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3期

告别性别“战争”　寻找人类精神“原乡”

作者：王红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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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是站在文学“她世纪”的起点上，对上世纪90年代至今的中华女性文学进行回眸与反思、观察与分析。 以国内与海外女作家的代表作品为例，论述当代中华女性文学发展与性别、商业、消费的多重复杂关系。重新审视男权文化“性别怪圈”对两性造成的心理压抑，西方女权主义与性别理论的局限造成的断裂、错位与遮蔽。进而从中华女性文学的深层关联、精神互动与审美个性中，发现其新生态、新走向、新愿景，以及对世界女性文学发展的影响。
　　社会未来学家曾预言21世纪是文学的“她世纪”。如今站在文学“她世纪”的起点上，回眸上世纪从80年代发轫至90年代中华女性文学的发展轨迹，西方女权主义与性别理论挟裹在诸多文学思潮之中纷至沓来，由于东、西方女性遭遇相似的性别身份与文化命运，在诸多外来文学口号与主张因水土不服而昙花一现的情况下，它们与中国的女性文学达成了一种亲密的精神性融合。
　　特别是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中国北京的召开，这种“亲密的精神性融合”得到了“高峰体验”。国内女作家以“拿来主义”的方式，“把西方女性主义理论运用于自己的写作实践”。以鲜明的性别立场，对男性文化的历史叙事进行破开、解构与颠覆，试图摆脱女性数千年以来被压抑的话语沉默与精神羁绊，并以由边缘向中心游移的姿态执著建构自己的女性文学谱系；海外女作家带着原乡文化的灵魂记忆，在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异质文化的夹缝中，以真切的生命体验，以迥异于国内女作家的方式，消解着男权文化规定下的女性形象特质，坚韧地播种和移植着中华民族精神。她们在多重文化矛盾冲突、融合中绘制的多色精神“地衣”与之遥相生辉，形成了当代中华女性文学的绚丽景观。
　　但是，“拿来主义”的“他者化”繁荣，曾造成对女性本土文化经验的遮蔽，导致了女性文学写作的极端情绪，不仅存在着女性形象的自说自话、自恋自闭，男性形象集体坍塌——在场与不在场的“缺席”，甚至产生一种对男性非理性排斥的女性话语霸权。极端的情绪代替了理性的批判，使女性文学写作造成了思想的迷失而无法抵达更高的哲学层面。在这方面许多女作家和研究者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反思。笔者也曾写了一首反思的诗歌《放进时间的口袋》，发表在2003年4月7日的《光明日报》上：
　　
　　极端的利刃/既然只是一种策略/就先把它放进时间的口袋/理性的审视/女性生命中的/苦难、迷惘、困惑与无奈——
　　化着妆/听着绯闻/在一个春天的夜晚/真诚的去赶赴爱的约会/心灵的距离/是零/还是在两万五千里之外/有时连自己也说不明白
　　重重跌倒后/挣扎着/触摸到镌刻在历史那头的阴阳鱼/是谁破坏了这规矩/口袋里的利刃/熔化成了意识的暖流/正在治愈受伤的灵与肉
　　
　　“时间”的确是一个“容器”。中华女性文学被包纳在“时间”里的深层沉积，成就了其当代“表面寂然，成果斐然” 的卓越实绩。标示着中华女性文学在“她世纪”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告别性别“战争”， 寻找人类精神原乡。在全球化的女性文学语境下，不仅丰富和拓展了长期处于男权话语占主统地位的人类精神宝库，而且促进了两性间的相互体认与和谐共存，提升了人类的生存意义和生命价值。
　　
　　“一个人的战争”：欲望化狂舞躯体的飞翔与灵魂的游荡
　　
　　“一个人的战争”来自于林白长篇小说的命名，本意是“一个女人自己嫁给自己的战争”，在此比喻女性非理性拒绝男性的自说自话、自恋与自闭。
　　以“一个人的战争”来表现女性成长经验的文本，林白、陈染与严歌苓等一批女作家是行走在最前沿的。她们以极端的姿态，以女性的血肉之躯，突破男权文化对女性身体的千年“禁忌”，重新开始了寻找自我、发现自我、认识自我、感知自我美妙身体的“一个人的战争”。以“一个女人自己嫁给自己”亲身性体验，展示女性身体与精神的“第三次解放”。这种颠覆性的积极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林白《一个人的战争》里的林多米，在成长过程中总是不断受到男人的伤害，被男人诱奸、强暴和玩弄，而她一次次逃回自己的身体里，变成一个具有“自闭症”的“自慰狂”。陈染《私人生活》里的倪拗拗给自己的胳膊和腿分别命名为“不小姐”和“是小姐”，自己体内两个相互否定的“人”打算同时支配自己，这种精神分裂之战，常让她身心痛苦不堪。海外女作家严歌苓的《扶桑》，是另一个意义上的“一个人的战争”。妓女扶桑以她的躯体、小脚与微笑，展示了她作为“被看”的东方女子，在最肮脏的环境中展示最美丽最善良的灵魂。她以女性的传统纯真美征服了美国的嫖客。她作为一个中华文化的代码和象征，体现了女性身体的内在力量。
　　三位女性形象都选择对男性的“躲避”、“逃离”与“漠然”，以自我身体欲望的狂舞来反抗男权文化伤害，救治自我心灵。但这种身体自我疗法却被商业文化与消费主义无限放大，置换为女性“性”消费的表演与商业卖点。女性在解放与束缚之间构筑自己社会身份与自我主体的“躯体写作”，变成了消费市场的美丽经济与欲望快餐。
　　大众传媒中的女性形象，从走出家庭的“娜拉”（第一次解放）到失去性别的“铁姑娘”（第二次解放），急转直下为“丰乳肥臀”的“性感美女”（第三次解放）。“躯体写作——身体写作——胸口写作——下半身写作——裸体写作”的误读性置换和下滑性书写，导致了女性丧失崇高精神理想的新一轮迷失。
　　反抗男权文化的“一个人的战争”，就这样陷入消费、媚俗、“被看”和“自愿被看”。不仅造成了女性意识淹没在男性“缺席”的个人欲望无节制的膨胀里，而且更像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女性的性解放运动，当女性烧掉胸罩，脱掉内裤，一丝不挂地在街上游行的时候，又重新陷入了无处逃遁的尴尬里。躯体的飞翔让灵魂在一点一点的坠落中游荡。
　　从“一个人的战争”到灵魂的化蝶与飞翔，始于林白《万物花开》生出的翅膀，《致一九七五》个人身体记忆的温暖回归。陈染渴望再爱一次的《梦回》， “一个人的战争”的孤独、恐惧与分裂的冰冷记忆，被作家幻化成了微光与露珠汇成的生命音符。在她们的笔下已不再是“一个人的战争”的“性独舞”，而是男女“性爱”，是一次一次重塑灵魂的乐章。即便是毁灭，也是对人性的深层考量，进而深化了身体的精神性内涵。
　　
　　“两个人的战争”：“杀夫”“弑母”，“女性乌托邦”里的精神图腾
　　
　　“两个人的战争”本意是指“两性战争”。这里具体指中华女性文学写作中的 “杀夫”“弑母”文本。杀夫”是因为“夫”象征着父权；“弑母”是因为“母亲”被男权文化异化。在颠覆东西方男权文化的激战中，中华女性文学里呈现着“杀夫”“弑母”的诸多场景。女性在寻找自我主体的路上，以血墨化为利刃，操持着“二元对立”的社会性别武器，以“杀夫”“弑母”的方式，斩断“父亲”的血脉史，寻找真正的“母亲”谱系。试图解构男权文化固有的性别秩序，构筑自己的“女性乌托邦”，实现反抗性别压迫的“第三次”身体与精神的解放。
　　在这样的女性文学场域里，男女形象均成为极权主义的性别文化代码，女性作为施暴者杀向自己的丈夫。李昂的《杀夫》中，林市这个普普通通的女子，竟然提刀砍死自己的屠夫丈夫；徐小斌的《双鱼星座》里，下岗女工卜零灵魂出窍，杀死自己的丈夫、上司和司机三个男人；严歌苓的《谁家有女初长成》中的巧巧，用刀从背后刺向那个诱奸她的猿人大汉；池莉的《云破处》，一位知识女性曾善美果决地杀死了与自己共同生活了15年的丈夫。女性像复仇的疯狂女神，利刃指向那些男权形象的代码与化身。
　　在“两个人的战争” 里，女性以血染的风采结成了精神同盟。在一个超越生活、远离现实的幻想构架中，欢呼着分享 “一片屠宰场”的盛宴。仿佛这就能建立起自己的“女性乌托邦”，拯救与安放被长期压抑的灵魂。虽然在文本中女性是施暴者又是胜利者，但在现实生活里，女性却屡屡遭遇家庭暴力与婚姻破碎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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