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4期

被穿透的人性底线

作者：李　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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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维•苏•奈保尔（1932- ）于2001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在瑞典文学院的授奖词里，这位祖籍印度、成长于加勒比海的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现居英格兰的作家，被称为“一个文学世界的漂泊者”。近年来奈保尔的作品在国内书店也常常可以看到，但似乎并没有引起更多的关注，这与奈保尔取得的文学成就极不相称。出现这种情况或许与国内读者新世纪“诺贝尔”情结淡化有关，同时评论界的忽视也有一定的责任。奈保尔是位富于批判精神的小说家，通过阅读他二十七岁时发表的短篇小说集《米格尔大街》，我们能够深刻地感受到这一点。笔者此处与大家一起来阅读奈保尔的《花炮制造者》，看看奈保尔怎样通过讲述一个普通小人物的命运，表达他对现实的一种关怀和批判。
　　《花炮制造者》故事的情节比较简单，人物也不复杂。“我”只是一个小童，是故事的目击者，而哈特是作者的一个代言人。所谓哈特的智慧只不过是故事实际叙述者的理性思考，我们不能把他作为小说故事发生过程中的一个参与者来对待。整个故事中需要的只是看客，而不是“智者”。而小说中的叙述人“我”倒真的是米格尔街的代表，是摩根生存的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花炮制造者”隐性消费群体中重要的一员，这是笔者对本小说叙述手段的基本认识。摩根是小说的主角，在他不停的“花炮”制作过程中，所表现出的种种夸张行为，容易把读者的注意力引向对他的心理分析层面，从而忘却对艺术本身的思考。实际上我们还是应该把《花炮制造者》看作一件艺术品，而不能看成作者的童年回忆录之类。摩根确实是一个比较特别的人物，不过他在小说中的种种所为，只是在替自己寻找一个生存的支点。这个支点是由别人对他价值的认同构成。小说中这种认同被作者抽象成一个简单的符号——笑声。在这里，摩根的笑话，摩根的花炮，甚至摩根的滑稽表演，都成为他换取“支点”的“商品”，也都可以看作他劳动的成果——花炮。如果交换不能成功，“花炮”中的劳动价值就得不到体现，其制造者就面临被市场抛弃的尴尬境地。那么摩根为什么要做这个交换者呢？这是个文学艺术层面以外的问题，如果纠缠于其中，我们又会陷入“童年回忆录”的困境，我们也就成了病理学家，而非文学批评者。笔者这里要追寻的是，一个小人物是如何努力创造自己的价值，他为之付出了怎样的代价。他最后灭亡了，谁为这一灭亡负责。
　　正如作者所言：“过了若干年现在回过头去看，我觉得他该得的尊敬远比我们给他的要多。这当然是他自己的不是。”摩根虽然努力地实现自己的价值，“他几乎每时每刻都在追求美，扮演小丑时也不例外”，但他毕竟是乏术的，或者说命运没有给他足够的天分让他完成自己的追求。他的“无聊透了”的笑话不能总是奏效，“商品”无法获得消费者的认同，进入不了流通领域，其价值得不到实现，于是他“每天都在琢磨一些新招”来进行新一轮的“营销”。值得注意的是，对这些笑话而言，摩根无论如何还是一个从容的“制造者”，交换虽然没有成功，但买卖双方在人格上是平等的，摩根依然维持着一个“此处”的生活状态。但这种“平等”对摩根没有意义，他追求的是他自己认可的“价值”。当“岛上所有的重大节日都过去了”而他的花炮却一直没有人买时，“摩根总是气得发疯”，精神产品和物质产品都得不到交换，“制造者”的心态开始失衡了，尤其是追求美的理想主义的制造者。人群对摩根竞争对手花炮的欢呼，暗示着花炮制造业依然是一个卖方市场，交换失败还是缘于自己产品的不受欢迎。笑话没有竞争者，摩根还没有感到完全失败的压力；而花炮销售上的失败，才真正击中他。他不得不寻求另一种交换方式，以人性作筹码，出卖自己的尊严。于是，交换进入第二个层次，“摩根就会像头公牛一样吼起来”，他大叫，他踢打栅栏，打孩子，骂人。这时候的摩根还没有意识到可以把这场发作当成“花炮”交换，他确实说着“心里话”，任性而为。但事态的发展使他很快看到自己这些夸张或变态的举动，有交换“价值”的可能，体型呈鲜明对比的摩根太太和巴库太太的争吵，使摩根又想起自己的使命，他必须为人们制造笑料。于是他“跑到人行道上一边怪笑一边对我们说道：‘听听呀，听听这些老娘们。’”交换暂时成功，摩根又找到了自己的支柱，他甚至趁机推销起自己那些“谁都没见过的”、能让英国国王和“美国”国王花数百万向他订购的“最漂亮的花炮”，当然这样的谎言对街坊们来说，也是笑料的一部分。摩根获得短暂的注意和笑声，其代价是牺牲一部分人性尊严，以家人和自己的事业为制造原料。但这样做的结果是“摩根变得更加让人讨厌了，我们见到他很难笑得起来，而笑声却正是他所需要的”。这使摩根很苦恼，他甚至“拿这些花炮开起了玩笑”，不过，他并不想拿这个玩笑做交换，他的人性尊严还是有严格的底线的，因为“他不满意他家里爆炸时街上发出的笑声”。他虽然需要笑声，但他并不需要嘲笑。于是，“他使出了最后一招”，在家里举办模拟法庭。摩根满怀信心地投入表演，希望能使这个“花炮”交换成功。但不幸的是，“这个玩笑非但没有奏效反而适得其反”。摩根虽然做出了人性上的牺牲，并且这个牺牲还没有穿越他的人性底线，但他却穿越公众的道德底线，哈特说：“没有这么干的，没有。”于是，作为制造者的摩根实际上已经破产了，他的心理彻底失衡了：“那天晚上摩根喝得烂醉，到处找人打架。”甚至连身为小孩子的“我”也看不顺眼。
　　摩根虽然“破产”，但他还要继续生存下去，因为他还有着生命的尊严。人们可以不需要他的产品——各种各样的花炮，他还可以一厢情愿地出卖一部分人性尊严来增加产品的价值。然而这一切是有一个最终限度的，那就是自己本身不能成为人们的嘲笑对象。产品是用来交换笑声的，有出卖意图的滑稽表演也是用来交换笑的，虽然后者一定程度上，会使制造者难堪，但为了体现出自己的存在价值，这一些都是可以忍受的，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终极目的。当“最后一招”失败时，摩根实际上并没有完全丧失自己生存的理念，毕竟他是十个孩子的父亲，他会继续寻找新的制造行当。但是当他与特雷莎的偷情被摩根太太撞破，在太太的质问下他哭了，当“前门被打开了，我们看见了一切”时，摩根一直为之奋斗并企图用别人的笑声证明的东西被彻底击碎了。“一个瘦男人被一个胖女人如此轻而易举地抱在怀里”的滑稽场面，终于引起人们的大笑时，作为男人的摩根，其人性底线也被穿透了，这使破产的摩根走向了崩溃。一场大火使“人们第一次领教了摩根烟火的魅力”，但失去尊严的摩根再也没有制造的勇气了。
　　人们可以为了自己的人生追求去作出种种交换，为此付出一些代价，甚至是付出部分的尊严。因为这些尊严对于一个理性的人追求的生存价值来说，还是一些奢侈的装饰品。可是自己的终极追求也被一种交换的惯性推到柜台上的时候，一切就荒谬起来。摩根可以以自己的身体和家人做笑料，甚至可以“嘲笑自己一直为之奋斗的东西”，但是作为一个寻求生存支点的人，他自己是不能成为笑料的。我们从这篇小说中看到主人公的人性是如何逐步被削弱，最终因被穿透底线而毁灭。这个过程也许与社会背景无关，我很难把它读成一篇谴责小说，也难以发现它有什么特殊的社会使命。但是笔者还是要忍不住拿《花炮制造者》中的摩根和与鲁迅先生《阿Q正传》的阿Q，做一个简单的比较。这两个人物表面上有一些相似之处，但实际上二者的区别是非常深刻的。前者是一个“艺术家”，他的行为是有着理性目标的，他一步步向前迈进，调整着自己的作品表现形式，并为交换的失败而痛苦。即使如此，他还是坚守着自己的人性底线，那盏开开灭灭的灯，无言地诉说摩根为保护这条底线所做的最后努力。而阿Q是非理性的、麻木的，他的手段往往就是他的目的，包括他最终努力要画好的圆圈。然而两部作品在唤起人们对人性尊严的人文关怀上，都是成功的。相比较而言，笔者认为《阿Q正传》更具有戏剧化色彩，作者用喜剧化变形艺术，向读者呈现了一台人生的大悲剧，作品的价值指向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地域特色。而《花炮制造者》用接近原生态的场景拷问了人类的灵魂，其作为一篇小说的艺术价值需要读者从多个层面把握。
　　作者系复旦大学中文系博士后
　　（责任编辑：水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