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6期
渊明遗韵 太白别调
作者：周 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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暮从碧山下，山月随人归。
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
相携及田家，童稚开荆扉。
绿竹入幽径，青萝拂行衣。
欢言得所憩，美酒聊共挥。
长歌吟松风，曲尽河星稀。
我醉君复乐，陶然共忘机。
——李白:《下终南山过斛斯山人宿置酒》
李白一生漫游，踪迹莫寻，其诗歌的创作时间与空间也就处于一种隐没状态，这也就导致其诗歌旨趣往往具有强烈的非指称性。《下终南山过斛斯山人宿置酒》的创作时间，安旗先生《李白全集编年注释》定为天宝二载，认为是“倦于待诏翰林后，别寻寄托之作”，但其并未提出论点的支撑材料，也许，此系年亦仅为揆情度理的猜测。我们当然可以确知此诗作时李白在长安。但李白出入长安问题，学界认识不一，或云一次说，或云二次说，抑或三次说，大抵并非仅仅天宝元载到天宝三载一次，因此此诗不能仅仅从“终南山”一词来断定其创作在天宝初年。而太白思想飘逸，其对自然或隐逸之慕亦非仅因“倦于待诏翰林”之政治仕途而兴。美国学者戴维斯在对中国传统文学的系年研究追求“年代精确性”时认为：“有时刻意追求逼真的效果，反失之于可疑。”既然《下终南山过斛斯山人宿置酒》创作的心理背景和生成的政治背景在现有的资料下难以确考，不如就干脆忽视其创作时空而将我们解读的重心直指文本本身，从中去印证太白之本性。
一首好诗，或可以以“耐读”来衡量。什么是耐读呢？若诗浅而无致，当然一目而过，无须停伫；若诗涩而多晦，又望之兴叹而无阅读的信心。而耐读的诗歌，言浅而意深，每每读之，则意趣层出。一首耐读的诗歌，在读法上也应有讲究，当扣字而细读，如灯下品茗，细细啜之，人生百味也随着慢慢泛起。而细读之重，当是诗题。而这正是我们当代快餐式阅读习惯下往往忽视的一个环节。一首好诗，往往制题也有诸多讲究，绝非现在习诗者做诗之后方潦草命题。李白《下终南山过斛斯山人宿置酒》一诗，看其诗题，并不亚于一篇精致的小品散文。李白在此诗题的安排上与其歌行体诗歌甚至绝句有很大不同，就是很细腻。细读之，仿佛读者能顺其笔触，一路行来，又一路行去。此诗题不仅可以为读者提供一个很大的联想空间，而且它也是全诗的行文脉络。整首诗歌其实就是围绕这个标题逐笔而写，依题而行。开端“暮从碧山下”四句从“下终南山”写来。“暮”既点明时间和下终南山的原因，又可让读者感受到正是对自然的流连而导致诗人忘归，直至暮色渐现。在这“暮从碧山下，山月随人归”之中，仿能看到在苍然月色之下，草木斜径之上，太白且吟风雅且徐行的风流之姿，缱绻之态。又若“暮下”和“却顾”中隐藏了诗人对自然之有情。而“山月随人归”亦见自然对如此超群脱俗之太白的送别和留恋，此又是自然对人之有情。如此物我相亲最后化为诗人眼前之“苍苍横翠微”一语，满目青山葱翠，满目林木幽邃，而这朦胧之景又实将作者之惆怅和自然之怅惘融入其中，此四句无一字言情，而隐然有含情凝眺之人。整个段落，写景自然又如画，“尽是眼前真景，但人苦会不得，写不出”（宋宗元《网师园唐诗笺》），行文简洁而沉缓，绝类一山水小品。
上段写诗人与终南山的离别，其后，太白之笔并没有执著其中，而是忽然宕开，以“相携及田家”写与斛斯山人的相逢。斛斯山人何许人也？斛斯山人是故旧还是新识？两人是如何相逢的？其中有多少曲折，诗人都没有说破。《通志•氏族略》云代北复姓有斛斯氏，其先居广牧，世袭莫勿大人，号斛斯部，因名之。杜甫有《闻斛斯六官未归》诗，清人仇兆鏊认为“斛斯六”乃斛斯融。瞿蜕园、朱金城《李白集校注》认为此诗中“斛斯山人”亦当为斛斯融。然正如我们前面所言，我们无须固执地考究斛斯山人是否是斛斯融，在此诗中，斛斯山人只是一个符号，一个与太白有相似情致的符号。王维《终南别业》尾句言：“偶然值林叟，谈笑无还期。”王维在此描摹了一个相逢的场面，相逢是如此偶然，而相逢的对象是一林叟，诗人并不在意其来历，其身份，其职业，只知道与自己对话的人和自己一样沉醉于自然和心灵。同样，这个斛斯山人的社会地位、经济状况我们也无须去关注，而这也许正是太白为什么只言“斛斯山人”而不直说的内在隐秘。因此一场相逢，太白只一“相携”写出陌路邂逅时的愉悦和畅快。下面“童稚开荆扉。绿竹入幽径，青萝拂行衣”三句则是从“田家”写来，“童稚开荆扉”一句，真有万千温情隐藏其中，想斛斯山人外出，家人一日等待，见黄昏渐浓，牛羊下来，鸡栖于埘，莫不翘首以待，忽从荆扉之外传来如此熟悉而又陌生的足音，熟悉的是丈夫或父亲的足音，不熟悉的是李白的足音，遂年幼的儿子载笑载跳而出。如此图景，真能凸现天伦之乐。“绿竹入幽径，青萝拂行衣”，前写家人之迎，而此二句写家物之迎，从“入”和“拂”见好客之心，而“绿竹”和“青萝”皆清雅幽深之象，再加上融融之月色和悠悠之小径，不仅突现田家环境之恬静安逸，更见斛斯山人隐逸清雅之志趣，此句实与孟浩然的“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有同趣之妙。
诗歌最后六句乃承诗题“宿置酒”而来，写出畅饮欢歌之乐。“欢言得所憩”，主客会“欢言”什么？当不会是功名利禄等稻粱之事，或与陶渊明之“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孟浩然之“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一样，谈论的是终南山的清风明月，谈论的是人生的繁华憔悴。而“得所憩”中所能承载的最深信息，或许应是在忘却行旅中的风尘漂泊之后的精神休憩，在忘却长安城的尔虞我诈之后的心灵止泊。“挥”，《礼记•曲礼》：“饮玉爵者弗挥。”郑玄注：“振去余酒曰挥。”后即谓倾杯饮酒。一个“挥”字写出了主客畅怀豪饮的神情。而“长歌吟松风”见以歌助酒，茅屋之中的歌声和终南山上的松涛互映相和，自能见出李白与斛斯山人在酒神引导下对身外一切的摆脱。“曲尽河星稀”见夜色阑珊，而知一夜痛饮，可想二人知音之对。最后“我醉君复乐，陶然共忘机”乃结言酒后之风味，世俗一切机巧之心，于此破晓时分陶然忘却。诗人胸襟于此更显出淡泊而恬远的境界。此种相逢而夜会的主题，在杜甫《赠卫八处士》一诗也出现过，“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少壮能几时，鬓发各已苍。访旧半为鬼，惊呼热中肠。焉知二十载，重上君子堂。昔别君未婚，儿女忽成行。怡然敬父执，问我来何方。问答乃未已，驱儿罗酒浆。夜雨剪春韭，新炊间黄粱。主称会面难，一举累十觞。十觞亦不醉，感子故意长。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杜诗中的相逢是悲凉的，就连宴会也夹杂着生离死别的痛苦，而反观太白此诗，摆落世事，洒脱豪迈，纯然一自由深情之状，正如沈德潜《唐诗别裁》卷二所说，“太白山水诗亦带仙气”。
和太白的歌行、绝句诗歌一样，《下终南山过斛斯山人宿置酒》也展现了一个充满自由气质和生动情感的诗人形象。但是，从读者的阅读情绪而言，我们却很难感受到在《将进酒》、《行路难》、《蜀道难》等歌行体诗歌中得到的那种挥斥八极，凌厉九霄的骏快风貌，而是一种温缓敦厚、渊深朴茂的韵味。是什么原因出现如此的反差呢？首先最直观的因素就是体制，《将进酒》诸诗以歌行杂言体制出现，句式长短参差，形式的摇曳往往也会致使感情的纵横跌宕，故许学夷《诗源辩体》称太白歌行“窈冥恍惚，漫衍纵横”，而沈德潜《唐诗别裁》亦称其“想落天外，局自变生。大江无风，波浪自涌，白云从空，随风变灭”。而《下终南山过斛斯山人宿置酒》以五古形式出现，在李白诸多体制中，可能五古是最不为现代读者熟知的。五古体制最明显的特点就是形式整饬，节奏往往也具有一定模式化，相较于杂言歌行而言，其变化也就略少。也就会呈现“不矜才，不使气”（沈德潜《唐诗别裁》）的诗歌气息。除了体制的因素之外，还有诗歌结构的原因。在李白的接受史中，有一个很重要的论调，就是认为太白之诗绝无法度，如黄庭坚《题李白诗草后》论为“无首无尾，不主故常”；赵翼《瓯北诗话》论为“天马行空，不可羁勒”。但正如朱熹所论，“李太白诗非无法度，乃从容于法度之中”（《朱子语类•论文》），或者其法度隐秀变化，非后人所能窥知。就李白《下终南山过斛斯山人宿置酒》一诗的结构而言，整首诗歌完全是依照题目而次第写来，平缓而悠然，法度整饬。又从语言而言，诗歌语言简洁，“写景处字字幽靓，写情处语语率真”（王文濡《唐诗评注读本》），因此梅鼎祚《李杜二家诗钞评林》认为此诗“颇造平澹”。应该是这些因素的总和，才最终使此诗产生了与太白那些歌行、绝句不一样的面貌。
对于此诗的风格，《唐宋诗醇》称“逼真渊明遗韵”。确实，此诗朴茂自然的气味与陶渊明不衫不履的古朴境界有几分相近之处。而此中相近，表面上源于体制选择、语言运用的相近，其实应该追溯到两个伟大的作者在精神气质上的相近，即二人在此类诗歌中都是在温情脉脉中流淌着自由散漫的英气。故王夫之《唐诗评选》认为，“清旷中无英气，不可效陶，以此作视孟浩然，真山人诗尔”。姑且不论李白是不是有意识在效仿陶渊明，但王氏指出李白此诗之所以没有“山人诗”那种野僻瘦硬之感，在于他和陶渊明一样，诗歌中有“英气”，确是良见。此诗尽管与李白最为人称道的歌行体诗歌有较大区别，但正是这种英气，我们才依旧能看到惯常的延续的李白。总之，《下终南山过斛斯山人宿置酒》一诗可以说是太白诗歌中的别调。
作者系江苏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教师
（责任编辑：古卫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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