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5期

等待拯救的受害者

作者：郑　瑜

更多经典：点此访问——应天故事汇

　　如果说，文学研究会中坚分子们为人的端正、道德的完善是妓女题材小说数量稀少的自发原因，那么还有一个强加于他们的外在原因，也是促使这方面小说减少的原因之一，那就是作为当时文学研究会会刊的《小说月报》的编辑选择的眼光。掌握作品生杀大权的编辑——茅盾，时时显现出一种对表现农村、城市无产阶级题材的偏好，这让人不由得将之视作是他本人的革命文艺思想指导的结果。文学研究会的刊物《小说月报》或许可以看作一个拥有革命文学立场的隐性阵地，因此对妓女题材的下意识的拒绝也是可以理解的。
　　文学研究会作家中以妓女题材提出劳动者的家庭生计问题、指向人民苦难生活、表达作者忧愤情绪的作品还有王统照的《湖畔儿语》等。我们再浏览一下同时期的其他文学社团。浅草—沉钟社成员，例如冯至，在他的散文作品中也会把同情的目光投向都市游艺场上的卖笑女子（《狰狞》）；或勾勒污浊环境中的姨太太、私娼等各色人等（《火》）；林如稷1923年发表在《浅草》第一卷第四期上的《将过去》还被收入了《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
　　尽管这些作品与郁达夫等人的相关作品属于同一时期，但就影响的广度和深度而言，却未必及得上他们。事实上，现代小说中的妓女形象经历了“精明的女商人”这个角色后，逐渐演化成两种形象，一是男性作家自身的“反光板”；另一个就是以文学研究会为代表的作品，在这些作品里，妓女还是小说的第一主角，只是她们也摇身一变，变作苦难底层生活的最佳代言人，也是文学家们用以表达对社会丑恶行径揭露和鞭挞的最好要件，因为这些妓女形象身上兼具生活穷困拮据、身心饱受摧残等各种要素。于是，她们总是被刻画成受害者。妓女与男性嫖客（也可以看作是男性作者自身）之间的权力关系在这两种分类中恰好是相反的。前者是妓女占了上风，而到了后者，她们就完全被苦难的论调所淹没。正是这些知识分子赋予了妓女形象以不断变动的意义，有时，她们是民族软弱的指标符号；有时，则是民族渴望改革迈进现代化的强烈征候。在这些知识分子笔下，妓女、男性嫖客，还有我们能想到的一切指向的结果性名词，比如社会性别、国家意识、现代性等等都成了一个永远无法求解的方程式的各项。于是，有的人激进，有的人憧憬，有的人沉沦……但日后关于妓女形象的描述，大都沿着这两个方向继续发展，没有脱离五四时期的框架。五四时期的整个文学机制所造就的一系列无形的文学规范，在以后的岁月里，依然不断以形形色色的面貌显现它的力量，以“妓女”形象为例，它也始终处于以上两种力量关系的制衡中。新文学开始的十年里，妓女题材小说已经不再具有绵密温柔的场景描写，文学家们对此也不再显示出类似鸳鸯蝴蝶派作家那种社会学的兴趣，而更强调揭示社会痼疾的一面和男性作者在社会政治舞台上异常焦虑不安的一面。至此，“妓女”——这个典型的通俗小说题材已经与五四时期典型的政治话语融合到了一起，我们不妨将她们也读作是呼唤改革的一声呐喊。
　　作者系重庆外国语学校语文高级教师
　　（责任编辑：古卫红）
　　 E-mail：guweihong007@sina.com
　　
　　① 《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良友图书公司，1935年8月初版，第4页。
　　②③④⑤ 《叶圣陶集》第一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87年6月第1版，第300页，第301页，第301页，第302页。
　　⑥ 《小说月报》，1920年，第11卷，第1号。
　　⑦ 《小说月报》，1922年，第13卷，第7号。
　　⑥ 王晓明：《刺丛里的求索》，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3月第1版，第291页。
　　

[1]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