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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淹然百媚的华年
作者：马淑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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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生命的飞扬，快乐得吱吱叫，像蝉在高枝上的清唱。
那是1943年和1944年，张爱玲的鼎盛时代。
在公众场合，张爱玲不喜多讲话，自称最怕自己讲别人听。各种公开聚会，她惜语如金，宁肯让服装先声夺人。一时间关于张爱玲着装大胆怪异的谈论，遍布街头巷尾。不错，张爱玲把服装当成袖珍的戏剧，刻意与众不同，但她也并非总是穿得奇怪——初次拜见周瘦鹃，她便穿了件毫不特殊的得体旗袍，是“当时上海小姐普通的装束”。张爱玲说她的购衣狂和大胆恣肆的穿衣是对少女时代缺衣少穿的弥补，这话不假，可是，话又说回来了——哪个女人不喜欢美丽的衣服呢？
其实，张爱玲的奇装异服，一方面是在展示，一方面又是在遮蔽，她对自己的隐私讳莫如深。或者进一步说，她在穿衣上的张扬何尝不是一种变相的掩护？把人吸引到八竿子打不着的地方去了，让他们忘了关注另一个更为真实的部分。这更为真实的一部分是什么？除了对自己隐私的保护，是否也是对自己内向性格的保护呢？
在和好友炎樱讲的几句俏皮话之外，张爱玲的说话魅力，我们无福得见。抑或张爱玲根本就只是擅长纸上功夫，日常生活中常喜独处遐思、言谈寡淡？她不是说“在没有人与人交接的地方，我充满了生命的欢悦”吗？
当然，根据一些回忆录，我们风闻，跟亲近的人交谈，张爱玲常有妙语警句，还有人将它辑为语录。可是不知道谈话的背景与情境，看这些句子并不比读她的作品更亲切些。
只有胡兰成，在《今生今世》里用专章《民国女子》栩栩如生地再现了张爱玲魅力洋溢的话语，让我们真切地看到了那活泼泼的、谈笑风生的张爱玲。
初次见到张爱玲，胡兰成感到的是“惊动”，他说：“美是个观念，必定如此如彼，连对于美的喜欢亦有定型的感情，必定如何如何，张爱玲却把我的这些全打翻了。我常时以为很懂得了什么叫做惊艳，遇到真事，却艳亦不是那种艳法，惊亦不是那种惊法。”然而两人却是非常投缘，有说不完的话。
不过，在张爱玲面前，一向口才不错的胡兰成，却有了辞不达意的苦恼：“我想说些什么都像生手拉胡琴，辛苦吃力，仍道不着正字眼，丝竹之音亦变为金石之声，自己着实懊恼烦乱，每每说了又改，改了又悔。”
张爱玲当然明白，只有对她的话听得进、听得懂的人，才有这样的震动和苦恼，她从心底升起谦逊的喜悦。张爱玲一字一句地写道：“见了他，她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但她心里是欢喜的，从尘埃里开出花来。”
与张爱玲恋爱期间，胡兰成写过《瓜子壳》一文，其中描述了愉快的谈话：“倘是两个十分要好的人在一道，于平静中有喜悦，于亲切中有一点点生疏，说的话恰如一树繁花，从对方的眼睛里可以看出人间最深的理解和最高的和谐。”这何尝不是他们之间谈话情景的真实再现呢？
张爱玲作品当时红遍上海滩，大街小巷都有她的读者，但恐怕其中误读者和人云亦云的追随者却占相当大的部分，张爱玲未尝不感到热闹中的寂寞。这个时候，胡兰成的《论张爱玲》横空出世。胡兰成说：“她的文章人人爱，好像看灯市，这亦不能不算是一种广大到相忘的知音，但我觉得他们总不能起劲。我与他们一样面对着人世的美好，可是只有我惊动，要闻鸡起舞。”《论张爱玲》飞扬俊俏，精彩绝伦，处处道着了张爱玲作品真正的妙处。
胡兰成一下子就看出来，张爱玲不属于“旧社会”，也不属于“新时代”。她的身上兼具许多矛盾——她受的是西洋教育，爱的是中国古典文学和文化。她对京戏十分入迷，却又喜欢走在都市的街道上，住在现代的公寓里。对上海而言，她曾在香港读书；对香港而言，她来自上海。其实她又不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而是来自中国北方。这诸种矛盾使得张爱玲既新且旧、亦中亦西、在而不属于，所以对别人司空见惯的东西，她能够以一种洋人看京戏的好奇，孜孜“张看”。在《民国女子》中，胡兰成将张爱玲称为“民国时代的临水照花人”。张爱玲只是也只能是“民国女子”，而且不属于任何流派，她只是也只能是一个单数，她只是也只能是独一无二的她自己。
遇到了惺惺相惜的知音，遇到了可遇不可求的“懂得”，对方又是她看得起看得上的人，而且他们恋爱了，这如何不让张爱玲心花怒放？一向高高瘦瘦、跌跌冲冲的张爱玲，终于绽现出柔艳和喜悦，无比的柔艳，无上的喜悦。
午后好天气，张、胡两人同去附近马路上散步。张爱玲穿桃红色的旗袍，胡兰成夸好看，张回道：“桃红的颜色闻得见香气。”想说就说了，不怕对方没体会，因为胡兰成聪明到晓得“桃花难画，因要画得它静”。
胡兰成真是能看得出张爱玲的好。在他的笔下，可以看到溢出纸面的爱情的喜悦，相知的喜悦，可以看到沉浸在恋爱中的张爱玲是多么开心——
爱玲真是锦心绣口。房里两人排排坐在沙发上，从姓胡姓张说起，她道：“姓崔好，我母亲姓黄亦好，红楼梦有黄金莺，非常好的名字，而且是写的她与藕官在河边柳荫下编花蓝儿，就更见这个名字好了。”她说姓胡更好，我问姓张呢？她道：“张字没有颜色气味，亦还不算坏。牛僧孺有给刘禹锡的诗，是这样一个好人，却姓了牛，名字又叫僧孺，真要命。”我说胡姓来自陇西，称安定胡，我的上代也许是羌，羌与羯氐鲜卑等是五胡。爱玲道：“羌好。羯很恶，面孔黑黑的。氐有股气味。鲜卑是黄胡须。羌字像只小山羊走路，头上两只角。”
我们看到，恋爱中的张爱玲更加妙语如珠，精彩的隽语恰似天女散花，处处飞舞。被胡兰成采撷到文中，让读者也有幸耳闻目睹。
胡兰成在《民国女子》里又写道：
古诗十九首念到：“燕赵有佳人，美者颜如玉，被服罗裳衣，当户理清曲。”她诧异道：“真是贞洁，那是妓女呀！”又同看《子夜歌》：“欢从何处来，端然有忧色。”她叹息道：“这端然真好，而她亦真是爱他！”我才知我平常看东西以为懂了，其实竟未懂得。
读到这里，读者也不免叹息，天才的张爱玲有如此的慧根，当然可以对自己的眼光无比自信。对于众口一词的说法，她可以置之不理，甚至跟它唱反调。所以在《民国女子》里出现这样的局面毫不奇怪：
一次我竟然敢说出《红楼梦》《西游记》胜过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或歌德的《浮士德》，爱玲却平然答道，当然是《红楼梦》《西游记》好。
张爱玲也不囿于一般人所谓的雅俗。普通人大概会像胡兰成一样：“前时我在香港，买了贝多芬的唱片段一听不喜，但贝多芬称为乐圣，必是我不行，我就天天刻苦开来听，努力要使自己懂得它为止。”读到此处不由得一笑。张爱玲却毫不妥协地坚持“分明的自我”，她明确表态自己不喜欢交响乐，也不喜欢从九岁学到十五岁的钢琴，而对京戏、绍兴戏、蹦蹦戏这种民俗的东西情有独钟。胡兰成由衷地感慨道：“《大学》里说：‘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我是现在（在张爱玲的影响下）才有了自己。”
在胡兰成的文章里，张爱玲那新奇的表达、新鲜的思想、新异的体会，那对自己艺术鉴赏力和判断力的自信，那对文学、生活细节的捕捉和留意，独立特行的做人与处世风格，处处是风景，处处让人觉得新鲜不俗：
“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我读了感动的地方她全不感动，她反是在没有故事的地方看出有几节描写得好。她不会被哄了去陪人歌哭，因为她的感情清到即是理性。”
“她从来不悲天悯人，不同情谁，慈悲布施她全无，她的世界里是没有一个夸张的，亦没有一个委屈的。她非常自私，临事心狠手辣。她的自私是一个人在佳节良辰上了大场面，自己的存在分外分明。她的心狠手辣是因她一点委屈受不得。她却又非常顺从，顺从在她是心甘情愿的喜悦。”
“爱玲好像小孩，所以她不喜小孩，小狗小猫她都不近，连对小天使她亦没有好感。”
“爱玲每用钱，都有一种理直气壮，是慷慨节俭，皆不夹丝毫夸张。”
沐浴在爱人懂得的目光里，张爱玲的自我愈发分明了。我们对着《民国女子》，忍不住一次次赞叹：“真是水晶心肝玻璃人儿！亏她说得出，亏他写得出！”
胡兰成果然能看得出、道得出张爱玲的独特，她的好处，她的缺点，都没有说偏。而且他的评点简直可以成为警句，精辟，漂亮，经典。
不必像台湾记者那样翻检张爱玲丢弃的垃圾，我们在《民国女子》中，就可以尽情观望到日常生活中的张爱玲。被外人喻为“丹顶鹤”的张爱玲，展露出了孤傲之外完全不同的另一面。
胡兰成说“我是从爱玲才晓得了汉民族的壮阔无私，活泼喜乐”，其实，是恋爱的喜悦让张爱玲散发出最美的光华。
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所遇见的人，于千万年中，时间的无涯的荒野里，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刚巧赶上了。真的有这么巧这么幸运吗？张爱玲自己都不敢相信，一遍遍问胡兰成：“这是真的吗？这是真的吗？”
胡兰成记录说：
爱玲喜在房门外悄悄窥看我在房里。她写道：“他一人坐在沙发上，房里有金粉金沙深埋的宁静，外面风雨淋琅，漫山遍野都是今天。”
无数人的一生只是一部沉闷的冗长的剧，而张爱玲却有了一出精彩的折子戏。
其实，张、胡“完美恋爱”的背后，从一开始就潜伏着许多不安定的因子，但即使聪慧如张爱玲，竟也视而不见，甚至宁愿看不见。当年他们在婚书上撰文：“胡兰成张爱玲签订终身，结为夫妇，愿使岁月静好，现世安稳。”前两句平实，是张爱玲所写；后两句很美，为胡兰成所写。
莫非真的应了老子说的“信言不美，美言不信？”不到两年，张胡情缘随风而散。个中缘由，旁观者未必清。双方当事人，均缄口不言。数十年后，胡兰成一部《今生今世》问世刊行，在其中的《民国女子》等章节，这段情缘被细细历数，记录在案。隔着几十年的光阴，回望来时路，读到书中的自己，不知张爱玲作何感想？
胡兰成说：“好句是使人直见性命。”对于张爱玲而言，这话是一定成立的。就这样，一段淹然百媚的青春华年，成为保留在语言琥珀里的鲜活标本，又一次成全了别人眼里的传奇。
作者系少年儿童出版社编辑
（责任编辑：赵红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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