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4期

“车站”之旅：娜拉出走的回归路

作者：阮温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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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先勇《黑虹》里的耿素棠，其夜游瞎走瞎撞的命运之路，是走到哪里就意识流动到哪里，一路“移步换景”，“意随景迁”，见到什么就联想什么。有一系列梦象、意象的组合，有一连串心境、意境的连接，又不断分割，不断汇集，隐现明灭，扑朔迷离。王拓《车站》里的妻子，也是在命运之路盲目夜游，停留车站，心理意识则凝聚为一个焦点，不仅作出“吵架”的辐射，托出家庭的悲剧，而且作出“梦幻”的辐射，带出更加可悲的绝望喜剧。当她哄着嚎哭的小孩，以“希盼”的心理盯望夜街，竟会把一个从黑暗中走来的人影误认为丈夫，“感到一种暖暖的安慰”，“心里漾着胜利的喜悦”。但又“忍不住要装着没看见他”的样子，却又“仔细听着他的脚步声，心里一步一步数着他与她的距离”，情不自禁地以喜悦的声调对小孩唱道：“小宝乖乖，不要吵啊，爸爸来接你回家……”悲剧走到这一步，说明绝望的妻子还是充满希望的，为了孩子，还是原谅丈夫的，愿意和好的。然而，出人意料的结尾，带来的却是事与愿违的幻灭——那走来的并非丈夫！“她的心蓦地一沉，沉到冰冷的潭底”。但比起遇到坏人的耿素棠，她还算是幸运的，因为她遇到的是一位好心人。但她梦幻中一点也不迷醉，不像酒醉的耿素棠那样失去理智而委身于陌生人的路边野合，而是清醒得多，警惕得多。当陌生的好心人关心地问她：怎么还不回家？怎么一个人带了孩子在这里？跟你丈夫吵架了吗？她只是“眼泪不住又潸潸地流了下来”，以至“抽抽搭搭地哭出声来”。但当陌生人轻轻拉着她说“你总不能在这里坐到天亮呀”，她则“心里一惊，止住了哭，退后一步，把孩子紧紧抱在胸前”，说“免了，我就要回家了”。陌生人最后只得说“你不要怕，我是好意的，你可以和我女儿睡一个房间”；听到她说“我真的要回家”后，才又轻松地说“好，如果这样就好”，放心地走了。空荡荡的车站又剩下她孤零零的一个了。四周太寂静，黑暗中似乎藏着无数只眼睛在窥视着她。但在极端的恐惧中，她跟耿素棠一样，心理意识仍在绝望中奔流，流向家里，想到失去母亲的孩子。耿素棠是在投水自尽“快要冷死了”，还在为家里三个无人照管的孩子着急：“天快亮了呢，唔，冷！小毛的奶还没有喂过”——“可了不得！床底下那桶尿片不晓得臭成什么样子了……”而车站的妻子则“忍不住又想到另外两个大的孩子，在家里，半夜醒来找不到妈妈……”
　　耿素棠从出走到死，更多表现在对丈夫的反叛，甚至她的迷醉失足，任人淫乐，意识中也是对丈夫的一种报复，临死之前还大骂丈夫“像头老虎狗”而哈哈大笑。《车站》里妻子的出走虽也是一种反叛，但她有更多的犹疑，还带上最小的孩子，而且也只是出走到车站为止。如果她真的像对陌生人说的要回家，那她的反叛就不如耿素棠彻底了。鲁迅在《娜拉走后怎样》就说过：“但从事理上推想起来，娜拉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②耿素棠的出走是悲剧人生的终结，因为她出走之后无路可走，又抱有“再也不能回去”的决心，虽醉后失足，实际表现却不愿做妓女，鲁迅对娜拉所言两条路她都拒绝，所以必然是走向绝路。而《车站》里的妻子是不愿堕落，不会像耿素棠那样醉生梦死，自暴自弃，是一个连好心的陌生人都要提防的纯净女性，所以在两条路之间，她只好选择“回来”。即如鲁迅分析的：“因为如果是一匹小鸟，则笼子里固然不自由，而一出笼门，外面便又有鹰，有猫，以及别的什么东西之类；倘使已经关得麻痹了翅子，忘却了飞翔，也诚然是无路可走。还有一条，就是饿死了，但饿死已经离开了生活，更无所谓问题，所以也不是什么路。”③如此看来，车站并没有成为妻子命运之路的转折点——在秋风秋雨的夜游中，在孤独无援的迷惘中，她无法由人生的“车站”转乘奔向新生活的班车，只有“回家”，走回归路。回到家里，生活依旧，悲剧重演，仍然要在借酒浇愁的丈夫打骂中，靠洗衣服为生，哪怕是把手指头洗破洗烂。中国娜拉，有耿素棠不归路的结局，也有洗衣人妻回归路的结局。王拓和白先勇，《车站》与《黑虹》，创作构想在此，主旨意蕴在此，艺术价值在此。
　　作者系华侨大学中文系教授
　　 （责任编辑：吕晓东）
　　
　　① 王拓：《是现实主义文学，不是乡土文学》，见《乡土文学讨论集》。
　　②③鲁迅：《娜拉走后怎样》，《坟》，北新书局，1933年4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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