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5期
“屏风上的鸟”：欲望的阉割
作者：张立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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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主角吴翠远登台了，她可能在其他任何一个场景都不会成为被关注的对象，她太普通了，“头发梳成千篇一律的式样，唯恐唤起公众的注意。然而她实在没有过分触目的危险。她长得不难看，可是她那种美是一种模棱两可的，仿佛怕得罪了谁的美，脸上一切都是淡淡的，松弛的，没有轮廓”，“她的手臂，白倒是白的，像挤出来的牙膏。她的整个的人像挤出来的牙膏，没有款式。”一个不怎么有女人味的女人，没有生气，没有白里透红的青春，一只印在“屏风上的鸟”，一个夹在书页里的“扁的小纸人”，然而，她却是一个标准的“好人”。“在家里她是一个好女儿，在学校里她是一个好学生。大学毕了业后，翠远就在母校服务，担任英文助教”，“吴家是一个新式的，带着宗教背景的模范家庭。家里竭力鼓励女儿用功读书，一步一步往上爬，爬到了顶儿尖儿上——一个二十来岁的女孩子在大学里教书！打破了女子职业的新纪录。然而家长渐渐对她失掉了兴趣，宁愿她当初在书本上马虎一点，匀出点时间来找一个有钱的女婿。”旧式女性没有地位，新式职业女性也没有一个自己独立的前途和未来。“她是一个好女儿，好学生。她家里都是好人，天天洗澡，看报，听无线电向来不听申曲滑稽京戏什么的，而专听贝多芬瓦格涅的交响乐，听不懂也要听。世界上的好人比真人多……翠远不快乐”。看上去是高雅的、清洁的、艺术的“一尘不染”的家庭生活中却毫无生趣，没有快乐，一切都是苍白的，没有生命的热力，没有个人的意愿，生活不是为自己，而是为了看上去好，符合各种规矩和习惯，不管内部多么的贫血陈腐，“真人”在重重规矩重负下失踪了。因此，翠远对生命的感觉始终有些隔膜，不像是自己的，“生命像圣经，从希伯莱文译成希腊文，从希腊文译成拉丁文，从拉丁文译成英文，从英文译成国语。翠远读它的时候，国语又在她脑子里译成了上海话。那未免有点隔膜。”翠远那苍白的没有爱情滋养的生命是一张白纸，或者说是纸上的生命，没有明亮的燃烧。她看吕宗桢“不很诚实，也不很聪明，但是一个真的人！她突然觉得炽热，快乐”。翠远感觉到自己沉睡的生命热力被唤醒。两个“好人”的相遇，都是偶然中的偶然，如果不是封锁，如果不是吕宗桢要躲令人生厌的表侄，他们还是生活在各自的世界里，各自苦恼和沉闷着，不曾有过这一刹那的相识和动荡，这一刹那互放的光亮。他向她诉苦：“早上乘电车上公事房去，下午又乘电车回来，也不知道为什么去，为什么来！我对于我的工作一点也不感到兴趣。说是为了挣钱罢，也不知道是为谁挣的！”而这样的付出在家里又得不到太太的同情和理解，“实际上我是无家可归的”。“无家可归”是装在文明套子里的现代人普遍的生命感觉。长期的婚姻家庭生活的磨缠，使吕宗桢久已疲塌倦怠了，而与一个陌生女子的邂逅，他的男性的感觉又一点点复苏了，“宗桢没有想到他能够使一个女人脸红，使她微笑，使她背过脸去，使她掉过头来。在这里，他是一个男子。平时，他是会计师，他是孩子的父亲，他是家长，他是车上的搭客，他是店里的主顾，他是市民。可是对于这个不知道他的底细的女人，他只是一个单纯的男子。”在常规生活中，他为种种固定的身份所束缚捆绑，而在这样一个脱轨的时刻，才得以暂时成为他自己，扮演他此刻想扮演而不是社会规定的角色，成为他想做的人，一个新的人。于是，这两个“扁的小纸人”重新被激活了，他们闪电般地“恋爱”起来，他告诉她许多话，像找到了知音，这一对封锁中可爱的人，在这个被“切割”下来的时间和空间里似乎走得很近了，忘乎所以地谈到了未来，谈到了婚姻，到了热恋的程度。然而，很快封锁解除了，梦醒了，生存的本相又裸露了出来。“宗桢突然站起身来，挤到人丛中，不见了”，“电车里点上了灯，她一睁眼望见他遥遥坐在他原先的位子上。她震了一震——原来他并没有下车去！她明白他的意思了：封锁期间的一切，等于没有发生。整个的上海打了个盹，做了个不近情理的梦。” “无家可归”的男主角又心安理得地回到了他的家中，回到了自己日常生活的角色里去，电车上的那回事虽然还记得，然而女主角的脸却模糊了。那戏剧性的一幕只是一时的心血来潮，只是偶然的离席离位，他早已是被生活规训好了的，早已成了生活的奴隶，早已失去了反抗的勇气和魄力。“饭后，他接过热手巾，擦着脸，踱到卧室里来，扭开了电灯。一只乌壳虫从房这头爬到房那头，爬了一半，灯一开，它只得伏在地板的正中，一动也不动。在装死么？在思想着么？整天爬来爬去，很少有思想的时间罢？然而思想毕竟是痛苦的。宗桢捻灭了电灯，手按在机括上，手心汗潮了，浑身一滴滴沁出汗来，像小虫子痒痒地在爬。他又开了灯，乌壳虫不见了，爬回窠里去了。”人真实的内心和欲望就像那只躁动不安的乌壳虫一样爬来爬去，寻找突破口，但最后在各种现实原则的威慑下，还是乖乖地蛰伏回了自己的老巢，只有那里是安全的，是天长地久的。
被称为“现实背景里的一种梦幻叙述”⑥的《封锁》，其实是一个关于人类的寓言故事，体现了张爱玲女性主义视角下更深层的人类学视角。张爱玲把“封锁”发生的殖民都市放大到整个人生舞台去考察，而把都市男女那如过眼烟云的情和爱作为人生的一个缩影去透视的。在那样一个短暂的“封锁”空间里，“循规蹈矩”的男女主人公，也就是那“扁的小纸人”，短暂地复活过来了，去憧憬了一个现实中不可能存在的罗曼史。那切割时空的电车铃声也暂时切割了人物同他们日复一日的“正常”生活秩序之间的联系，而封锁结束后，一切又恢复了“正常”，人物都各就各位，连那只在黑暗中爬来爬去躁动不安的乌壳虫在灯光里也“爬回窠里去了”。然而，正是这短暂的“梦幻”，使“好人”们更清醒地认识到了那无法逃避的生存现实。张爱玲把一个非常态的具有寓言性质的封锁空间扩大成了钱钟书那同样有象征意味的“围城”世界，把这样一次发生在现代文明的产物——一个封闭狭小的电车里，失去了爱情的现代人的爱情幻想生发到了整个的“围城”人生。不就是为了那个被囚禁在现代人心狱中的“不近情理的梦”，那个还一息尚存的生命飞翔的诱惑，“好人”们才不停地在恋爱、婚姻、家庭、事业的“围城”间一次次地“冲”进“冲”出吗？
作者系西南大学新诗研究所，文学博士，特聘副教授
（责任编辑：赵红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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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方汉文：《后现代主义文化心理：拉康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239页。
②海德格尔：《对荷尔德林诗的解释》，胡经之、张首映主编《西方二十世纪文论选》第三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65页。
③张爱玲：《我看苏青》，《张爱玲文集》第四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227页。
④刘再复：《也谈张爱玲》，《西寻故乡》，香港天地图书，1997年版，第291页-第292页。
⑤张爱玲：《更衣记》，《张爱玲文集》第四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34页，第35页。
⑥ 李欧梵：《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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