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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的溃败
作者：陈国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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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有关乡村的书写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以农村题材小说为代表的对乡土中国的革命想象、以寻根小说为代表的对乡土文化的浪漫想象，以及1990年代以来对乡村现实问题的追问。这些对乡村、乡土的想象和表达方式无不打上了各种意识形态的烙印。显然，传统的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已经难以适应当下的乡村叙事，也难以准确地把握当下乡村的生存状态。新世纪以来以底层写作闻名的陈应松在乡村破败叙事中为大家呈现了不同以往的乡村溃败的生存景象。在乡村整体的溃败叙事中浸润着自己复杂疼痛的情感。《母亲》就是一部这样的作品。
一、伦理的溃败
《母亲》真实而艺术地表现了人性善恶的纠缠，这突出表现在几个儿女身上。人性是善还是恶？在这里这个哲学问题似乎显得有些苍白。现实中的人性是复杂的，儿女们无疑都是善良的，对母亲也很孝顺：弟弟三十多岁，还给母亲捂脚；大姐再忙，也要每年回娘家来陪母亲小住几天；二哥虽过继出去了，可他心孝得没说的，有钱就治病，还给母亲扯新衣裳，买这买那……可就是这样的孝心儿女，后来却共谋药死中风瘫痪的母亲。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惊天的变化呢？答案似乎很简单：是艰难困窘的生活所迫，它仿佛一只无形的巨手推动着儿女走向恶，无情地将母亲与子女置于一种你死我活的惨烈对峙中。恶劣环境会诱发人性中恶的因子，这种“恶”使当事人痛苦而无奈。而读者也会因此而扼腕，同情理解却又惊竦悲叹。这种人性复杂性的呈现无疑极大地增强了作品的艺术张力。
小说不仅通过母亲生病前后及母亲病后的不同阶段儿女们的情感发展变化来揭示人性的善恶，另一方面也在母亲和儿女双方对待彼此感情的比较中深刻地剖析了人性的灰暗。同样是生存环境恶劣，为什么守寡的母亲却能勇敢地选择承担呢？丈夫死后，母亲对那个心仪自己的公社炊事员老韩是有所期待的。可是母亲首先想的是要几个孩子同意。当母亲潮红着脸，热切地甚至有点乞怜地期待着孩子们对“韩爹”的首肯时，四个孩子却“齐刷刷地向妈跪下来，齐声说：‘我们不要。’”母亲眼里的一点光就这么散去了，她抱着几个孩子，抽泣道：“那就不要吧。”母亲为了儿女选择放弃了自己，放弃了自己的其他希望，放弃了人生的其他可能性。而当母亲瘫痪时，儿女们为了自己最终却选择了放弃母亲。母亲病后，杀死母亲的想法是在儿女一次次无能为力、一次次犹豫和挣扎中渐渐明晰起来的，并最后付诸行动。
但似乎不能因而简单地歌颂母亲的伟大和谴责儿女的自私。实际上，儿女们并不自私，他们也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自己的家，为了他们的儿女杏儿、亮子等。如果说母亲当初选择儿女是选择了艰难、承担，但同时也是选择了希望：一种有希望的未来生活。那么，儿女们如今的选择也是一样的，放弃母亲就等于放弃了绝望和死亡：“妈已活到头了，不能再害我们了，我们都是可怜人啊，种田的啊，再这样下去，一家家都要家破人亡！不是我们心狠，情况就摆在这里。莫非妈不死，我们死几个，她就高兴了？”儿女们的选择是痛苦而无奈的，但这都将人性推向了兽性的边缘。物竞天泽，适者生存。现在的母亲孱弱无能，不再是那个“精神、能干，给大家带来的是团聚感和幸福感”的母亲了。真相是如此的残忍，母亲不死，儿女们就没有活路。“为妈，咱家家的盐罐子都涮干净了。”母亲给与儿女生命，最后却成为儿女生命之路上必须清除的障碍和负担。母亲的精神内涵消失了，她就不再是“母亲”了，而只是一个给几个家庭带来不堪重负的累赘的老人。母亲为了下一代放逐了人生的情爱想象，孩子为了下一代却将自己置于不义的境地。某种意义上这种绝望的选择成为了当下乡村的世袭景象，因为贫困农民人生的悲剧命运在代际之间复制。正如陈应松自己所说，自己写的是一个人伦的悲剧，通过这篇小说反映了人性在面对生活艰难时的复杂性，他体现了惨痛的人性溃败。
二、启蒙的溃败
《母亲》这部小说的深刻之处也许不仅仅是触目惊心地揭示了当下乡村的贫困，更主要的是疼痛地揭示出当下乡村生命展开的可能之微，漫漫长夜的乡村看不到生命的救赎之光，世代的村民挣脱不出坚硬冰冷的命运之锁。值得注意的是，这部短篇小说为我们设置了青香这个人物形象。正是这个人物形象的设置使得小说有着向乡村破败主题深层开掘的可能。小说基本上采用了青香角度的限制视角，故事的推动与情节的发展都是围绕着她对母亲的态度进行。作者将她设计为一位受过中专教育，从事教育行业，又是母亲最知心的女儿角色。这种意味深长的人物设置使人不由自主地想到以往乡村小说的启蒙母题。然而在当下破败的乡村生存环境下，所谓的启蒙话语也显得苍白无力。
在救助母亲这件事情上，青香无疑是最坚决、最诚挚、也最细心的一个。看到母亲的手放在外面冻着了，她把它放进大衣中去；看见母亲解溲时不方便，她想到该给母亲做橡皮筋的裤子和鞋；她独自照顾母亲，以至于自己瘦了三十斤……这样一个淳朴、厚重而坚毅的女性，准备承受命运加给她的任何灾难。可是最后青香不得已将母亲安置在学校附近的一个山洞里，一个熊瞎子经常光顾的地方。这山洞就是寄窑：“寄窑就是很早前神农架有过的风俗，人老了，不得动弹了，重病，就将老人放到洞里，定时送饭来，直到死去。这是残忍的风俗，就是把丧失劳动力的老人抛在荒郊野外。”任其自生自灭或者说变相毁灭老人。这显然有悖人伦，遵循的是弱肉强食的自然法则。这里人更多地表现为生物人而非社会人，表现出了更多的兽性而非人性。青香迫不得已将母亲搬到寄窑，预示着母亲不可逃避的被遗弃的命运。虽然，她随即搬来和母亲同住并予以细心的调理，使她没有死在寄窑。但是秋去春来，在春节全家团圆的日子里，被逼得无计可施的几个儿女终于还是不约而同地想到了一条出路：“这样下去大家都受不了，我看只有把妈搞死算了，让她轻松地走去。”这种主张说出了大家想说的，“好像他们终于看到了一线光明，找到了一条化解之路。”毒杀母亲相比寄窑风俗更加耸人听闻，人性彻底沦丧！让人惊叹的是在处理这件事上，具有启蒙色彩的青香最终还是同意了兄弟们残忍却又似乎合理的决定。
启蒙的溃败是必然的。青香作为家里“唯一吃国家饭的人”，她却没有一间哪怕最小的房子，没有菜吃，没有水喝。嫁给了一位只知性交，毫不讲理的法西斯丈夫，她用被丈夫打掉一颗眼珠子的沉痛代价换取了自由，但却仍不断受到前夫的骚扰和奸淫。她那点微薄的工资只够给母亲买最廉价的药品。贫穷使她过着悲惨而毫无希望的生活。同时，由于乡村教师人事制度的致命缺陷。青香虽说是师范学校毕业，却在深山一教就是十多年，有多少老师从山上调下来了，却没有青香，只因青香没有门路。她是那样的孝顺却又那样的无奈与可怜，她是那样的敬业却又那样的迷茫与无措。启蒙者哪来的能力担当拯救乾坤的重任呀！乡村生命的种子就这样看着慢慢暗淡下去，直至最后熄灭。
如果说贫穷的乡村是一抹望不到边的黑暗，那么青香是唯一有着救赎之光的人。然而，这救赎之光不是一点点地放大，而是一点点地熄灭了。作者将人性、启蒙的溃败一步步加以合理演绎，展现了溃败的必然性。面对这种溃败的命运，儿女、作者以及读者无奈而绝望。这种创作姿态使它和某些乡村小说如《边城》等表现出了迥异的特点。传统的田园牧歌式的乡村叙事在艰辛而严峻的现实面前被击碎了。人性沦丧、伦理崩溃，家也彻底破碎了，本来力量就非常单薄的启蒙救赎被彻底放逐。
三、乡村组织力量的溃败
或许有人认为面对生活的窘境，当下农民可以借助社会力量、依赖村社组织跨越命运的鬼门关。但这种外力资源的实现需要强有力的农村基层政权组织，需要强势的乡村自治能力。可是，当下乡村由于基层政权组织涣散，不能组织有力的措施应对各种生存风险，而呈现出马克思所说的“一袋马铃薯”状态。这种状态被社会学家进一步准确而精当地描绘为：“传统的宗族联系解体了，血缘联系弱化了，地缘联系被破坏了，利益联系尚未建立起来且缺乏建立起来的社会基础”。[](p5)而原子化的个体家庭经济组织形式是脆弱的，经不起生活中任何大不幸的冲击，对生活中突如其来的灾难不能应付自如。正是因为当下乡村治理的软弱无力才使得村民面对突发事件时显得孤立无援，得不到任何一种关系资源的援助。无论是现代的契约、利益关系还是传统的伦理亲情关系，而当“一个村民在应对事件时，无力调动任何一种有效的关系资源，这个村民就缺乏应对事件的能力，也缺乏发展的能力。”[1](p5)当无力应对母亲高额的医疗费时，儿女们也曾找过村委会、找过乡领导。可是这些组织都无能为力。村民没有能力调用这种组织资源或者说这些组织力量本身就是涣散无力的。“农民就像无娘的娃子。无娘的娃子天照应，无灾无病最好。俗话讲得好啊：穷人不害病，就像撞大运。”然而，当下村民撞大运的人却越来越少。如《母亲》中的牛三秀、牛黑子的爹等因身患绝症都只能靠天。这类现象在当下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并且这些乡镇组织不但不能成功地组织农民应对生命中的不幸，不能有效地完善医疗保险制度，却往往还雪上加霜，巧取豪夺，置农民于绝境。如无钱治病的母亲就要命赴黄泉了，村长还来讨要母亲的修路集资款。人文关怀的极度缺乏导致农村雪上加霜。同时社会福利院制度也不健全。当青香看到福利院死气沉沉，服务员谩骂老人时，她宁肯让母亲住寄窑，也不要母亲去福利院。这里的乡村是缺乏主体性的乡村，乡村的自治能力也是瘫痪的。正因为这样，母亲的遭遇才具有了一定的普遍性，是当下底层生存状态的真实写照。正是由于对底层惨烈生存状态的焦虑，有良知、敢承担的陈应松才大声疾呼：“我的小说就是要为底层呼吁”，才坚信“真正的作家，就是替大地申诉的那种人。”“我将毫不理会那些无聊的、浅薄的指责和批评，我将和我热爱的那块土地一起，呼吸，流泪和生活。”
作者系湖北咸宁咸宁学院中文系副教授、文学博士
（责任编辑：吕晓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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