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7期
凶案的文学预谋
作者：林超然
更多经典：点此访问——应天故事汇
在中国，凶案与小说合谋其实也算是并不少见的文学事件，不过这时的小说常常倒向通俗，它能引发复杂心理中的一种好奇，并成为大众的一个日常化的重要谈资，作品母题大致不出善与恶的二元判断，其社会价值往往大过文学价值。而凶案题材中只有一小部分属于雅文学旗下的小说，才一方面充分考虑到凶案在民族心理上的特别投影，不在物质层面上过多渲染，变现实中的丑陋为艺术维度上的审美；一方面又在形式上对传统叙事方法有意克服，惯于以一种平静、客观的态度陈述，凶案本身不再是重要的写作目的，而只是小说走向美学归宿一个环节、一个手段，作家真正的用意有时干脆与暴力无关。如今这类小说数量不多，却弥足珍贵，它们成为中国当代作家有能力深刻洞悉人生、世界秘密的重要文本，成为汉语写作进行现代小说文体革命已然步入成功的典型物证。
变乱中的文化喘息
——读汪曾祺《陈小手》
汪曾祺的小说大都是对旧时岁月的悠然远望，更确切地说是他的眼神总少不得对自己童年枝叶的百般缠绕，篇幅可大可小，情节可繁可简，主旨可喜可悲，却都有着相类似的时空画框。比之当前生活，那些前尘往事更像是他创作的恒产，每一次轻轻触碰，都会获得响亮的回应。“小说是回忆”①为他的创作律条，这也就难怪他会那么专注地凝视从前，在他人属于泛黄、滞重的那些底色，在汪曾祺却是惹人怜爱的新绿。《陈小手》是汪曾祺《故里三陈》中的一篇，全文1500字许，是一篇小小说，是一篇放弃了技巧却不缺少经营的获胜的小小说，是一篇文字平静却暗含焦虑的小小说。作品借结尾处突然出现的一桩凶案，来写儒家刚健有为思想的一次遇挫，写进步文化一路行来的艰难步履。
《陈小手》所展示的时代极少有产科医生，因为其时学医的大都是男人，他们又对“产科”不屑为之，都觉得这是一桩丢人没出息的事，陈小手自是凤毛麟角难得一见的一个了。他的得名是因为手特别小，比女人的手还小，还比一般女人的手更柔软细嫩。“因为他的手小，动作细腻，可以减少产妇很多痛苦”，他特别适合做产医；女人生产是人命关天的大事，陈小手为赶时间，常骑着白马飞奔，到各处去接生，他对生命充分尊崇与敬重，所以不在乎他人的讥讽，他热爱自己的本职；“正在呻吟惨叫的产妇听到他的马脖子上的銮铃的声音，立刻就安定了一些”，专能治难产的他“活人多矣”，他的工作卓有成效，他甚至成为某种意义上的“急需品”，他的作为有着一种难以替代的重要价值。
可是命运没有给正处于人生上升期、对自己的事业豪情万丈的他更多的机会。最后一次行医，他救的是一个团长太太的命。“母子平安”后，团长设了酒宴，还赏20块大洋，却在他跨上马背的一瞬一枪把他击落。
对于这一件事，若只看出“揭示了反动军阀的凶残和霸道，控诉了他们灭绝人性、天良的罪行”是远远不够的。举起那把枪的是一种社会制度，是从远古走来的陈腐观念。
可能一心救死扶伤的陈小手自己并不知道，他的职业选择不过是社会变乱中昙花一现的文化喘息，他的行动一旦被权力阶层认清就会被扼杀的，因为他无意间成了一个旧体制的冲决、挑衅者。他的最终被杀就是一次文化突围的失败，就是一种进步倾向遭遇了断然的否定。
对于那个时代来说，出现带有浓重象征意味的男性产医，是一桩敏感的文化事件，是一种过早到来的先进思想，它的声音很微弱，力量很单薄，社会禁忌会让它付出沉重的代价。我们注意到，每次陈小手接生已毕转身离开前总要向主人道句“得罪”，当然“得罪”可以看作是陈小手的谦敬之辞，但其中确有一种道歉的底色，他并不能够真正挺起脊梁。
陈小手是一个人在战斗，而一个人是斗不过一个时代的。陈小手知道自己的工作重要，也对自己的医道有着充分的自信，但是“主流社会”“正统文化”是让他紧张而又无可奈何的。我们还注意到，“大户人家，非到万不得已，是不会请他的。中小户人家，忌讳较少，遇到产妇胎位不正，老娘束手，老娘就会建议：‘去请陈小手吧。’”大户、中小户人家态度的分别，其实是正统文化与民间文化在立场上的本质对垒。
汪曾祺惯于用文字搭建一个艺术民间，《受戒》《大淖记事》《岁寒三友》《皮凤三楦房子》《职业》等等都是这方面的经典例证，他总是对下层百姓的生活样式郑重端详，而对“大户人家”会流露出诸多不屑。生活在“民间”的人们自然也会受到社会、时代的影响，他们没有生存于真空中，但是他们还保留了另外一种本色、率性的生活，甚至是时代文明之外的一种模式，有时这种模式与正统文化水乳交融，有时却又是对立的，这种“民间的文明”常常更尊重人的生命、权利、情感，更接近人的淳朴天性，所以《陈小手》里的“中小户人家，忌讳较少”一句，貌似极不经意的提及，其实是意味深长的。
作为一篇小小说，表面上看，《陈小手》的形式给人的感觉是非常朴素的，就那么娓娓道来，似乎没用到太多的技巧，只让事件自己说话。小小说的结尾该是奇峰奋起、波澜陡转，正好赶在冲突顶点“骏马收缰，寸步不移”才好。《陈小手》偏偏在该结的时候却没结，而是又轻描淡写地添了几个字：“团长觉得怪委屈。”其实正是这几个字，使一个血淋淋的故事成为一场两种文化大打争夺战的文本。
团长的杀人举动固然是流氓加屠夫的行径，但这件事并不单纯，因为“团长觉得怪委屈”并不是矫情，并不是惺惺作态，而是真相。我们不要忘了，他同样也是一个受害者，与他在战场上杀人不同，这次他成了一个罪犯，恶魔一样的罪犯，被一种陈规陋习障目的罪犯。他内心的矛盾、挣扎实际上是两种文化的角斗。团长置酒赏钱，是因为得子后一个父亲的欣喜；开枪杀人，是因为一个丈夫的面子遭受重创。换句话也可以说，团长置酒赏钱，是答谢恩人；送上一颗子弹，是惩治男性尊严的那个严重冒犯者。“剔除、驱逐、毁灭、绝灭等都是破坏的同义词。这些文明人的语言实际代表了‘杀害’的愿望——其意义是原始的自我防卫，不是虐待症的愉快感觉。”②团长的凶残举动为的是掩饰、遮羞，是离本能不远的防卫，是既蛮横霸道又脆弱无助的防卫。汪曾祺的文字里有一丝让人难以察觉的谅解。
这样的结尾，意在言外而不在言中，作品留给人巨大的想象空间，掩卷瞑目，余音仍在耳际萦绕不去。汪曾祺关心的是人，人的变化，人类的前途，在这篇小说里，陈小手是被一种守旧思想的大力所扭曲、压扁的，但作家还是没有剑拔弩张，而是尽量克制。“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对于生活，我的朴素的信念是：人类是有希望的，中国是会好起来的。我自觉地想要对读者产生一点影响的，也正是这点朴素的信念。我的作品不是悲剧。我的作品缺乏崇高的、悲壮的美，我所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谐。”③
汪曾祺曾对自己的小说作过划分：一部分作品感情是忧伤的，比如《职业》《幽冥钟》等；一部分则有内在的欢乐，比如《受戒》《大淖记事》等；另一部分常有苦味的嘲谑，比如《云致秋行状》《异秉》等。《陈小手》应是三者混杂一起，使人在愤懑中仍有所期待。
《陈小手》陌生化的叙事策略是备受推崇的，它不声不响地演绎民俗原貌，心平气和道出凶案始末，近于谈往的语调，近于客观的文风，实际上是以舒缓写愤慨，以温和写嘲谑，以宁静写苍凉。作家更要以此来引发一种深刻的反省，这种反省在我们走向现代化的时候依然同样不可或缺，甚至更为重要。
写凶案绝不是作家的真正用意。新生事物的艰难喘息，让我们看到了正统文化的固步自封；儒家刚健有为、急公好义思想的落败，让我们看到了进步文化执著向前时的巨大阻碍，看到了我们投奔现代文明时路遇的几丝尴尬。这些都不要紧，汪曾祺有足够的耐心，他也提醒我们要有足够的耐心，因为他坚信一切都会好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