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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政府”与“人民”
作者：徐 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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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不是一个很新鲜的故事。贫穷的农民老驴的女儿考上了大学，老驴满心以为政府会为自己解决那一年一万多的学费却遭到了拒绝。老驴的女儿深感受辱，一气之下出门打工挣学费，就此失踪。老驴想不通，四处上访，要求政府“还我女儿”。县政府面对老驴的上访既愤怒又无奈。
这篇小说很容易被放到“底层文学”或“县官难为”小说的套子中去阐释，如果那样的话，我们将放过它真正的发光所在。作者邵丽敏锐而且勇敢地抓住了问题的核心：“人民政府”与“人民”的关系。我们已经太习惯于从“人民”的角度去要求“政府”，思考“政府”的职能，却很少从“政府”的角度考虑“人民”自身应该承担的责任和义务。《人民政府爱人民》（《当代》2007年第5期）正是在这一点上迈入了中国小说很少涉足的领域，显示出少有的勇气和力量。
题目“人民政府爱人民”不是反讽，更不是黑色幽默。小说中的“政府”配得上“人民政府”的称谓，它没有玩忽职守不作为，也不是挥霍民脂民膏的腐败堕落分子。县长崔涌是一个有事业心和责任感的人，他硕士毕业，“一心想做事，想改造城市，想招商引资，想把经济搞上去……归根结底一是想办点实事，对上对下对自己都有个交代，二是还想着要进步。”他“觉得以自己的能力和学识，应该是可以成就更大一番事业的”。管信访的老刘副县长尽管自己的问题一大筐：孩子要就业、住房不够住、自己可能被提前“切下来”，但依然对工作尽心尽力，为了工作身体尚未恢复就提前出院。这些干部对老驴女儿的学费问题没有视而不见，而是尽可能的做了自己能做的事。老驴的家庭不属于有特殊困难的类型（没有需要赡养的老人、无重大疾病、只有两个孩子、八九亩地），没有相应的救助政策。而县里“财政永远都困难着，县里的工资也是吃了上顿没下顿，看着偌大的一个县政府，却是个捉襟见肘的空架子”。在这样的情况下，干部们自掏腰包为老驴凑了八千元并且在快开学时送去了老驴家。老驴女儿失踪后，“县长崔涌亲自安排公安局跟外地公安联系协助查找，在网上贴了帖子，在报纸电视上广而告之，能想的办法都想到了。”当老驴“像一截子树根，牢牢地扎根在县政府大院里”向政府要女儿时，“过来过去的都有些同情老驴，有的会给他带一点打包的剩饭，有的会给他几个零钱。”“崔县长得闲的时候，也会让人把老驴拉到办公室里来，倒杯热茶，不疼不痒地聊上几句。”还向老驴许诺：“只要我在这里当一天县长，我就不会不帮你找孩子。”老驴四处上访，老刘副县长“一个月里接了老驴六回，每一回都是前脚把老驴送回去，后脚他又去了市里”，看到老驴“没心没肺”的样子“恨不得一脚把老驴踹下去”，甚至枪毙了他。可看到老驴“还我女儿”的纸片，他“一肚子的火气竟然都消了”。在老驴故事的始终，“政府”都履行着自己的职能，并且对老驴保持着人道主义的同情和理解。
我们总是认为悲剧的原因是“坏人”做“坏事”。可是小说中的这些干部都是好人（这一点连老驴都承认），而他们做的事也是“好事”。可是，为什么老驴还要找这样的“政府”的麻烦呢？
我认为根源就在于“人民”对“人民政府”职能的认识。在老驴看来，人民政府爱人民，人民政府就应该解决人民的一切困难。因此，缴不出学费时，他理直气壮地向政府要学费；女儿失踪了，他向政府要女儿。并不是政府对不起他，欠他，而是在他看来，他是人民，人民政府就应该急人民之所急、想人民之所想，这是人民政府的责任和义务。正是在这样的逻辑下，他百思不得其解：“女儿考上大学是天大的好事，政府怎么会不给拿学费呢？”不仅没有文化的老驴这样想，老驴的女儿高中生李童也这样想，她“脆生生地说，穷不是我们的错吧？如果没有我们这些穷人，要政府干什么呢？我们找政府干什么呢？政府不是穷人的政府吗？”在写给县长的信中，她这样写道：“面对每年一万多元的巨额学费，除了找政府我们能有什么办法呢？……我相信我们的政府也能像其他政府一样充满人情味，对老百姓负责任；我更相信你也会像焦裕禄、牛玉儒、郑培民那样，急百姓之所急，想百姓之所想，想方设法解决我们的困难的！”就连崔县长的老婆，身为小学教师的崔夫人也“眼泪吧唧地数叨”：“你这个县长，连这样的孩子都保护不了，还不如回来卖红薯！”
“不如回来卖红薯”的前面是“当官不为民做主”，这是中国人耳熟能详的俗语。中国的政治文化从来宣扬的就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倡导官员面对百姓要有父母心。20世纪后半期以来的社会主义文化更是将这一点发扬光大，人民成了国家的主人，具有崇高的政治地位。刚刚闭幕的十七大更是提出要坚持以人为本，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在这样的历史传统和现实语境下，将“人民政府爱人民”推衍为人民政府必须解决人民的一切困难，就是顺理成章的了。
可问题是，人民政府能解决人民的一切困难吗？显然是不能的。老驴女儿的学费问题在现有国情下就解决不了。小说中管文教的小刘县长就说了这样的话：“全县比你这事急的太多了，政府真是管不过来啊。像你这样上不起学的考生，如果都到政府来，这个院子都站不下，咱们这个穷县能解决得了吗？”从政策法规来看也很明确：“如果你家有特殊困难，政府可以帮助想想办法，但是政府没有义务解决大学生的学费。”因为高等教育毕竟是个人追求发展的一种需要，不同于义务教育。那么诉诸社会个体的道德感呢？这也是不可行的。崔县长曾想自己独力资助老驴的女儿，可“县上这样的孩子还有很多，政府管不了，靠他个人的能力更是无法照管得了的”。为一个孩子捐款可以，可是谁能为所有的这样的孩子捐款呢？
解决不了却又不能不解决。因为在“人民政府爱人民”的前提下，不解决就是不爱人民，不爱人民就不是人民政府，这样的推导将会得出非常可怕的结论。所以，小刘县长说“要说这些没有什么特殊原因的，县里管不过来，可也不能看着孩子上不了学。”崔县长说：“这事儿大家不知道也就算了，既然知道了，我们不管也不好。”可是在“不管也不好”的另一面是崔县长“心里说不清楚是什么滋味”，“请求政府帮助也没有错，可就是看着别扭。”
还有更让人觉得别扭的事情。用管信访的老刘县长的话说是：“不管是不是政府管的事儿，咱都得兜着。前天有个到北京上访的让我去接，说一九四七年解放军打老蒋把他眼睛打瞎一只，要当地政府赔偿他五十万。我这当副县长的都恨不得给他当孙子了，他也不回来，说从来没坐过飞机。除非有飞机坐，否则就坐死在北京！”
政府不是万能的，“人民政府爱人民”也不意味着政府必须解决人民的一切困难，满足人民的所有要求。这要求要分合理的与不合理的，合理的要求还得看国情是否允许。
当老驴发出：“我孩子上小学高中你们都管，现在辛辛苦苦考上大学你们反而不管了，你让我们怎么办”的质问时，他忘了问问自己：“我该怎么办？”那么老驴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他四十三岁，“生得人高马大，目正口方，能说会道。”性格也不错，“整天像个弥勒佛似的，笑眯眯的袖了手，啥热闹都凑，看见老少爷们都打招呼，很随和的一个人”。可是村里的人却都瞧不起老驴，“谁见了老驴都板着脸，正眼都不给他一个。”因为老驴“田地种得邋遢，日子过得拧巴。好好的光景，硬是给他整得像鸡肠子似的，七拐八扭的净走样儿”。老驴的女人也不能干，“把个家打理得也很不好”。老驴家不仅穷，而且穷得很窝囊，“实在分不清床上地下，只是一个劲地脏，像被沙尘暴刚刚洗劫过一样”。小刘县长对老驴的情况就很不解：“你们身体好好的，粮食打的足够吃，不惜力气的话，农闲时可以出去打打工，怎么也不该是困难户啊？”从这些地方可以看出，老驴的穷是有他个人的原因的。
小说有这样一段话：“像老驴这样的家庭，在农村虽然不是很多，却很难消化完。让你急得跺脚，气得撞墙，却又无计可施。贫穷像是一条尾巴似的，总是挂在这些人的屁股上，不管给予他们怎样的帮助，还是环境发生怎样的变化，这条尾巴总是退化不掉。”周梅森在《至高利益》中也描述了这样的状况：省委书记钟明仁和市委书记李东方去贫困地区秀山检查，发现超生情况严重，一了解才知道当地领救济是按人头算，老百姓于是拼命生孩子，为了“人多点，领救济时就不吃亏”。钟明仁问一个小孩长大以后要干什么？“小家伙想都没想，便口齿清楚地道，‘吃救济。’”钟明仁在回去的路上不禁感叹到：“最严重的，我看还不是贫穷，而是人的精神！怎么得了啊？啊？牙牙学语的孩子长大后只知道吃救济！”为什么会这样呢？美国的人类学家奥斯卡•刘易斯曾提出“贫穷文化”的概念，认为穷人之所以贫困和其所拥有的文化有关。这种贫困文化的表现是，人们有一种强烈的宿命感、无助感和自卑感；他们目光短浅，没有远见卓识；他们视野狭窄，不能在广泛的社会文化背景中去认识他们的困难。虽然这与老驴和立志吃救济的孩子的情况并不完全符合，却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考察老驴家贫穷的思考路径。
一个不为人民办事的政府不是人民政府，只知道吃救济、不愿（而不是不能）自力更生、自我发展的人民是人民吗？人民政府与人民应该建立怎样一种合理、健康的关系？这是文化转型期的中国必须面对的问题。我相信，一个成熟的社会，应该有对于这个问题的成熟的回答。
老驴的故事是个悲剧，悲剧的原因既是偶然也是必然，既有社会原因也有个体原因。它以自身的独特性呈现出了普遍性。邵丽用冷（接第26页）静、理智的笔调书写的这个故事，既不为政府讳，也不为人民讳，不仅显示了思考的深度，也显示了中国新一代知识分子立场的成熟，是中国知识分子摆脱单纯的“歌颂者”或“反叛者”身份，真正建立独立的、具有建设性的精神姿态的表征。
作者系西南大学文学院教师，文学博士
（责任编辑：吕晓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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