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4期

自然之灵：顾城的诗学观

作者：雷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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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城的诗歌在当代被认为是独具一格的，人称“唯灵浪漫主义诗人”。顾城独具一格的诗风与他的哲学思想息息相关，他的诗学就是他的哲学观对诗歌的观照。顾城从不就诗论诗，他总是在他的哲学观之下来谈他的诗歌的。西方思想曾深入影响过顾城，但他的哲学观念主要来自于老庄。顾城努力从世界的起始来看待艺术现象，从彻底的哲学意义上、从广阔的世界存在的意义上来把握艺术现象。自然之灵是他始终关注的事物。他用这种自然观谈诗歌的发生，谈自己的创作，谈中国的古诗。
　　在顾城那里，艺术就是精神，“对于我，艺术和精神同义。精神的形式即艺术，艺术即精神的形式。……如果将艺术和精神分开的话，那我和艺术也就分开了；我是由于精神才偶然地被人称作在干艺术的”（《艺术之初》）。而他的所谓精神与神明、冥冥、道、自然、呼吸等是同一个对象，简言之，也就是老子说的“道”。道使得万物产生和存在，也产生了人的精神。在顾城看来，创造并不是人的行为，而是这种自然之灵通过我们时发出的光芒：“人是一个导体，在神灵通过时发出光芒。”这种光芒会有各种表现形式，比如革命、爱情等等，“语言只是其中之一”（《神明留下的痕迹》）。这样的语言也就不是诗人的语言，而是神明走过时留下的痕迹，顾城称它“是一种自然的声音，它到我们人间来，到我们的心里来，变成字，变成一个故事”。而诗人所做的工作只是“抓住精神闪耀时创造的形式”（《艺术之初》），把它记录下来。顾城认为，这种记录是有价值的，因为它“创造了一种跟我们的生命相和谐的东西，使我们想起了遥远又遥远的生活，作为鸟儿、作为鱼、作为花儿、作为树，这种不断不断变幻的生活”（《等待这个声音》）。正是这种泛神论意义上的自然观深深安慰了顾城，它使得作者感到自己的生命与万物同在，而永远不会从生命之树上掉下来。“那个时候，我们并不惧怕死亡，死亡使生命变得安静，使生命获得一个休息……”（《等待这个声音》）对于顾城来讲，艺术来自于自然之灵，而又见证了生命回归到永不消失的自然的怀抱。诗学成为哲学。
　　如同顾城的自然哲学观来自于他的经历和本能，顾城的自然诗学观同样成长于他的生命的自然形态，而不是学习和思考的产物；当然有比较成熟的理论形态的表述，但那是后来的反思。顾城比较有意识的诗歌创作开始于“文革”时期的山东。他回忆说：“1970年的时候，我在一个荒凉的地方放猪。春天一些鸟向我飞来，我就很激动；因为大地上没有人。那些鸟飞过我头顶时竟然全都降了下来，落在我的周围，像朋友一样，对我热烈地叫个不停。它们走后，我继续听着它们的声音，我听见了天地万物在春天说话的声音。我拿起笔开始写。……在强烈的阳光里，写下了《生命幻想曲》。”（《我们是同一块云朵落下的雨滴》）他后来反复强调这一经历，因为鸟对他说话，花看见了他而写诗，“这个显然是没有什么社会的、人的因素”（《神明留下的痕迹》）。这种经历给了顾城强烈的印象和启示，他由此悟出诗歌与自然的深切的一致性：“《生命幻想曲》完全是自然的影响。……我想自然是第一老师，是我们生命真正根源，所以生命和自然有一个感应确实不是神话。……诗不是从文化中来的，不是从别人的诗中来的……诗是从自然、从内心中来的。”（《别有天地非人间》）
　　与大多数作家写作道路不同，顾城是在自然状态下写诗的。从他的大量访谈和回忆来看，他似乎并没有经历过学习和模仿阶段而只是观察自然就写出了他早期的优秀诗歌。他八岁时就这样写到：“我失去了一只臂膀/就睁开了一只眼睛。”据说是一天晚饭后他和家人散步时看着路边一棵棵高大的白杨树写出来的。（《杨树》写作后记）“文革”时，他家里的书几乎全部被抄，仅留下一本法布尔的《昆虫记》。他直到同父亲一起下放回北京前，没有机会阅读中外书籍，大量的阅读是他回北京以后。因而他一直否认他的写作与书籍有关。“我写诗，更像是土地的现象，而不是人的现象。”（《神明留下的痕迹》）“我是在一片既没有东方文化传统又没有西方文化、世界文化营养的这样一个情况下，这样一个人类文化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文化空白，开始写我的诗歌的。”“我写诗实在是因为自然给了我一种很强的感觉，我的生命里产生了一种冲动要写。不是刻意的，先学习然后做这件事，不是那么回事。”（《别有天地非人间》）这些可看出他的诗歌发生明显的自然性质。
　　顾城认为，相对于哲学，中国诗歌更体现了自然的境界。这种自然的境界就是以道观物，物无贵贱，人是自然的一分子。因而中国艺术异于西方的最大不同在于它不表现人的意志的冲突，而呈现出自然万物相互观照、万物宁静和谐的特点，“与西方‘自然’的概念相比，它的最大的特征是没有分别”（《自然哲学纲要》）。他认为最典型地体现中国古诗的这种自然特征的是唐代诗歌；而这种境界在陶渊明就开始了。他欣赏陶渊明的诗歌，认为“采菊东篱下，悠然现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等诗“达到了一个与天地融汇一体的境界”（《我们是同一块云朵落下的雨滴》）。发展到唐代，由于出现了禅宗，中国哲学和诗歌就进入完美的境界。顾城醉心于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李白的《花间独斟》、《八月蝴蝶黄》等诗，“整篇这非常美丽的诗里边，看不见诗人，看见的是鱼、鸟、落下的花、摇动的树，月光将它们照成一片。这样的诗歌简直不像是人写的，那是天写的”。“在中国诗歌中间，很清楚地表现着人是万物中之一物，它们随着自己的性情、自己的命运，非常优美地跟万物一起做这个世间的游戏。”“这些诗里没有对一个观点、一个看法、一个思想的任何陈说，你看到的就是宇宙万物，诗歌就像宇宙万物一样在自行变化。”（《我们是同一块云朵落下的雨滴》）顾城对古诗的这种解读和欣赏，说到底体现的是他的哲学理想：“所以在中国唐代，人的这种归宿感、精神的归宿感问题，似乎得到了完美的解决。——在许多时候，他们已经想起了他们并不是狭小的人类。”（《我们是同一块云朵落下的雨滴》）他的哲学的浪子在古诗里找到了家。
　　与他对古诗的解读相一致的是，顾城的创作也实践了他回归自然的诗歌理想。他在不同时期都曾写过与古诗自然意境都极为神似的作品：“野花/星星，点点/像遗失的纽扣/撒在路边。”（《无名的小花》，1971年，14岁）“草在结它的种子/风在摇它的叶子/我们站着，不说话/就十分美好。”（《门前》，1982年，25岁）“所有花都在睡去/风一点点走进篱笆”（《早晨的花》，1983年，26岁）“人时已尽，人世界很长/我在其中应当休息/走过的人说树枝低了/走过的人说树枝在长。”（后期诗歌）这可对比唐代诗歌：“靡靡绿萍合，垂杨扫复开。”（王维：《皇甫岳云溪杂题五首•萍池》）“鱼行潭树下，猿挂岛藤间。”（孟浩然：《万山潭作》）“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韦应物：《滁州西涧》）“天边树若荠，江畔舟如月”（《孟浩然•秋登兰山寄张五》）顾城的这些诗歌可说是对古诗意境相当成功的继承：诗中全无一丝人的影子，自然只是自在地存在，亘古如斯；人、人的精神活动、人的焦虑和恐惧也已从自然中消失。生命是自在的，一片神行。
　　但顾城的“自然”与古诗的“自然”是不同的。西方文化给顾城造成的强烈生命意识正是他用来看待古诗“自然”的一副眼镜。中国古诗中自有人天合一的绝妙境界，但中国古人是只观照自然而不探索自身的，意志在中国人身上始终沉睡（禅宗那么深刻的心性意识也是一种玩赏对象），顾城作为与之倾向迥异的人，对此深有观察：“他们（注释：指古人）并不想终极问题，他们是些明智的人。”（《自然哲学纲要 三》）当然在古人那儿深刻的精神矛盾也是存在的，但那是一种果子挂在树上被风吹摆的痛苦，而非果子离开枝头再企而回归生命之树的绝望。在天人的关系中他们始终没有割断自己的生命脐带于自然，古诗那种和谐的自然感奥秘也在此。而顾城自小就有的深刻的死亡意识，以及与之相伴的充满焦虑的生命意识，还有西方思想对他的影响，这些造成了他对自我的觉悟和对生命的绝望，他对古诗的回归大半出于对绝望的拯救，他的大量诗作表明了这一点，聊举一二：“还是给我一朵云吧/擦去晴朗的时间/我的眼睛需要泪水/我的太阳需要安眠。”（《土地是弯曲的》）“早晨，黑夜还要流浪/我们把六弦琴给他/我们不走了，我们需要/土地，需要永不毁灭的土地。”（《门前》）“河流结束了我的寻找/在泥土和冰层之间/是涓涓闪动的泪水/是一支歌/是最天真的嫉妒/我像蒲公英一样布满河岸/凝望着红屋顶。”（《雪的微笑》）泪水、安眠、土地、红屋顶等意象透露出强烈的回归意识。为生命寻找一个不逝的理由一直是顾城的追求。古诗中泯灭物我的追求正从根本上否定了自我，以及由此引起的焦虑，这也许就是顾城所期望的“永不毁灭的土地”；而另一方面，顾城的诗虽然也有神似古诗的宁静，但这种宁静会让人感到是暴风雨过后的宁静，激烈的意志冲突作为他诗歌宁静背后的颤栗隐约可感，这给人的是痛苦过后的安慰效果而非古诗深沉的归宿感。
　　作者系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吕晓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