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7期
为人间大美和民族生命画像
作者：李运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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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先来看一幅发生在西双版纳黄昏景色中的泼水节画面：
“淡蓝色的清辉中，一株热带丛林特有的鸡蛋树，繁茂的枝叶像一簇绣球，围成美丽的屏风，晚浴的傣族少女手里擎着陶罐，把清冽的泉水向自己身上倾洒，她们那长长的秀发拂散着，波浪起伏，垂向地面，宛如高山流水的涟漪……”
这自然清新又绚丽多彩的画面，可谓难得一见的人间仙境。这人间仙境就展现在著名壁画《泼水节——生命的赞歌》中。而这段出神入化的描述，则来自理由报告文学《痴情》（1980年第6期《十月》）。壁画中的晚浴傣族少女形象，展示的不仅是傣族少女晚浴时的美丽胴体和优美形态，一种自然之子的生命活力，同时也是民族性格的写照。傣族一年一度的泼水节，起源于傣族姑娘战胜“魔王”的古老故事，泼水节便是庆祝人民战胜残暴的节日。这个见于贝叶经的古老传说，不仅说明傣族妇女将裸体看成大自然的神奇造物，象征了傣族人民追求幸福安康的理想，也蕴含着一个民族向往自由平等的性格。
1979年10月，首都机场迎来了一个标志着思想解放的艺术盛会：首都机场大型壁画群的绘制宣告完成。《泼水节——生命的赞歌》和《哪吒闹海》《森林之歌》《巴山蜀水》等大型壁画，开始对国内外旅客展示它们独特的艺术光彩和文化魅力，赢得了一片赞扬。而当我们为壁画群获得巨大成功而欢欣时，却不能不对壁画的创造者和绘制者表示由衷敬意。《泼水节——生命的赞歌》的创造者袁运生就值得特别注意。袁运生坚持自己的艺术理想，抵制了所谓“有伤风化”的指责，才让人们能够欣赏到晚浴傣族少女的神奇美丽和泼水节的生命意义，同时袁运生夫妇充满艰难而美丽异常的人生之路，也实在令人感慨和深思。而《痴情》则以大量出色的描述给读者留下了一份感人的历史见证。
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伴随着思想解冻和思想解放运动，中国的报告文学创作迎来了建国后的黄金季节。其时，理由的创作非常活跃，独特风格引人注目，多次获得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其事件型报告文学，如《希望在人间》《倾斜的足球场》和《世界第一商品》等，重在对时代热点和重大事件予以宏阔展示；而人物型报告文学，如《中年颂》、《高山与平原》《让我们活得更年青》《扬眉剑出鞘》和《她有多少孩子》等，则展现了中华优秀人物的精神风采和人格魅力，极大地丰富了新时期报告文学人物画廊。在人物报告文学中，《痴情》似乎没有《中年颂》《扬眉剑出鞘》《她有多少孩子》等那样为人注意，然而从取材、主题到写法，它都体现了独特的思想价值和美学品格，对个体生命意义的人文关怀尤其值得注意。事过境迁后再读，我们仍然非常感动。
作为公众人物，袁运生不如华罗庚、童第周、林巧稚、栾菊杰那样著名，他广为人知也是大型壁画《泼水节——生命的赞歌》面世后，而懂得绘画艺术者多少还是有限。这些都影响了他的知名度。然而正是在这种知名度上，我以为恰恰显示了袁运生的不同寻常。从个人与历史的关系看，如果说袁运生迟到的出人头地是由于历史的荒唐，其个人坎坷类似很多知识分子，那么必须注意：袁运生饱经风霜而坚忍不拔的生命经历，有着震撼人心的特别意味。《痴情》实际是以语言艺术为两种人间大美画像：一是作者抓住了主人公的特殊的个体命运，以满腔深情和深刻思索，给读者描述了一个天才画家和一对患难夫妻充满理想的人生追求，展示了人间的一种大美境界；二是经由袁运生创作《泼水节——生命的赞歌》的过程，为一种充满生命活力和自由精神的民族生命画像，展示了诸如艺术美、爱情美、人性美、人格美、自由美、生命美等人间美好情愫。
理由曾认为时代及其变化的主要标志，是人的精神和人的关系的变化，写人应该成为报告文学的中心。理由是有忧患意识和思想深度的作家，因此他的写人不仅有历史感和时代感，注意价值观念的审视，而且善于将重大社会问题和人生意义结合起来，表现了厚重的人文意识。而《痴情》也充分体现了这些思想特征。大体上，《痴情》主要展示了两个主题：一是歌颂了天才画家对艺术的痴情，二是歌颂了袁运生夫妇患难中的至情大爱。
袁运生追求艺术的理想主义和坚忍不拔，确实令人感动。事实上他早该出人头地。这位天才绘画少年，在1955年中央美院新生名单中名列第一；进校后，他曾是苏联专家的宠儿和油画系的骄子；当年在全国美术院校素描和油画教学会议上推广苏联契斯嘉柯夫教学体系时，他的作品也被作为教学成功的标本；而其创作的《水乡记忆》也曾为美术界的一个话题。还有一点至关重要：他的家庭背景单纯。这些事实的汇合，袁运生的前途应该如花似锦。哪怕时代环境风云变幻，只要他稍识时务，也会安然无恙。然而前途本应如花似锦的袁运生，却命中注定在劫难逃。命中注定，因为他是一个真正的艺术痴情者。在劫难逃，因为他政治上孩子般幼稚，而热爱艺术却不顾一切甚至可以为此献身。可以说，袁运生招来那么多的痛苦和磨难，命运如此坎坷，完全是“咎由自取”。但也正是这种烈火真金般的 “咎由自取”，才显示了一个真正的艺术家的理想和意志。
毫无疑问，袁运生和张兰英的爱情故事和家庭生活，构成了《痴情》的又一种人间至美。两人从相识到结合，确实有点郎才女貌的浪漫色彩，然而这样一对才子佳人的结合，却演绎出了那么纯洁厚重的人间情感和生存意义。尽管有南去列车上一见钟情的神奇，尽管朦胧爱情在虎丘月色下充满温馨，但面对袁运生已成“右派”的事实，面对学校出面的阻挠（这类“组织关心”在那种时代很正常），作为革命烈士后代而又年轻美丽的张兰英，完全可以作出“理性”选择——和袁运生分手，但她却义无反顾。如果说年轻人的爱情还有些难以说清的冲动，那么兰英后来在艰苦岁月中表现出来的情感和品质，就真是体现了难能可贵的人性美和人格美。无论是对丈夫艺术追求的全身心支持（为让袁运生安心完成大型壁画《泼水节——生命的赞歌》，兰英的肿瘤迅速扩大后，深知严重后果的她还对丈夫隐瞒病情），还是长期带养孩子和忍受经济窘迫的毫无怨言，兰英的表现已经不能用“贤妻良母”来简单概括。从开始的爱情选择到以后的吃苦耐劳尤其是深明大义，兰英的表现不仅体现了东方女性的美德，而且实际上她也具有理想主义的殉道精神。
“写什么”和“怎么写”是互为依托的。如果说作者意由这对画家夫妇的动人故事而为人间大美境界画像，那么如何画像，作者则表现了出色的驾驭能力。始终坚持报告文学真实原则的理由，虽然并不主张将小说的虚构与想象引入报告文学，但写过小说的他一直看重文学手法，其报告文学也常用小说叙述方式和多种文学手段。我觉得理由还非常注意因地制宜，他很清楚“写什么”和“怎么写”不仅要有整体性，而且要顾及不同作品的基调。也因此，为人间大美画像的《痴情》就呈现了一种既有激情又很优美的叙述风格，包括采用蒙太奇结构，运用特写镜头，突出细节描写，语言诗化和营造诗化境界等。
《痴情》结构的蒙太奇特征非常突出。除引子“披长发的人”和尾声“不是结尾”，作品节段顺序依次为“南去列车”“洛神赋”“虎丘”“孤岛上”“新月” “双桥”“雨纷纷”“水乡记忆”“月台边”“陋室铭”“车轮下” “担担画”“奏鸣曲”“壁画之梦”和“牛皮纸”。从节段的顺序和内容看，自“陋室铭”后多是这对患难夫妻工作和生活的共同写照，前面节段则将两条情节——画家坎坷的艺术之路和袁、张的爱情之路——交织呈现。这种剪辑，不仅突出了主人公事业和爱情的本就存在的跌荡起伏，而且具有摇曳多姿的形式美。与此同时，蒙太奇结构还与运用特写有出色结合。《痴情》结构本来就是截取有代表意义的人物生平片断，特写式描述则将这些生平片断的意义更为突出。《痴情》大多节段都体现了这种出色的结合。如引子“披长发的人”可以视为开篇的节段，作者就以特写画面展示了袁运生作画时沉醉与迷狂的神态，这种语言的勾画和雕塑，使“仿佛一尊粗犷的石像”般的画家形象，一下就抓住了读者心灵。如果说“洛神赋”“孤岛上”“双桥”“水乡记忆”“车轮下” 等节段的特写，让我们看到了袁运生历尽坎坷而矢志不移的艺术追求；那么“南去列车”“虎丘”“新月”“雨纷纷”等节段的特写，则使我们看到了一个又一个动人心弦的爱情画面。而从“担担画”“奏鸣曲”“壁画之梦”和“牛皮纸”这些节段的特写中，我们深切感受到了大型壁画《泼水节——生命的赞歌》产生的不易。可以说《痴情》的众多特写式描述，不仅动人心弦，也达到了滴水映日的审美效果。
诗化的语言，优美的描写，栩栩如生的画面，使《痴情》充满诗情画意的氛围，也形成了清新美妙的诗化格调。这种氛围和格调处处弥漫。比如“奏鸣曲”中，其展示的画面如偏僻的“鬼寨”，傣家人的小竹楼，清绿的草地，热带的树木，洋溢着自然气息的少男少女，优美的伊拉赫舞，都是那么美丽和淳朴，让人读后有巨大的审美满足。
总体而言，《痴情》不仅给我们提供了许多美好的艺术享受和情感体验，也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关于人生价值和生命意义的深层思考。特别是其显示的价值观念，摆脱了因时代约束而容易出现的短视与摇摆，从而具有穿越特定时代规范的历史性和思想深度。今天来读这部二十多年前的作品，我们依然非常感动。而当时很多作品却已成为过眼云烟的东西。
作者系广西民族大学文学院教授，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吕晓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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