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4期

人与世界的不可通融性：卡夫卡《骑桶者》

作者：胡少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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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设想，如果作者用一种沉重的笔触写主人公拎着煤桶去借煤，被拒绝，作品可能会是惯常看见的“控诉型”的小说：主人公是值得怜悯的，煤店老板（娘）是值得谴责的，作者和读者的态度都是同情主人公的，这样作品的内涵和指向就比较单一。而现在这样用“轻”来处理“重”，则使每一方都有两个或更多的层面：主人公的处境是悲惨的，但他同时又是自嘲的，对自己的处境有清楚的认识，他畏缩，自卑，惶恐，是一个立体的人；煤店老板娘是否值得谴责也变得不确定了，因为她是否真的听到了借煤者的吁求是不确定的：飞翔的方式避免了她和借煤者的正面接触；作者的叙述表面上是冷静的，甚至是冷嘲的，但内里却有深切的同情和感同身受，而且，他的表达目的不再限于具体事件，而是凸现了爱与沟通的匮乏和一种心灵的饥饿；读者不是被一味的沉重压住，而是体味到一种“含泪的笑”，关注到主人公自身的惶恐，甚至可以上升到“人与人无法沟通”这样的形而上的层面。
　　“骑桶飞翔”这个情节使小说的面貌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与传统的现实主义小说完全区分开来。“借煤”这个最现实的问题被虚化了。借助于“飞翔”，我们不知道这件事是否真的发生过，还是仅仅只是在幻觉里进行。作者在文中暗示了“借煤”的幻想性：“‘不能马上’这两个词多么像钟声啊，它们和刚才听到的附近教堂尖塔上晚钟的声响混合在一起，又是怎样地使人产生错觉啊！”而紧接着，错觉果然被证实了，老板娘说：“什么也没有听到，只是听到钟敲六点。”这一细节将借煤事件彻底置于一种似真似幻的氛围中，让人怀疑它只是发生在幻觉里。
　　《骑桶者》典型地体现了卡夫卡小说处理虚构的特点。主人公对幻想与真实边际的跨越是直截了当、不容分说的。木桶说腾空就腾空，一点准备也不给读者，就像《变形记》中主人公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变成一只大甲虫一样，都是顷刻间的事。它让读者直接面对这种幻想的现实和结果，丝毫不需要铺垫。当然，木桶的腾空仍有其现实性以及心理逻辑的真实，它是木头的、空的，它太轻了，同时它承载的其实是人类最可怜和最基本的希求和愿望，是匮乏时代的象征。而木桶空到可以腾空的地步也可以看作是用一种夸张的手法写极度的匮乏。
　　和博尔赫斯一样，卡夫卡并不认为原原本本地摹拟、再现现实生活的原生态的作品就一定是真实的，他不要这种“表面的真实”，而要揭示“内在的真实”（以绘画为例，在卡夫卡看来，照片是最不真实的，而毕加索则是最真实的）。同样和博尔赫斯相似的是，卡夫卡总是把虚构自然地嵌入现实之中，仿佛天然如此。他的故事从总体上说是荒诞的，夸张变形的，但有相当多的细节描写又是非常现实主义的。他对生活细节、场景细节、生理活动等的细致描写绝不亚于现实主义作家。从《骑桶者》中对骑桶者细致的环境、心理、语言描写，可以印证这一点。著名的匈牙利文学批评家卢卡契指出：在卡夫卡的笔下，“由于细节所诱发的真实力量而显得实有其事。必须明白，没有这种恰恰在次要细节中显现的现实主义的‘比比皆是’，则对我们总体存在中所产生的魔幻的不断召唤，就会把梦魇降低为一种牧师的说教。所以卡夫卡作品的整体上的荒谬和荒诞是以细节描写的现实主义基础为前提的。”卢卡契的意思是如果缺少细节上的现实主义基础，卡夫卡的小说就会变成与传统寓言一样的说教，故事本身由于缺少形象的生动性、完整性而失去了独立性，成为理念的附庸。借助细节上描绘的精确性，心态上的逼真酷似，卡夫卡的作品能让人产生一种心理上的真实，一切都变成了现实的，可触摸到的，与我们息息相关，甚至就像发生在自己身上一样。
　　作者系北京大学文学博士，现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文系教师
　　（责任编辑：水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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