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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在你在：公刘纪念文集》序言

作者：邵燕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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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起公刘，我总是条件反射般地想起一句诗，“千古文章未尽才”。
　　因为他直到晚年卧床不起，诗情和文思并没有枯竭，天假以年，他还会吐出更多的丝来。
　　自然，比起盛年夭折的人，年过七十，至少也算中寿了。但他的七十多年中，被迫用在无益于己、无益于人，也无益于社会公众之事的时间太多了，例如搞运动，大小会，写检查，做交代，去劳改以及幸而不死还须应对的诸多麻烦、折腾与“揉搓”……无论认真对待，还是敷衍着干，对国计民生究竟有什么好处？这岂止是浪费时间，这是浪费人们的生命。
　　有人说得轻巧，苦难“玉成”了诗人，这都是站着（或坐着）说话不腰疼的风凉话。还有什么“国家不幸诗家幸”，本是古代诗人的牢骚，怎么能简单地当作正面立论来套用？
　　让公刘来选择，他会说为了写出那些《活的纪念碑》一类诗文，他宁愿付出大半辈子正常人生的代价吗？以什么名义，才能使对亿万人青春年华和人生权利甚至健康和生命的剥夺成为合法的行为呢？
　　不过，公刘写一篇是一篇，总算为我们留下了相对丰厚的文学馈赠，这是他在同样相对困难的条件下拼命写出来的。
　　早在上世纪40年代末，公刘和白桦、彭荆风、公浦、季康等作为“新兵”，跟懂得文学又开明平易的“老八路”冯牧、苏策，汇合在云南高原，形成一个朝气蓬勃的文学群落。公刘献出了《边地短歌》《西盟的早晨》《佧佤山》等组诗。我就是在这时得知公刘其名的。公刘不同于文以人传的名家们，他没有什么权力、地位、职衔可以仗恃，而是人以诗传，且这些诗中的许多篇，应是足以传世的。
　　但厄运跟踪而至。1956年3月，我期望在全国青年创作者会议上见到公刘、白桦和李瑛等军旅诗人时，却大失所望，据说他们在北京一个名叫莲花池的地方接受“肃反”审查尚未结束。
　　我侥幸没被“肃反”，但不久以后的反右派斗争在劫难逃。公刘、白桦、彭荆风等也都相继“落网”。就在1956年夏秋到1957年春夏的短暂一年里，公刘写出他的《在北方》、《上海》等组诗亮相，在当时仍是平庸当道的诗歌阅读中令人耳目一新（我还曾写了《忆西湖》，呼应他的《西湖诗稿》，随后唱与和分别成为我们的罪状）。我对公刘《运杨柳的骆驼》等篇是印象深刻的。然而，我想，如果有些50年代的诗歌选本只选这样一两首隽永的短诗作为公刘的代表作，固然不必深责，却也是要么出于无知，要么有某种偏见，要么是有嫌疏懒，心不在焉，随手捡来塞责吧。
　　公刘放下他没有用完的笔远去了。用套话说，“人琴俱杳”。在这本纪念文集里所收的文章，相信没有官样文章或虚情假意，因为公刘生时没有世俗的利用价值，走后更无须勉强应付，就其人其诗其文胡乱说些言不由衷的话了。在这些文字中，多少可以透过朋友们的真声音，感受到公刘这个真诗人的活气息。音容宛在，这就是纪念的意义所在吧。
　　2006年1月4日
　　（原载《随笔》2006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