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6期

“天性”与“人性”的交锋

作者：崔际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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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猿是人类之外智力最高、形貌与人最为接近的动物。按照进化论的观点，人类就是由猿进化而成。随着人类文明进步，人与猿相互“揖别”，终成异类。但或许因为双方颇多相近之处，“猿化”故事在我国很早就已产生。《太平广记》录有三卷猿故事，其中有取自唐前《吴越春秋》、《拾遗记》、《搜神记》者，而绝大多数则是唐人创作。唐人小说中讲述人猿结合之事的名作有《补江总白猿传》（简称《白猿传》）、《宣室志•陈岩》、《潇湘录•焦封》以及出自裴铏《传奇》的《孙恪传》。《白猿传》中的白猿化为男身，以掳掠美貌女子满足淫欲为能，终因恶贯满盈，遭受诛灭。《陈岩》中的猿猴化为受虐之妇，得遇陈岩娶归为妻，“其始甚谨，后乃不恭。往往诟怒，若发狂之状”。并发展到“毁岩之衣襟佩带，殆无完缕。又爪其面，啮其肌，一身尽伤，血沾于地”的地步。陈岩无奈，只好请来术士，以丹符将其置于死地。以上二作中的猿精，皆以野性不泯而归于死地，是恶的化身。《焦封》中的孙氏，貌美多才，与焦封诗章往来，情深意切，成就姻缘。后因见到同类（猩猩），方与焦封作别化形而去。这里的孙氏虽然姣好良善，但全篇情节简略，缺少冲突变化。因此，最为优秀的人猿结合故事，当是《孙恪传》。
　　《孙恪传》写秀才孙恪在洛中遇袁氏，纳为妻室。表兄张闲云处士观其词色妖气颇浓，授以宝剑伏之，被袁氏发觉将剑折断并斥责孙恪。袁氏为孙恪生育二子，治家甚严。后来孙恪携家赴任经过端州峡山寺，袁氏题诗壁上，与孙恪父子惜别，撕裂衣裳化为老猿呼啸入山而去。原来此猿乃寺中僧所养，开元中被高力士带往洛京献于天子而养于上阳宫。
　　小说成功塑造了袁氏及孙恪的形象。袁氏容貌艳丽，冰清玉洁，在孙恪眼中属于“光容鉴物，艳丽惊人，珠初涤其月华，柳乍含其烟媚，兰芬灵濯，玉莹尘清”的完美之人。她在庭中吟诗发觉被孙恪偷窥，“遂惊惭入户，使青衣诘之曰：‘子何人，而夕向于此？’”当了解到孙恪来此借宿之意时，她传话道：“某之丑拙，况不修容，郎君久盼帘帷，当尽所睹，岂敢更回避耶？愿郎君少伫内厅，当暂饰装而出。”“良久，乃出见恪。”其中有少女的羞涩及对己对人的尊重。此后双方正式会面时，袁氏“美艳愈于向者所睹”，并指示侍婢进奉茶果、清理居室、安置行李，完全是受到良好教育、谨守礼法、处事从容的大家闺秀之所为。嫁与孙恪为妻之后，她恪守妇道，相夫教子。十余年间“鞠育二子，治家甚严，不喜参杂”，堪称毫无瑕疵的贤妻良母。不过，她并非任由宰割的柔弱可欺之人。当孙恪听信表兄之言，携剑归家以图镇慑时，她“大怒而责恪曰：‘子之穷愁，我使畅泰，不顾恩义，遂兴非为。如此用心，则犬彘不食其馀，岂能立节行于人世也’”，并且“搜得其剑，寸折之，若断轻藕耳”。面对惊惧至极的孙恪，她“乃笑曰：‘张生一小子，不能以道义诲其表弟，使行其凶险，来当辱之。然观子之心，的应不如是，然吾匹君已数岁也，子何虑哉？’”此处袁氏怒斥丈夫背信害妻、以神力“寸折”宝剑、以笑语安抚丈夫等等，将刚猛的女妖与柔婉的妻子、愤怒的情绪与清醒的分析充分融合，达到了刚与柔、情与理、人性与野性的统一。即使到了最后离别的时刻，她也难以割舍人间之情：“抚二子，咽泣数声，语恪曰：‘好住，好住，吾当永诀矣！’”直到化身为猿，人性已失之后，她仍“将抵深山而复返视”，满含着对人生亲情的无限留恋。可以说，袁氏形象是立体的、可爱可信的。
　　与之形成对比的则是孙恪的品性：一曰见色生喜。他初看到袁氏时，“慕其容美，喜不自胜” 。继而得知她待字闺中，“见求适人”，“乃进媒而请之”。孙恪迎娶袁氏的主要动因乃是“女子之妍丽如是” 。二曰富而生骄。孙恪本是刚刚下第的落魄秀才，且家境窘困。他的经济状况改善，完全得益于“袁氏赡足，巨有金缯”，使他转眼之间“车马焕若，服玩华丽” 。而“恪因骄倨，不求名第，日洽豪贵，纵酒狂歌。如此三四岁，不离洛中”。暴富之人饱暖思淫欲、玩物丧志等等表现，在他身上显露无遗。三曰轻信生疑。执平而论，孙恪对妻子还是很有感情、十分感激的。当表兄对袁氏提出疑问时，他最初是不愿认同的：“某一生邅迍，久处冻馁，因兹婚娶，颇似苏息，不能负义。”但当张生以愤怒的口气高谈“大丈夫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义与身孰亲？身受其灾，而顾其鬼怪之恩义，三尺童子，尚以为不可，何况大丈夫”等等大道理时，他便接受张生建议，携带宝剑回家，意欲除掉有大恩于己的妻子。四曰胆怯生惧：这种惧怕，一方面表现在不愿承担张生所谓“身受其灾”的后果；另一方面表现在对妻子袁氏的畏怯。当袁氏发觉他的图谋而怒责其“不顾恩义”、“犬彘不食其馀”时，他“惭颜惕虑，叩头曰：‘受教于表兄，非宿心也。愿以饮血为盟，更不敢有他意。’汗落伏地”。袁氏搜出隐藏的宝剑，“寸折之，若断轻藕耳。恪愈惧，似欲奔迸”。如此种种的表现，完全是一个胸无主张、自私自利、胆小怕死者所为。孙恪的上述性格表征，很大程度上是普通读书人品性的真实写照，具有很高的认识价值与典型意义。
　　本篇小说的深刻精彩之处，在于着意表现袁氏在人猿之间的深刻内心冲突，生动描写了她渴望回归青山白云的自然天性——“青山与白云，方展我怀抱。”这一意念贯穿作品始终。通常情况下，描写女子情怀不外伤春恨别，而此作开篇袁氏“摘庭中之萱草，凝思久立，遂吟诗曰：‘彼见是忘忧，此看同腐草，青山与白云，方展我怀抱。’吟讽既毕，容色惨然”，饱含着对投身“青山白云”、自由生活环境的向往。嫁与孙恪多年后，人妻人母的职责似乎塞满了她的生活空间。但当随从孙恪到岭南为官的路上，对往昔的记忆重新勾起了她埋在心底的欲望，“每遇青松高山，凝睇久之，若有不快意”。到了端州峡山寺，袁氏的所有记忆突被激活：她“易服理妆，携二子，诣老僧院，若熟其径者。恪颇异之。遂将碧玉环子以献僧曰：‘此是院中旧物。’”待到“野猿数十，连臂下于高松，而食于生台上。后悲啸扪萝而跃”时，她的沉睡已久的天性终于完全苏醒：“命笔题僧壁曰：‘刚被恩情役此心，无端变化几湮沉。不如逐伴归山去，长啸一声烟雾深。’”决然“裂衣化为老猿，追啸者跃树而去”。此间她的“抚二子咽泣”，“语恪曰：‘好住，好住，吾当永诀矣’”，“将抵深山而复返视”等行为，都是对人世生活及亲情的极大留恋，但本性最终超越了情感。
　　描写精怪人性和野性的冲突不止是本篇，《焦封》中的女猩猩精在见到“女伴相召归山”时——也就是“有十馀猩猩来”，而突然“化为一猩猩，与同伴相逐而走，不知所之”。《河东记•申屠澄》的虎女在为人妻之后，也是由于环境的改变，勾起了她对山林、对自然、对本性的记忆和思慕，于是在发现自己的虎皮之后，大笑披之，变虎而去。对比起来，《孙恪传》的描写最为细腻深刻，是这类作品的卓越代表。这一由见故地或同类而恢复原形的精怪模式，自然可以解读为精怪的兽性未泯而复发，解读为人性的不完善和不彻底，事实上《焦封》、《申屠澄》都一定程度上含有这样的意思。但是假如对此类作品仅仅给予“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之类的解释，窃以为失于浮浅。尤其是《孙恪传》的含义并不单单停留在这一层面上，其更深层的含义是保持天性、回归自然，是摆脱现实社会羁绊和俗世人情束缚而获得自由人生的一种向往与追求。作者裴铏信仰道教，曾在洪州西山修道，道号“谷神子”。他通过猿精袁氏的野性复原，表达的正是道家崇尚自然、回归自然的思想。“猿”者、“袁”者，“原”也，“元”也。就是原始、本原、自然、天性。《庄子•天地》云：“立之本原而知通于神。”《周易参同契》云：“原本隐明”，“一还本原”。因此，“袁氏”分明是一个有意味的象征。
　　篇末对袁氏相关情况的交待，一则说明此猿人性形成过程，二则联系高力士、上阳宫、安史之乱等，引发对玄宗时代的怀想，可谓颇有深意。“碧玉环”者，乃“必遇还”之谐音，隐喻还归故山、恢复本性之志向。
　　从传播、接受的角度而言，《孙恪传》亦当借鉴了此前的“猿化”故事，对其他小说佳作也有吸收。例如：小说中张生夸称自己的宝剑“不下昔日王君携宝镜而照鹦鹉也”云云，表明此作受到唐初王度《古镜记》的影响。至于张生鼓动孙恪以剑谋制袁氏、袁氏折断张氏之剑，我们可以联想到《吴越春秋•勾践阴谋外传》中那位与白猿精袁公斗剑的越女，只不过是人、猿正好相反。唐以后，端州峡山寺和白猿紧密联系起来。苏东坡写过《峡山寺》诗（《东坡先生诗集注》卷二三），题下自注云：“《传奇》所记孙恪袁氏事即此寺，至今有人见白猿者。”诗后半云：“佳人剑翁孙，游戏暂人间。忽忆啸云侣，赋诗留玉环。林深不可见，雾雨埋髻鬟。”歌咏袁氏事。而称她为“剑翁孙”，乃与《吴越春秋》的白猿袁公相牵。后世还附会出峡山“归猿洞”（见明王临亨《粤剑编》卷一《志古迹》）。袁氏故事还被改编为戏曲，元郑廷玉《孙恪遇猿》杂剧（《录鬼簿》卷上）、清陈烺《仙缘记》（一名《碧玉环》）、传奇（《玉狮堂十种曲》），都是据此改编。不过，苏轼“游戏暂人间”已见仙子之迹，《林泉奇遇记》以之为谪降仙女，和戏曲《仙缘记》类似，都不免落入俗套，运用的是小说中常见的谪降模式。这样一来题旨大变，终不及原作之兴味悠远。
　　作者系天津财经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文学博士
　　（责任编辑：古卫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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