艺术矛盾，如何追求人性的深化，恐怕应是作家多去思考和努力的。
作者系山西大同大学中文系教授，从事女性文学批评
（责任编辑：吕晓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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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陈慧芬：《“性别”——新时期文学的一种“内结构”》，《上海文论》，1987年第1期。
②杨扬：《无限的增长》，山东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
③ 陈顺馨：《中国当代文学的叙事与性别》，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