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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散文《更衣记》解读
作者：周 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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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代，是一个愤世嫉俗的时代，旗袍流行则达到顶峰，同时又在不断的改良中。“袖长及肘，衣领又高了起来”，但新一轮的“元宝领”却更加难堪、不可饶恕。此外，女人们还在拂地的丝绒长袍外，套上当时欧美流行的双排扣军式大衣。这样奇异的配搭，也许说明女人们表面上追求激进的女权，骨子里还是很物质主义地要求着体己柔和的享受吧。上世纪40年代即张爱玲写作此文（1943年12月）的年代，旗袍的款式又有重大变化，衣领矮了、袍身短了，镶滚免了，其中最重要的是衣袖也废除了，虽然这是一个艰难漫长的过程，费了二十年的工夫，但总算是将所有必要和不必要的点缀一概消减了。于是“只认衣衫不认人的时代”一去不复返：“现在要紧的是人，旗袍的作用不外乎烘云托月忠实地将人体轮廓曲曲勾出。”旗袍也由此成为了中国女性独具民族特色的“国服”，至今在女装舞台上有着不可替代的位置，成为中国女装的典型代表。“一个时代的服饰形成某种习尚，它就具有支配性、参与性与表现性，同时更具有排斥性与约束性。所以服装的流行看来是随意的，事实上跟‘公众的幻想’息息相关。”③正是张爱玲所说：
我们的时装不是一种有计划有组织的实业，不比在巴黎……我们的裁缝却是没主张的。公众的幻想往往不谋而合，产生一种不可思议的洪流。裁缝只有追随的份儿。因为这缘故，中国的时装更可以作民意的代表。
张爱玲不仅把服装的款式、品种、习俗以及与时代政治的关系摇曳生姿地道来，同时还忘不了通过服装变迁显示人性与民意——这是她作品里一如既往的根底。
四
服装似乎是女人的专利，《更衣记》用了大部分的篇幅叙写女装，自是理所当然，但作者也没忘记另一半——尽管“男装的近代史较为平淡”。平淡的男装无非就是西装或中装，一律的谨严而黯淡，“长年地在灰色，咖啡色，深青色里面打滚”。只有在民国四年至八九年这么几年短暂的时期，男人的服装花哨了一番——那也不过是当时天下大乱所显现出来的怪状之一罢了。因为对男人而言，衣服是不足挂齿的小事，作者以刘备的名言“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为证，可见妻子也罢，衣服也罢，在男人眼中都是一样的没有地位，没有分量。而女人呢？“多数女人选择丈夫远不及选择帽子一般的聚精会神，慎重考虑。再没有心肝的女子说起她‘去年那件织锦缎夹袍’的时候，也是一往情深的”。张氏的机智幽默中暗含冷讽，这是她惯有的腔调。再如：
有这么一种议论，说男性如果对于衣着感兴趣些，也许他们会安分一点，不至于千方百计争取社会的注意与赞美，为了造就一己的声望，不惜祸国殃民。若说只消将男人打扮得花红柳绿的，天下就太平了，那当然是笑话。大红蟒衣里面戴着绣花肚兜的官员，照样会淆乱朝纲。
《更衣记》的末段结尾，尤其让人咀嚼不尽。作者先说明男子的装扮还是中规中矩比较顺眼。然后描述了一次电车上所见到的一个年轻小伙的装扮：既怪异又多彩还自得，但出人意料的是，张氏的笔力轻灵一转：
乍看觉得可笑，然而为什么不呢，如果他喜欢？……秋凉的薄暮，小菜场上收了摊子，满地的鱼腥和青白色的芦粟的皮与渣。一个小孩骑了自行车冲过来。卖弄本领，大叫一声，放松了扶手，摇摆着，轻倩地掠过。在这一刹那，满街的人都充满了不可理喻的景仰之心。人生最可爱的当儿便在那一撒手吧？
文章就此打住。如果说省略号之前的句子还承上而来，那么之后的一段与整篇头头是道的服装有什么关系呢——尽管写得那样的飞扬、放恣。
也许我们从张爱玲的自述文章中能找到解答的线索。
张爱玲对服装与美的迷恋早在童年时代就显露出来，她曾写道：“我母亲立在镜子跟前，在绿短袄上别翡翠胸针，我在旁边仰脸看着，羡慕万分，自己简直等不及长大。我说过：‘八岁我要梳爱司头，十岁我要穿高跟鞋……”④“生平第一次赚钱，是在中学时代，画了一张漫画投到英文《大美晚报》上，报馆里给了五块钱，我立刻去买了一支小号的丹琪唇膏。”⑤“我要比林语堂还出风头，我要穿最别致的衣服，周游世界”。⑥可是就是这样一个极度恋慕着美的女孩，在她十几岁的青春期却只能穿继母穿剩的衣服，为此她深感憎恶与羞耻，少女天性中对美的渴望被深深地压抑着。后来，为了上大学，又只好节省衣装费做学费，好在到香港读书时得了两个奖学金，于是“就随心所欲做了些衣服”，此后，压抑太久的渴望被冲破，她彻底地放纵自己，尤其在她写作《更衣记》时正是她“一夜之间红遍上海”的“飞扬”时期，她更是率性而为，以“奇装异服”炫人。一如余彬《张爱玲传》所言：“成名给张爱玲带来莫大的喜悦，若说人生安稳的时候多，飞扬的时候少，若说飞扬就是一种随心所欲的感觉，那现在正是张爱玲飞扬的时候，服装会向你透露她飞扬的喜悦。”⑦
张爱玲绚烂恣肆的写作、惊世骇俗的装扮不就是那飞扬的一刻、可爱的一撒手吗？
作者系同济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文学博士
（责任编辑：赵红玉）
E-mail：zhaohongyu69@126.com
邓启耀：《衣装秘语》，四川出版集团，2005版，第206页。
②张爱玲：《中国人的生活与时装》，见止庵、万燕著《张爱玲画话》，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版，第232页。《中国人的生活与时装》原为张爱玲的英文作品，载于1943年1月的英文期刊《二十世纪》。《更衣记》则是“一文二作”的纯中文作品，两者内容同中有别，文风却大异其趣。
③周芬伶：《艳异——张爱玲与中国文学》，中国华侨出版社，2003版，第176页。
④⑤来凤仪编《张爱玲散文全集·童言无忌》，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版，第99页，第97页。
⑥来凤仪编《张爱玲散文全集·私语》，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版，第128页。
⑦余彬：《张爱玲传》，海南出版社，1993版，第161页。
附：更衣记
张爱玲
如果当初世代相传的衣服没有大批卖给收旧货的，一年一度六月里晒衣裳，该是一件辉煌热闹的事吧。你在竹竿与竹竿之间走过，两边拦着绫罗绸缎的墙——那是埋在地底下的古代宫室里发掘出来的甬道。你把额角贴在织金的花绣上。太阳在这边的时候，将金线晒得滚烫，然而现在已经冷了。
从前的人吃力地过了一辈子，所作所为，渐渐蒙上了灰尘；子孙晾衣裳的时候又把灰尘给抖了下来，在黄色的太阳里飞舞着。回忆这东西若是有气味的话，那就是樟脑的香，甜而稳妥，像记得分明的快乐，甜而怅悯，像忘却了的忧愁。
我们不大能够想象过去的世界，这么迂缓，安静，齐整——在满清三百年的统治下，女人竟没有什么时装可言！一代又一代的人穿着同样的衣服而不觉得厌烦。开国的时候，因为“男降女不降”，女子的服装还保留着显著的明代遗风。从十七世纪中叶直到十九世纪末，流行着极度宽大的衫裤，有一种四平八稳的沉着气象。领圈很低，有等于无。
穿在外面的是“大袄”。在非正式的场合，宽了衣，便露出“中袄”。“中袄”里面有紧窄合身的“小袄”，上床也不脱去，多半是娇媚的桃红或水红。三件袄子之上又加着“云肩背心”，黑缎宽镶，盘着大云头。
削肩、细腰、平胸，薄而小的标准美女在这一层层衣衫的重压下失踪了。她的本身是不存在的，不过是一个衣架子罢了。中国人不赞成太触目的女人。历史上记载的耸人听闻的美德——譬如说，一只胳膊被陌生男子拉了一把，便将它砍掉——虽然博得普通的赞叹，知识阶级对之总隐隐地觉得有点遗憾，因为一个女人不该吸引过度的注意；任是铁铮铮的名字，挂在千万人的嘴唇上，也在呼吸的水蒸气里生了锈。女人更想出众一点，连这样堂而皇之的途径都有人反对，何况奇装异服，自然那更是伤风败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