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3期
雅人深致 上善若水
作者：陆卓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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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北方》在张翎的创作中是一个“奇异”。张翎似乎“舍弃”了惯于演绎历史风云于股掌的优长，也不再营造爱恨情仇的哀婉凄迷，更没有了烟花三月的江南与缤纷丰满的多伦多的“交错”。它写与妻子离婚后的陈中越接受了加拿大一个位于与中国的漠河处于同一纬度、印第安人聚居的小镇——苏屋瞭望台诊所的聘职。在任听力康复师和教授手语的工作中，“遭遇”了失聪的尼尔、尼尔的母亲达娃，一个由于先后两个丈夫的意外身亡，在一个高僧的点拨下，从青藏高原远嫁给苏屋瞭望台一个印第安草药世家子弟的女子。达娃的丈夫裘伊曾经是一个有志青年而今已经堕落成酒鬼，为了儿子，达娃默默地忍受着丈夫频仍的施暴，最终还是命丧于裘伊走火的枪下。或许，不能说这样的故事对于张翎完全是一个“奇异”。它仍旧有“交错”，也仍旧有着爱恨生死，只是它们来得更为粗犷，更为懔烈，也更为传奇。多年前，达娃在青海湖边遇到一位高僧——“他说我的命，实在是太硬了。纸做的肉做的男人，都镇不住我。只有铁打的男人，才压得住我”。于是，生长在青藏高原格桑花盛开之地的雪儿达娃便是这样投奔了苏屋瞭望台的印第安人裘伊，她是带着感动和爱来的，也是带着希冀来的，哪怕是那么混沌，那么稀薄，但它却在对失聪儿子的守护中化为了神奇。“尼达，是北极光……的孩子”，“裘伊就是那个铁打的男人。裘伊和尼达是我今生今世的债，我欠了别人的，也只有这样慢慢地来还了”。达娃是这样告诉中越的。被酒魔降服的裘伊成为达娃的地狱，而来到人世便带着不幸却仍然在经受苦难的聋儿尼尔则成为了达娃的北极光。因此，她无悔地忍受裘伊的地狱，把地狱看成是她的宿命和心债，也心怀感激地沐浴着“北极光”的佛照。陈中越也在向北方的奔突中，不，在达娃圣洁地定格在“登山途中”的那一刹那，领受到了人性之大美、人之伟力的神圣。
无论这样的一个“故事”对于张翎是否“奇异”，但对于“新移民文学”它则是意味深长的。如果说《雁过藻溪》以离散与寻根、历史与当下、爱恨与悲悯之思承传并拓展了移民文学的精神传统；那么，《向北方》则以它的顽强与广博，隐忍与张扬，美善与厚德实现了对移民文学的一次突破，指向全球华语境下超越文化、种族、边缘以通达人文终极的突破。
因为已充分地领略过张翎入乎其内又出乎其外的小说笔法，读《余震》，开始还是漫不经心的，但没曾想《余震》却让我久久地缄默难语。据说张翎的《余震》刚邮到《人民文学》编辑部，即被编辑们惊呼为中国文坛写地震最好的小说。其实，这很难说是一部写地震的故事。女主人公小灯7岁时，遭遇了那场世界地震史上最惨绝人寰的地震，父亲在地震中死去，而一块水泥板同时压在她以及和快乐相亲的孪生弟弟的身上时，残酷的是只能非此即彼地救出一个，最后妈妈在绝望而无奈中选择了弟弟。而后被当做死人抛弃的小灯却奇迹般活了过来，被养母收留，到上海读书，出国留学，定居海外。小灯后来这样的人生轨迹相对绝大多数的人，当然完全可以称得上是顺畅而成功。其实不然。正是由于母亲在地震中的无情选择，让小灯背负了整整三十年由心结凝成的怨愤。在之后走过的人生路途中，她把因被亲情背弃而扭曲了的心性转化为愤恨：管制女儿，猜忌丈夫，怨恨身边的每一个人。最后女儿离家出走，丈夫也离她而去。在第三次自杀被救之后她结识了心里医生亨利，在亨利的医治和鼓励下，她终于摆脱了缠绕了她整整30的梦魇，推开了睹在心口整整30年的墙，踏上了寻亲、自赎的归家之路。当在母亲坚持认为“去世的女儿和丈夫回家可以认得路”而不愿意搬离的老家面前，在泪水滂沱里看到别离30年的妈妈，她终于宽恕了曾经背弃她的母亲，也解脱了自己，拯救了自己。《余震》的高妙之处在深化以往结构故事的大含细入之外更在于它的弦外之音。小灯的命运因“地震”而展开，但故事却不在“地震”本身，我们没有看到在一场罕见的天灾之后，整个世界顷刻间被夷为一片废墟的触目惊心，也没有听到在地震中死去的24万亡灵的痛苦呻吟，但是，却剧烈地感受到了超乎肉体被撕裂的血淋淋的疼痛和无助；文本极尽人性的怨愤、猜忌，却指向包容和理解；小灯经历过深重的人性丑恶：母亲背弃，养母“欺骗”，养父竟丧尽天良地向她施淫，但“余震”却意在抒张宽恕，意在弘扬大爱，直逼上善若水的高远。诚所谓大象无形，大道至简。
或许，面对精妙的美文，再努力的“解读”都是那么的笨拙。不过，有意味的是，如果“置身”海外华文文学的情境，把《雁过藻溪》《向北方》和《余震》连缀起来，它确乎是透露出了些新移民文学崛起而繁荣起来的价值理路。在上世纪50、60年代留学生文学异军突起的冷战格局背景的解体，而愈显广阔、深入和复杂的全球化态势下，海外华文文学何为？如何在种族冲突、应对文化霸权中实现精神突围并构建属己的价值理性？如何在离散与寻根的生命本源叩问中，既坚守自己的文化身份而又包容多元背景下的人性通达，最终顿悟人性的真谛而走向大爱？这对于海外华文文学精神传统的承续无疑是一种特别的承担。或许张翎从来就没有过“铁肩道义”的有意而为；同样，任何一个作家也没有必需的“义务”，所谓我手写我心。但张翎的创作却给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参考和启示：无论你血统里流淌着怎么样的与生俱来的民族的血液，无论你如何地敬畏和热恋自己的民族，作为作家，既然思考与写作作为你的生命形式，从文化的意义上讲，你就无可“逃避”地首先是一个现代人，而才可能是其他的什么身份。特别是对于已经置身“交错”地带的海外华文文学作家。已经很难想象，在当下各种异质文化剧烈碰撞的全球化态势中，我们还能用一种刻意的方式来保全某种单一的文化特征，或某种单一的文化身份。因此，你只能是也必须是——以既是民族的又是人类的作家身份去面对现代社会中本民族的文化传承和人类终极的各种问题和处境，从而获得对生命意义的酝酿、对生命的真美的完美体验。
陆卓宁，广西民族大学文学院教授。任中国海外华文文学学会女性文学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理事等多种国家学术团体学术职务。出版学术著作和发表学术论文近百万字。曾获省部级人文社科奖多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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