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8期
童真的美好及其他
作者：谢文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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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当代文学有许多诗化小说。这些诗化小说从不同角度表达了人们对淳朴乡风的追忆以及对美好人性的眷念。如废名的《竹林的故事》、沈从文的《边城》、孙犁的《荷花淀》、汪曾祺的《受戒》等。这些诗化小说在温馨诗意的叙述中表达了作者的人生理想和艺术追求。郭文斌的《吉祥如意》就是一部这样的小说。作者借用两个孩子清纯的眼光观照成人的心理世界，借助端午节农村上供、磕头、吃供品、采艾以及绑花绳、插柳枝、戴香包等民俗和意象将一幅流动的自然图景给予诗化的审美处理。小说“回望了传统乡村生活之深厚喜乐，在短篇小说的有限尺度内以丰沛的细节书写了温暖的大地”。
“五月”和“六月”是小说中的姐弟俩。像《受戒》一样，作品并没有对这些小孩的年龄做具体化处理。他们也许十一二岁，或者更小，也许十四五岁，或许更大？这些都不要紧，因为作者在这里讲述的是一个成长的故事——从童男童女长大成为“人”。严格说来，这并不是一个故事，而是一段心路历程——冲动、迷惑、探索和顿悟的历程。作者用田园牧歌的模式，用温馨的笔调书写了成长的主要标志：性的萌动与感悟。更重要的是这种萌动有着某种集体无意识的丰富内涵。
制作香包和上山采艾是这篇小说相互缠绕的两条主要线索。香包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少女成长经历的见证。它代表着少女懵懂而淳朴的内心世界。而采艾呢？就是人们对爱的追求和寻找，是爱的播撒与收获，是对和谐以及吉祥如意的采集与感悟。作者用非常别致的形式叙述了这两种民俗：缝香包是女孩儿出嫁前的必修课。“早学早惹媒，不学没人来。”香包，这个美丽的小物件儿，它香喷喷的味道本身便已预示着成长的美好。而女孩便在缝香包，男孩便在等香包的过程中完成了一次芬芳的性启蒙之旅。母亲教五月如何往香包里放香料时说：“有些东西啊，恰恰自家人占不着，也不能占，给了别人家，就吉祥，就如意”，这是纯朴的启蒙教育，是母亲对女儿淳朴的性启蒙，充盈着母亲对女儿未来生活的期待和祝福。而“艾”与“爱”谐音，采艾即采爱，上山采艾的人仅限于童男童女，采艾便具有了象征意味，它用一种温馨、美好的民俗方式，不动声色地进行着性启蒙的仪式。这既不像城市中小学课堂上的生理课那样赤裸与理性，也不像女儿出嫁前夜母亲的教导那样突兀与敏感。它用一种委婉又明朗，隐晦又无邪的形式，若无其事又热热闹闹地进行着性的启蒙——大家上山采艾（爱）去！而童男童女们则在这仪式中凭着心灵的指引成就了性的顿悟：六月突然想到，爹和娘怎么不上山采艾呢。问姐姐。姐姐说，因为爹和娘不是童男童女。六月问什么叫童男童女。姐姐想了想说，大概就是铜做的吧？……六月的脑瓜转了一下。不对，这童男童女，是没有当过新娘和新郎的人。在这种智慧的民俗形式的引领下，性的启蒙显得那样的自然与温馨，毫无尴尬与龌龊。而是“感到了一种童男童女的自然与美好”。
“五月”和“六月”是姐弟，又是成长道路上的同行者。在对性的探索与认知中，他们相互交流，相互启迪。因此，他们之间的感觉似乎超越了单纯明白的姐弟情，多了一份别样的朦胧。而这种多少有些异质感的情感在作者的诗意描写下，显得那样纯洁美好。五月和六月都非常享受对方给予自己的来自异性的美好感觉：“六月看见，姐姐闭着眼睛往肚里咽气的样子迷人极了。那香气就像变成了一个舌头，在五月的额头上亲了一下。”六月还想娶姐姐：“等我考上干部后，就让我姐嫁给我。”而五月呢，当六月欺负她时，她喜欢听六月说好话哄她：“之前，每当六月欺负她，她总是像猫扑老鼠一样抓住六月，拧他耳朵。听他告饶。但现在她不喜欢那样了。她觉得这样躲在门后听六月说话，感觉真是美极了。”这些情节明显带有两性色彩，虽说更多的是对异性的一种精神体验。即使是姐弟，若以男女授受不亲的苛严礼法衡量，似乎也该加以约束。但在淳朴的民风民俗背景下，在坦荡开朗的心灵中，这种异性体验都反因其微妙而变得真实而美好。作者采取的是一种诗意的描写，或者说是一种人性化的描写，两性间的情感不受丝毫礼教世俗樊篱的束缚，符合人性成长特点的便是美好吉祥的。小说给成长、婚姻、两性描绘上了一层美丽浪漫的底色。认为这些天经地义就是人性中最美丽的事情。即使写到五月、六月的父母时也是如此。当六月在五月的引导下想明白娘曾经也是爹的新媳妇时，“六月突然觉得娘和爹之间一下子有意思起来”。五月、六月上山采艾途中，猜想家中爹娘在干什么，六月觉得自己看见“娘在睡觉呢……爹也在睡觉呢……爹像是正在给娘呵香气呢”。对于婚姻的重视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体现，例如常说的人生四大喜事之一就有“洞房花烛夜”；对两性关系的推崇则可以说是西方文化的折射，例如西方神话中对诸神性关系的毫不避讳的描写。东方文化重视婚姻而轻鄙性，西方文化推崇“性”而忽视婚姻。小说《吉祥如意》吸呐了东西方两性婚姻文化中美好的因子，熔铸成了一种诗意的笔调，给人的成长涂抹上了一层朦胧又明朗的色彩。
值得注意的是，六月只知道爱的是姐姐，感到恐惧的也是姐姐哪天会突然的离去。小说用了大量的篇幅朦胧地描写了弟弟对姐姐那份朦胧的爱恋。显然，这不能说是一般的姐弟亲情。这种爱恋在某种意义上带有乱伦的冲动。这种内在的冲动沉淀为民族的集体无意识，被生活的其他欲望所遮蔽，被理性情感所放逐。只有在童贞世界我们才能直面人类的内心世界，才能若隐若现地发现人类的本我世界。显然，《吉祥如意》这种“姐弟恋”在某种程度上就续接了伏羲和女娲兄妹联姻的创世神话。正是因为这样才使得这篇小说有了丰富的文化内涵。五月、六月的成长也就有了人类的意义，有了民族的色彩。如果说这篇小说相对于以前的同类小说有所突破的话，那么，这种突破显然就在于小说所具有的这种文化内涵，而这种内涵的获得使得小说具有了文化人类学的价值。
与当下乡村小说热衷于破败叙事不同，《吉祥如意》极力渲染了未受世俗污染的童真世界。以童心和童年视角来串联一个个富有特殊意味的意象，如雾、露珠、蛇、香包、艾等等。作者通过这些意象诠释生命成长中的快乐，来诠释吉祥如意：吉祥是人与自然的平安、和谐、祥和，如意是爱意、天意、情意。而这一切是成长追求的必然，是生命的必然，蕴含着冲动和期待，满足和渴望，成长和成熟。《吉祥如意》以情为文，以诗化的语言、丰富了现当代乡土文学中的人性俊美。在某种程度上续接了沈从文、汪曾祺等人的诗化小说传统，在审美意蕴上繁荣了新世纪乡村小说的创作。
但是，我们阅读小说时一方面在赞叹童年的无邪和美好，祈祷人类的平安、吉祥的时候，却不得不心存疑问，作者远离尘嚣刻意书写诗化的乡村、无邪的童真以及淳朴的成长到底是何用意？是要与城市风驰电掣的现代化进程保持距离还是对内心的梦想保持一些乌托邦记忆？五月、六月在采艾的时候不可避免地会把露珠（“露水蛋蛋”是地的女儿）摇掉、击碎。“六月看见一个个美的死去原来是这样简单的一件事。他第一次感到了这美的不牢靠。而让这些美死去的，却是他的一只手。”人们不得不正视的事实是伴随成长的过程也是美的消失。不容忽视的是即使是童真的美好某种程度上也亦如朝露，最后只能消失。这些叙事让我们可以窥视出作者内心的矛盾和对未来的恐慌。
“吉祥如意”是一句祝福语，带有浓厚的中国民族色彩，小说《吉祥如意》借民俗形式的外壳书写成长的故事。这一故事触动了许多读者心中沉淀千年的民族文化情怀，同时也撩拨了他们对于自身成长历程的怀念。正如作者在小说结尾所说：“他们的脚步把我的怀念踏疼，也把我心中的吉祥如意踏疼。”这应该也是许多读者的同感。这些复杂的内涵和情感使得小说具有了丰富的艺术张力。我想这也是小说《吉祥如意》当选鲁迅文学奖的主要原因。
作者系咸宁学院中文系讲师、硕士
（责任编辑：吕晓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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