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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关何处？
作者：王永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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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平凹在小说的后记中提到《西游记》唐僧师徒西天取经之事，说唐僧和他的三个徒弟其实是一个人的四个侧面，这里的“人”应该是一个特指的概念即取经之人，意志坚定的唐僧、机智灵活的悟空、贪吃好色懒惰动摇的八戒、老实肯干的沙僧合在一起就是一个完整的取经人形象。依此类推《高兴》讲述的就是西安取金的故事，金和经尽管不是同一个概念，但对于当事人来说意义大体相当，金钱和佛经对他们而言都是苦苦追寻的人生信仰。刘高兴、五富、黄八和石热闹同样也是一个人的几个不同侧面，这个人就是进城打工的那个农民，他既有打工致富甚至扎根城市的执著，同时也有动摇、偷懒、投机取巧的心理。乡下人进城希望通过为城市打工来挣钱致富这本身没有任何过错，但如果将金钱看作人生的信仰，只要能挣钱就什么都不顾及那就大错特错了。正如《高兴》所叙述的那样，在城市围绕着垃圾形成一个有成套的行规、收购完整的产业链，这里有不劳而获靠霸占地面、收取其他拾垃圾乡下人缴纳的行业费（保护费）的大拿、二拿，有提着蛇皮袋和铁钩沿街翻垃圾桶的拾荒者，这是一个庞大的群体，但这样的群体从上到下没有一个是干干净净的，拾破烂收货用的秤都是假秤，他们不时地将有毒的医疗废品偷偷倒腾给收购站，拾破烂时顺手牵羊将有用的东西也当作垃圾拿走，更有甚者偷盗工厂和工地器材、偷割电线电缆、搬走窨井盖、谋财害命等等。贫穷使他们忘掉了做人的尊严，金钱使其失去道德上的自我约束，而一旦有了钱他们更是六亲不认。这是一种典型的拜金主义，对金钱的盲目崇拜使得这些原本质朴可爱的乡下人变得面目全非，中国农民所固有的诚实守信淳朴善良这样一些传统美德正在被金钱所腐蚀，他们正处于一种道德观念上的拔根状态，这是让人最担心也是最痛心的一件事情。因此在《高兴》中，贾平凹既对现代都市文明进行大胆地质疑和批判，又对进城农民自身思想意识中不健康、落后因素进行深入地揭示与批判，这种双重批判精神使得《高兴》具备现代启蒙叙事的性质。
“废乡”意识
《高兴》既是一幅关于一群进城乡下人垃圾人生的生活剧照，也是一部创作主体关于当下中国社会（尤其是农村）现实的忧思录。《高兴》写农民离开土地后的城市生活不假，但真正意图在于展示当下中国农民乃至中国农村真实境况，并由此来思索现代化背景下中国农民和农村的命运和出路。自幼生在农村的贾平凹深知仅仅倚靠那点贫瘠而稀少的土地，农民始终无法改变自己贫穷的命运，而保守落后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将使他们更加贫穷，或许走出封闭落后的深山老林奔赴开放先进的城市是他们唯一的选择。但对那些除了一身气力就一无所有的农民来说，他们很难在城市找到容身之地，拾垃圾是他们不得已中的惟一选择，好在城市越繁荣垃圾越多，有了垃圾，进城的农民就能存活下去，“垃圾越来越多，我们生活的质量就会提高”，小说文本中这句极具反讽意味的话，也道出某种实情，但拾垃圾毕竟是城市最低等的职业，如果不能成为大拿、二拿充其量也只是解决温饱问题，想靠它来发财致富，改变命运根本不可能，而且即使这样最低等的职业，也还有失业的威胁，刘高兴就是一不小心得罪了二拿韩大宝被其撵走。刘高兴们的根是连着土的，一旦其脱离土地进入城市，他们将始终处于漂泊流浪、动荡不定的状态。他们不属于城市，城市也不属于他们，势利的城市虽然需要他们为此清理垃圾，但却拒绝接纳他们，他们只能生活在城市的外围。刘高兴们陷入到这样的人生困境：固守土地是穷，离开土地同样还是穷，他们到底是留在农村还是进入城市，除此之外还有没有第三条路？这个问题同样也深深困扰着贾平凹。让这些进城的农民重新返乡吧，又太不近情理，当初就是因为家乡无金可淘才进城取金，如今赤手而归，实在是无颜见江东父老，万不得已，贾平凹只好继续让刘高兴留在城市，像他这样有文化有头脑的农民在城市闯荡久了，或许真的就能找到一条好出路。这也是为什么贾平凹要让五富死去，而让刘高兴活下来的主要原因，如果是五富背着刘高兴的尸体回家，他真的永远也不会再进城了，留下刘高兴就是将希望留给那些进城或即将进城的乡下人。
面对因为土地被侵占和农村主要劳动力的大量离去所导致农村经济的衰退，并由此而造成整个农耕文化的衰败的严酷现实，贾平凹十分担忧现代化背景下中国农村命运。在题名为《六棵树》的《高兴·后记二》中贾平凹写道：“回了一趟老家，发现村子里又少了几种树……拆了的老院子还可以重盖，而毁去的树，尤其是那些惟一树种的，便再也没有了，这如同当年我离开村子时那些上辈人使用的那些农具，三十多年里就都消绝了……乡下人最讲究的是传承香火，可孩子们却连爷或老爷的名字都不知道了。他们已不晓得村子里的四十多种树只剩下了二十多种，再也见不上栒树、槲树、棠棣、栎、桧、柞和银杏木、白皮松,更没见过纺线车、鞋耙子、捞兜、牛笼嘴、拽绳、梿枷、檐簸子……所以，就有了想记录那些在三十年间消绝的花草树木、飞禽走兽、农耕用具的欲望。”①这段话很自然地让我们联想到汪曾祺的《戴车匠》《茶干》等小说，同汪曾祺一样，自称农民的贾平凹一直对传统文化和农耕文明有着深厚感情，从个人的性格和文化心理构成来看，贾平凹是一个特别恋旧的人，他向往汉唐时代那种古朴凝重而又稳健大气的文化精神，追求宁静洒脱的人生境界，推崇淳朴善良而又自在自为的乡风民俗。这种性格和心理使他难以认同和接受以商品化、都市化为特征的现代文明。正如赵学勇先生所评价的那样：贾平凹的文学创作“虽不乏对时代动律的描摹速写，但更多的还是在平和旷远之中积淀了富于传统音韵的提倡情趣。‘拙厚、古朴、旷远’是他的审美追求……”②尽管贾平凹的很多小说对中国农村变化和农民思想意识的转变给予肯定和赞赏，但从根本上说，他对现代都市生活和都市文明是持怀疑和批判态度的，尤其不能容忍商品经济对自然人性的毁坏和传统价值观的侵蚀。
《高兴》实写城市，虚写农村，名为高兴，实为悲伤，在对现代化背景下中国农民和中国农村命运的忧愤感慨中，一种浓郁的“废乡”意识在创作者胸中油然而生。贾平凹一直对乡村怀有特殊的感情，这不仅仅因为那里曾经是他生于斯长于斯的地方，那里有他的父老乡亲和兄弟姊妹，而且还因为乡村是他心灵的栖居之所和精神的锚地，每当遭遇到挫折和困惑的时候，他首先想到的是乡村，优美宁静的山水田园风光和淳朴善良的民风民情，可以让他忘记尘世的烦恼忧愁，充满神性和灵性的乡村不仅为其文学创作提供无限的写作资源和思想灵感，而且还成为其精神上的倚靠和屏障，甚至成为其人生理想与归宿的隐喻与象征。现代都市文明所引起的价值失范、道德沦丧和人性迷失一度让贾平凹深感绝望，并滋生出“废都”意识。在《废都》《土门》《白夜》等一系列小说中贾平凹充分地表达这种“废都”意识，对都市生活的厌倦，让贾平凹内心更加思念宁静自然的乡村，“望乡”意识便由此而生，所谓“望乡”就是对传统文化的回归，对传统农耕文明中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生活的企盼与呼唤。于是便有了《高老庄》里面的子路回乡和《怀念狼》中天人合一的祈愿。然而，贾平凹清醒地看到在城与乡的对峙中，乡村一直在节节败退，《土门》《秦腔》等小说表明传统意义上的乡村已经不复存在，随着农耕土地的日益被占据，大量农民纷纷离开他们祖祖辈辈生活过的土地而走向城市，大量农民正一步步从土地上消失，乡村已经开始走向荒废，家乡只能遥望而不可亲临，传统农耕文化中许多美好的东西正在烟消云散，充满神性和圣性的乡村只能在记忆中复现。于是乎“废乡”意识开始在贾平凹的心中汇聚成形，并在《高兴》得到显现。对于刘高兴和五富来说，失去土地的倚靠进城靠拾垃圾为生是拔根行为，对贾平凹来说，失去五富这样纯朴善良、老实可爱的乡亲，看到了原先淳朴清新、生气盎然的乡村一天天的衰败、荒芜不也是精神上的一种“拔根”？《高兴》中大量农民的城市生活的描写叙述透露出的恰恰是乡村的荒废，从“废都”到“废乡”贾平凹文学创作完成了一个轮回，只不过这种从废都中衍生出的废乡情绪对他来说是不是太残忍了？
作者系扬州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安庆师范学院文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吕晓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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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贾平凹：《高兴·后记二》，载《当代》2007年第5期，第154页。
②赵学勇：《“乡下人”的文化意识和审美追求》，载雷达主编：《贾平凹研究资料》，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1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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