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6期
重读鲁迅的《离婚》
作者：顾 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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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鲁迅最后一篇现代题材小说《离婚》历来似乎多有误读，例如有一种曾经流行的意见说：这篇小说通过一个普通农村妇女婚后被欺凌、起来反抗夫权压迫又遭到失败的故事，表现了旧中国妇女在婚姻问题和家庭中的无权地位。主人公有与封建势力进行斗争的勇气和泼辣性格，但是她对地主官僚存有天真幻想，终于在这些狼狈为奸、专横乡里的反动势力的沉重压力下被迫屈服。
这里说爱姑是“普通农村妇女”，还有不少论著上说她是“劳动妇女”，可是细读原作，不对了。此人并不普通，是否劳动也不得而知。爱姑的父亲庄木三是当地的一位名人，甚而至于是小小的一霸。胖子汪得贵一见到庄木三就说：“我们虽是初会，木叔的名字却是早知道的……这里沿海三六十八村，谁不知道？施家的儿子姘上了寡妇，我们也早知道。去年木叔带了六位儿子去拆平他家的灶，谁说不应该？你老人家是高门大户都走得进的，脚步开阔，怕他们甚的！”庄木三的身份由此可见一斑。汪胖子为人圆滑，也许信口开河，他的话固然未便全信，但我们看庄木三父女二人上船时，“船旁的坐板也空出四个人的坐位来了”，庄木三摸起长烟管准备抽烟，马上有人给他打火，处处可见他绝非等闲之辈。“平常沿海的居民对他都有几分惧怕”的这个人物显然并不普通，他的女儿也就不能说是“普通农村妇女”。
旧时的婚姻讲究门当户对。爱姑的丈夫施家“小畜生”姘上了寡妇要与爱姑离婚，爱姑不干，施家请出乡绅慰老爷说和，调解过多次没有成功，双方“闹了整三年”，由此正可见施、庄两家都不怎么普通，所以须由比慰老爷级别更高的七大人出面来解决问题。这位大人吸鼻烟，玩“屁塞”，家里的少爷有在北京洋学堂里读书的，总之其人地位很高。如果是一个普通劳动妇女遇上这一类纠纷，怎么会闹上三年，又怎么会惊动这样高档的头面人物？
当然也不能将爱姑的社会地位估计得太高，庄木三到底尚非“高门大户”，同慰老爷不在一个量级上，更不必说七大人了。有人说庄木三是头面人物，至少是一个土绅士，未免太高看他了。庄木三父女二人到慰老爷家去，只能先进门房喝年糕汤，走进客厅只能站着（施家父子也站着）说话。至于到了七大人家，爱姑的土气更明显了，她看见七大人的头顶是秃的，可是那脑壳和脸面都红润，便以为那一定是擦着猪油；对于鼻烟，对于“屁塞”以及上面的“水银浸”，更是一无所知，闻所未闻。爱姑土气可掬，完全不像一位绅士家的千金小姐。庄木三显得有些地位主要是因为他有六个儿子，在那个时代，单凭这一条他就可以较少受人欺而可以欺负别家了。庄家有这样的本钱，于是爱姑的离婚就闹得旷日持久了。
爱姑是否反封建？施家“小畜生” 姘上了寡妇，要遗弃爱姑，这是她难以忍受的，她不肯就这么“离婚”，乃是人情之常，她敢于和丈夫闹，“要闹得他们家败人亡”，客观上也许有一点反夫权的意味，但在她本人思想上并不反封建，恰恰相反，她坚持传统的伦理道德，在七大人面前她据理力争道：“他就是着了那滥婊子的迷，要赶我出去。我是三茶六礼定来的，花轿抬来的呵！那么容易吗？……我一定给他们一个颜色看，就是打官司也不要紧。”爱姑理直气壮，她所依据的正是封建主义之理。爱姑自称她的闹事是“赌气”，然则她之并不反封建可知。按封建主义的道德规范条文，施家“小畜生”与滥婊子姘居尚可，要抛弃明媒正娶的老婆则不可；封建主义里只有“休妻”，没有离婚。公婆不喜欢，把媳妇赶走是可以的，但据爱姑称：“自我嫁过去，真是低头进，低头出，一礼不缺”，并没有赶走的理由。从整个小说的描写看去，“小畜生”与爱姑的离婚不合封建主义的正道，爱姑的闹将起来并无反封建的意味，她在这一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勇敢与泼辣，也没有什么特别的积极意义。
然而爱姑终于失败了。失败的原因也并不是什么“对地主官僚存有天真幻想”，事实上她的头脑里充满了封建教条，她对大老爷如七大人之流，对封建官府，都是坚信不移的。爱姑失败的关键是七大人的两句话，一是“公婆说‘走’就得走”，不管你是否“一礼不缺”，封建主义的夫权、族权固然表现在相关的条文里，而它的精神却不为那些条文所限，乃是夫权、族权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在这一权威面前妇女只能俯首帖耳，不受任何法律条款的保护。七大人作为地位比较高的绅士，把这一点吃透了，用一句话就讲出了全篇的道理。先前慰老爷大约仅作一般的民事调解，难怪不能奏效。七大人还说：“莫说府里，就是上海北京，就是外洋，都这样。”这当然是吓唬爱姑的话，但倒也不是随便说的，原来爱姑还有些不服气，赌气说“就是打官司也不要紧。县里不行，还有府里呢”，针对这一态度，慰老爷的对应是“打官司打到府里，难道官府就不会问问七大人么？”拿七大人个人的地位来压服，显得比较低能，结果压而不服，爱姑反抗道：“那我拼出一条命，大家家败人亡。”七大人则不同，他首先指出公婆对媳妇有绝对权威，接下来又说官府完全站在公婆这一边。这也是那时的硬道理：你爱姑把官司打到哪里都不管用，你拼出命来施家也不会家败人亡。这番话对爱姑乃是致命的打击。爱姑本是封建教条的信徒，七大人告诉她，光知道那些条文还不够，你得深刻领会那精神，一个小媳妇，只有完全俯首听命，闹死了也没有用。
鲁迅在这里对封建主义的精神实质揭发得何其深刻明快！
七大人这些话训得爱姑如梦初醒，“觉得自己是完全孤立了”。她的失败至此已成定局。先前爱姑还以为道理在自己这一边，现在才明白事情恰好相反。有了这样一个思想大转变，等到七大人发出一声莫名其妙的“来兮——”她就立刻缴械投降了。
爱姑的投降并不是她突然间失去了反封建的勇气，她从来不曾有过那样的勇气；也不是她曾经有什么幻想，只是她先前有些误会，对伦理规范理解得不够，现在她终于觉悟了——
她这时才知道七大人实在威严，先前都是自己的误解，所以太放肆，太粗卤了。她非常后悔，不由的自己说——
“我本来是专听七大人的吩咐……”
于是事情便急转直下，“离婚”一事立刻以九十元成交。
是不是可以说，爱姑本无所谓失败，她的变化仅仅在于由“闹”变化而为不闹了。作品的结尾写爱姑离开慰老爷家时，心情很平静，应酬也从容，高高兴兴地告别而去。
在这里，鲁迅对封建主义流毒的深而且广流露出极其沉郁的义愤，作品对爱姑的深刻讽刺正表达了作品彻底反封建的主题。
爱姑并不反封建，而作品则是彻底反封建的。
这一出离婚喜剧发生的时候，中国早已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封建主义的传统力量固然仍然十分强大，而金钱的力量也很不小，所以与这一离婚案纠缠在一起的，有一个价码的问题。施家本来就准备出一笔钱来了结此事；庄木三先前为女儿的事同施家大闹，为的是保全自己的面子，显示自己的威风，现在施家的灶已被拆过一回，连七大人都出面调解，面子和威风全有了，现在准备接受一笔钱和这一份离婚。他的态度本来就比女儿更松动。在船上谈话的时候，他已经表示出对这一场纠纷的厌倦，爱姑分明看出“连爹也看得赔贴的钱有点头昏眼热了”。唯其如此，所以进了慰老爷家的客厅以后，庄木三竟然很少说话，并不给女儿帮腔，他的态度似乎是等着女儿碰过钉子以后就范。爱姑一个人在那里据理力争，庄木三无所作为；而一旦女儿表态说“我本来是专听七大人的吩咐”之后，慰老爷高兴地说：“对呀，七大人也真公平，爱姑也真明白！”又对庄木三说：“老木，那你自然是没有什么说的了。她自己已经答应。我想你红绿帖是一定已经带来了的，我通知过你。那么，大家都拿出来……”可知事先庄木三已经同意女儿离婚，他和慰老爷业已通好了气，这次是专程来拿钱的。施家自然也与慰老爷谈妥，早已将包着钱的蓝布包袱放在茶几上了。庄木三一俟慰老爷宣布事情了结，便立刻打开包裹取出钱来，并且“好容易”才“点清了洋钱”。他打开包裹的动作很迅速，数钱很细致，与刚才的一无所为恰成绝妙的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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