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7期

两种刚柔相济的严酷美

作者：孙绍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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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真正读懂毛泽东的诗词，不能不读《沁园春•雪》；要读懂《沁园春•雪》，不能不先读《卜算子•咏梅》，虽然，后者写在前者之后。
　　梅花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和松、竹一起被称为“岁寒三友”，它们因为在严寒节令中保持生机，而成为逆境中精神气节的象征。三者之中，尤其是梅花，因为于风雪严寒中，不但不凋，反开出花朵，而成为气节坚贞的传统意象。梅花最初还只是一般的风景，和桃李相比，经得起霜雪的摧折，后来逐渐积淀、演化，具有了孤芳自赏、虽不为世俗理解却不改其志的意味。这意味在唐朝已经有了，如李群玉《山驿梅花》：
　　
　　生在幽崖独无主，溪萝涧鸟为俦侣。
　　行人陌上不留情，愁香空谢深山雨。
　　
　　这正是陆游《卜算子•咏梅》的母题。但是，一首诗的价值并不在因袭母题，贵在继承之时有所突破。陆游的创造在于，在孤独之外，又增加了悲剧性。这种悲剧氛围从多方面得到强调：
　　
　　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已是黄昏独自愁，更著风和雨。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
　　在孤独和寂寞中，坚守心灵的恬定。孤独被强调到无望的程度：在驿站之外，无人之处，一也；断桥，无路可通，二也；无主，既无人培育、呵护，也没有欣赏的目光，三也；黄昏暗淡的光线，加深孤独的寂寞，四也；风雨摧折，境遇更悲，五也。上片所写皆梅花，所喻皆超越梅花，“寂寞”“独自愁”，皆为人情，有梅花所不能具之品性，但这并不构成联想阻碍，妙在物我交融，景情混一；至“苦争春”“群芳妒”，均明显带人之意志，非物所能自知，但欣赏者早已心领神会，陆游以梅花自况，无须辨何处为梅花之质，何句为陆游之情。
　　第二，面临悲剧性的生命消亡，仍矢志不移。“零落成泥碾作尘”，已经成泥，而复言成尘者，喻反复摧折消亡而坚贞不屈，品格之高，殊难表达，此处只以一个“香”字道出，从梅花的多种感觉(色形等)中取其一种引申出悲剧的崇高境界，奇崛而警策。
　　陆游于南宋时期，身处逆境，报国无门，不改恢复壮志，为诗骨气奇高,难能可贵。而毛泽东处于1961年国际局势的逆境中，对陆游的格调有所不满，“反其意而用之”，唱反调，反在什么地方呢？
　　首先，反在对局势的估计。毛泽东在词中，并不回避形势的险恶，不但不回避，而且夸张地强调“百丈冰”，令人想到岑参的“瀚海阑干百丈冰”，而且毛泽东还要把它放在“悬崖”的背景上。这就说明，毛泽东清醒地意识到逆境的严峻。但是，这并不妨碍毛泽东藐视它，这使他的词充满乐观、昂扬的格调。
　　有一个字的意思要弄清楚，就是“风雨送春归”的“归”。本来有两种可能的解释，一是归来，二是归去。归来，就是风雨把春天送回来了；归去，就是风雨把春天送回去了。如果是后者，风雨（有“风风雨雨”的联想意味），就是曲曲折折，把春天送走了，接着而来的夏天并没有多少可以悲观的。如果是前者，风风雨雨，也可以联想为反反复复，把春天送回来了，则更是春光明媚的季节，没有任何悲苦的理由。“飞雪迎春”和“风雨送春”一样，隐含着矛盾和转化。飞雪意味着严寒，迎春则意味着温暖，然而，春日的大地昭苏则以飞雪为前导。这里有毛泽东式的哲学和诗学。从哲学上讲，毛泽东不承认事物有任何固定、停滞、不变的性质，彻底的辩证法是无所畏惧的，不承认任何神圣不变的东西，一切都在向反面转化的过程中，坏事总是要转化为好事的，逆境总要转化为顺境。从诗学上来说，诗人有权利想象，在自己的感觉中，一年四季不存在冬天。不论是风雨，还是飞雪，都是为送春和迎春而存在的，不过是春天的前奏。
　　其次，毛泽东不满意陆游的孤独感。毛泽东的哲学是，即使孤立也不能陷于孤独，所以在未定稿中有“独有花枝俏”，在定稿中则改“独”为“犹”，不但回避了孤独感，而且强调了自得、自如、自在之态。
　　毛泽东笔下的梅花遭遇的逆境要比陆游的严峻多了，却没有陆游那样的孤独和寂寞，他也没有用断桥的意象表达没有出路的感觉。
　　毛泽东的逆境美的特征是超越孤独，与悲观绝缘的。他对悲观失望是藐视、瞧不起的，同样以梅花为意象，他抒发过这样的豪情：
　　
　　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
　　
　　毛泽东的强悍精神感在《咏梅》中一以贯之。是不是可以这样概括：在毛泽东的诗学中，有一种严酷美感的追求呢？
　　正是因为这样，他不客气地对陆游的“无意苦争春”中的“苦”字表示不屑，代之以“犹有花枝俏”。“苦”变成了“俏”。这个“俏”字在本词中得到了重用。未定稿上原本是“梅也不争春”。“梅”改成了“俏”，才显得原来的“梅”多余，而一再强调“俏”，虽牺牲一点文字上的讲究，却构成了严酷的阳刚与阴柔的女性美统一。本来，“俏”是用来形容女性体貌姣好的。俊俏，为女性专用，有一种阴柔的属性，不大适用于男性。在本词中，刚性的梅花明确地被赋予女性色彩（“她在丛中笑”）。但这里的“俏”字，虽有阴性之美，却并不柔弱，实际上有一种峭拔的格调，渗透着阳刚之气。这主要是形象主体梅花和占尽优势的严寒的对抗，使它具有了某种“刚性”。正是因为这样，在毛泽东以雄豪为特色的词风中，难得地出现了一种刚柔相济的风格。
　　再次，毛泽东不同意陆游的悲剧感。陆游的词中，梅花化作尘土，只留下了香气，事业可以失败，精神却是不朽的。而毛泽东不以此为满足，他的精神即使在逆境占尽优势的时候也没有失败过，自信自豪是一贯的，只是它并“不争春”，也就是不争一日之长短。（鲁歌在《毛泽东诗词简析》中认为，在“不争春”这一点上，他没有直接反陆游的诗意，但是在内涵上，有本质的区别：“群芳，其实是反语。”陆游作为抗金的主战派，不能与主和的苟且偷安的当权派争，而毛泽东则是不屑回驳赫鲁晓夫所谓的“争夺共产主义领导权”的攻击。）毛泽东强调的是，即便是逆境，不管多么严酷，也是顺境的前兆。不争春，是因为历史是最严峻的裁判官。梅花的任务，只在报春，只在预言，只在历史的远见，而不能满足于当一个单纯的洁身自好的悲剧人物。
　　“咏梅”，属于古代之咏物诗一类。此类诗，虽然为一格，但在艺术上容易陷于被动描绘，主体精神很难不受有限形态性状和固定象征意义的局限，故此类作品甚多，然极品、神品罕见。陆游之作已是上品，但难入神品之列。而毛泽东词在精神上则独辟蹊径，从一开始就超越了描绘梅之性状的框架，而以主体情感为意脉。陆游虽然也以抒情为主，但主体意脉只有“无意苦争春”一点。毛词则一开始就把梅与春的关系定格在一系列的矛盾消长之中：起初：送春、迎春；接着：争春；最后：报春。抒情意脉贯穿，首尾呼应，在统一的层次中从容递进，越发显出主体精神的刚劲。在自然界“山花烂漫”之时，梅花早已凋谢，而在诗人心目中，却是“她在丛中笑”。这就是诗人的浪漫之处。此与早年（1931年）的《采桑子•重阳》“不似春光。胜似春光”，在逆境中不屈不挠的精神如出一辙，而在理念上，似乎更有力度。但是，当年鏖战，中年之时，已有“人生易老天难老”之感喟，而晚年亦曾有过“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感喟，而此时却有不计时日，只待“山花烂漫”的乐观和浪漫，诗格与人生感受之间并不简单同步，其间复杂的矛盾有待分析。
　　在《卜算子•咏梅》中，我们看到毛泽东的诗学中有一种追求严酷美感的倾向，在《沁园春•雪》中，似乎有类似的风格。至少在把大地写得“千里冰封”这一点上和《卜算子•咏梅》的“悬崖百丈冰”是十分相似的，而想象中晴好的天气“红装素裹”和“山花烂漫”，也是相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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