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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高尔泰二则（其一）
作者：邵燕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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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尔泰《寻找家园》书中一章《军人之死》，写到1958年的甘肃酒泉夹边沟劳教农场，有一位五十来岁的老红军，是“犯了事”的高级军官，名叫上官锦文。可能由于他原有受尊敬的资力，被指定为三大队的大队长，带队劳动。“在工地上劳动……常可听到他那威严洪亮的嗓门。那做派，那气度，也确实像个大首长。在长长的队伍面前训话是他的本行，驾轻就熟，得其所哉。他并不苛严，也不粗暴，就是摆架子，要面子，话多，这是他的乐趣。”
谁知，就这也会造成悲剧，又一次因言贾祸的悲剧。
那天早晨，渠里结了冰，我们都赤着脚在冰水里挖泥。三大队许多人不肯下水，怕水。上官要求大家打掉“娇气”，他说：“当年我们，红军长征，比这苦多啦，不论伤号病号，一样地翻雪山过草地，不在话下，要是像你们这样，哪能有革命的胜利……”蹲在我们地段上的韩干事（按：系管教干部），一直在咬着牙签侧耳倾听，抬起下巴朝那边叫道，上官锦文，你胡说八道些什么呀你。停了一会儿，又说，自己穿着鞋子袜子，光叫别人下水，说得再好也没用。上官丢了脸面，回答不知分寸，丢过来一句：你不也是穿着鞋子袜子吗？韩干事取出牙签，慢慢站起来，一面朝那边走，一面说，给我捆起来！
以下怎样施以肉刑种种，不照录。听听韩干事的讲评批判，才知道上官锦文之“不知分寸”，不仅在最后两句话，连前面以红军长征为榜样都有问题。
韩干事已在三大队地段上蹲下了，咬着牙签说：才给的三分颜色，就忘了本，连自己是什么人都不知道了！又对大家说：你们听着，你们不要被这个人弄混了，你们不是娇气不娇气革命不革命的问题，你们是认不认罪，服不服管教的问题。
后来，上官锦文的大队长一职自然是撤了，跟大家一样做苦工，一天的劳动坚持不下来，随时遭人吆喝，日益衰弱下去，一天夜里开过所谓学习会，躺倒再也没起来。
本来，在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一个像上官锦文这样的老红军，在整个主流社会心目中都是戴着英雄光圈的，少先队员要以爷爷相称，听他谆谆教诲，因为他们走过的路，恰恰是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伍艰苦奋斗精神之本，“苦不苦，想想长征两万五”，谁忘了这一点，大家责之以忘本。至于个别老红军有这样那样一些缺点错误，一般是采取宽容态度的。而他们对谁的批评口气厉害了些，大家也会以为这是爱之深故责之切。但彼一时此一时，现在的上官锦文，在“组织介绍信”上已经不是那个二三十年代红军时期入伍的高级军官，而是管教对象了。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认的是这个。其实何独上官锦文为然？所谓“昨为座上客，今为阶下囚”，正是因为人身上的标签，一反掌间，就倒一个个儿，从“正面”变“反面”，还有一个雅号，曰：“反面教员”。
同样的那几句话，如果是当年的上官锦文，向洗耳恭听的青少年或鞠躬受教的知识分子下级讲：“当年我们如何如何”，要求大家“打掉娇气”云云，谁都觉得顺理成章，不会有任何诧异。这就是个语境问题，而语境的中心是谁对谁说。从1958年倒退一两年，上官锦文在某种情况下批评那个韩干事“忘了本，连自己是什么人都不知道了”，大家也不会感到突兀。可现在分明颠倒了过来，是韩干事用这样的话来斥责上官锦文：“连自己是什么人都不知道了！”他能够这样大言不惭，不仅因为今天的上官已不是旧日的上官，而且因为他韩干事正是负责管教上官的人，此时此地，他就代表“政府”——“劳教分子”有事招呼管教干部，是要喊一声“报告政府”的。
这个规矩，不知是从何年何月开始，也不知谁为始作俑者。在监狱和准监狱，要称管教干部为“政府”。原来，在漫长的年代里，除了毛泽东、周恩来等高级官员有权对外代表政府外，在天高皇帝远的地方，某些人也可以堂而皇之的成为政府的法定代表，一直管到准不准某个犯人上厕所。
一个不起眼的韩干事，在此时此地包括上官锦文这样一些戴了各种政治帽子的人面前，也的确成为政府权威的代表；不止管他们能不能大小便，甚至也是“一言九鼎”，可以致人死命。因为他是整个专政链条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他的上面是场部，场部上面是各级劳改局。他们如何对待被专政被管制对象，怎么说话，怎么行事，当然并不代表个人，而是代表体制，代表某一级组织，某一级领导以及他们所执行的路线、政策。
在这里，任何个人都消泯了，任何人际关系都不是个人与个人的关系，而是某种身份对某种身份的关系。由于当时中国的泛政治倾向，也由于法律的缺席，不但夹边沟农场这样的专政场所，就是在广大城乡的日常生活里，人与人的关系也变成了政治身份的关系。首先，革命与反革命，人民与非人民，这是最基本的范畴。家庭出身和本人成份，党派从属和社会关系（亲友等关系），有无特殊的政治帽子（等于政治标签），是确认你政治身份从而决定你的社会政治地位的依据。事态发展到最最极端（那时流行“最最最”的语式，这里姑从之），“文革”中到医院看病，挂号窗口一度先要问“什么成份”，如果是地主资本家亦即“剥削者”或他们的“狗崽子”，往往该收治也不收治，该抢救也不抢救了。专政者和管理者，对被专政被管理者，是一种政治符号对另一种政治符号的关系，社会上各种人群的强势和弱势，乃由政治权力的占有或分享而划分。
在上面引文中，上官锦文已经处于被专政被管制的地位，以这样的身份，而某些言语和行为却来自过去身份的遗留，这就形成等级错位。在一个讲究政治身份的等级社会里，一个人怎样说话，怎样行事，是有不成文法的，否则就是有失“分寸”，甚至是僭越，大逆不道。而像那个韩干事，不论他怎样“小人得志”，怎样形容委琐，但他在其位而谋取其政，他说的话，他下的令，符合他在当时当地的政治身份，他所做的，大的框架是政策所规定，具体细节也是当时习惯所允许，他就符合“政治正确”的原则。他还会以“坚持原则”和“阶级立场坚定”、“敌我（政策）界限分明”而得到嘉奖升迁。
在那天现场即兴的捆绑围斗之后，对上官其人的处置，高尔泰曾经想过，不知是韩干事的随意决定，还是出于场部早有的安排。但以高尔泰的身份，自然不遑多问，也不敢多问。我想，合理的答案应该是：既然韩干事之流法定地被称为“政府”，而他们的言行并未受到上级政府机关的异议以至追究，当然就意味着他们得到授权，他们的行为理所当然地应视为“政府行为”，他们的形象也理所当然应视为“政府形象”。不应该诿责于个人。而且，按照在反右派斗争中发布的文件，任何对韩干事的言行带有“反对”意味的表现，当然也就是“反政府”、反体制（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罪过了。多少年来，在若干专政场所，不正是这样过来的吗？“到此方知狱吏尊”，功高如周勃，也不能不低头。
当然（又一个当然），像韩干事这样的人，也会有倒霉的，那无非是他也说了不符合他的身份的话，做了不符合他的身份的事。往好里说，例如他对某些含冤受屈的人流露了同情，或是在执行极“左”的一套常例时有些手软，乃至在专政对象或管制对象即另册中人面前，无意中暴露了“组织上”、领导上的内部矛盾分歧。从这一点看，他们自也有他们从事的职业带来的苦衷，应该给以同情的理解。他们中多数是照章办事，这个“章”也包括相沿成习的一些陋规，他们顶多是一部机器上的合格的齿轮与螺丝钉罢了。至于有些品行恶劣的人，在执行任务时层层加码，灭绝人性，又当别论，不过，这样的人能够作恶施暴，自然也是体现了一种制度后果。
2005年6月27日
这是一个管教干部逼死一个老红军的故事。转述之后，想起另一个例子，见于《炼狱》（王仲方著，群众出版社，2004）一书。说中共元老薄一波是山西人，喜欢吃酸，有一次从食堂里带一小壶醋回房间，竟然受到服务员当面大声申斥。作者说：“实在使人看不下去，真如戏文中唱的‘虎落平阳被犬欺’。”抛开虎与犬的比喻是否妥帖不说，试问何以至此？一、因为其时是在1973年，薄一波刚刚从秦城监狱出来，不但没有官复原职，而且身陷“叛徒集团”冤案尚未平反，在服务员眼中，他的身份自然还属于“不许乱说乱动”之列；二、其地在北京国务院第二招待所，什么大人物没有见过，服务员的眼眶自然相应提高，且这里从房间到客人等级分明，薄一波等又是住在一个收住类似情况人员的楼里，受到歧视，也不能单责服务员是“势利眼”，势利眼也是长期的等级制和奴化教育熏陶而成的。从这里可以看到，政治歧视，虽在曾任高官者亦不能免，因为原有的尊荣都是附丽在权力符号上的，一朝失权，斯文扫地。“体制比人强”，可慨也已。
6月28日附笔追记
（原载《随笔》2005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