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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阑人静时“微透的清芬”
作者：何希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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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位生长于仕宦诗书之门的大家闺秀，凌叔华自幼习染的是旧式家庭的生活，虽也曾从名师习文作画，但仍然接受的是中国传统文学艺术的熏陶。然而，这株温室里的幽兰正是凭着深切的旧式家庭生活体验，凭着传统文学艺术的良好修养，而于青春妙龄较早地在新文学园地飘散着潇闲淡雅的芬芳。早在她成为京派小说的代表作家之前，她就在更多地开掘着自己的闺门绣户资源，并以女性特有的清新淡雅、灵动秀逸的笔致，描写高门巨族的婉顺女性枯寂忧郁的灵魂和微妙的心理颤动。最早的小说集《花之寺》诸篇写的都是旧式家庭的生活风貌，却从一个特殊的视角传达了不同的时风世俗，显示了中国新文学初期“自是一家”的艺术风采。尽管她对现实的观照不免过于狭窄，社会内涵也不够拓展，但却“适可而止地描写了旧家庭中的婉顺的女性”①。鲁迅曾十分敏锐地注意到且特别尊重凌叔华在自己的生活圈子中形成的艺术个性，认为她“即使间有出轨之作，那是为了偶受着文酒之风的吹拂，终于也回复到她的故道了。这是好的，——使我们看见和冯沅君，黎锦明，川岛，汪静之所描写的决不相同的人物，也就是世态的一角，高门巨族的精魂”②。正是由于鲁迅的这种对不同艺术个性多元接纳的襟怀，他才在1935年选编《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时，将凌叔华与当时更具影响力的冯沅君，黎锦明，川岛，汪静之等文坛新秀相提并论，并选编了她的小说《绣枕》。
《酒后》是凌叔华从闺门绣户之中飘散出来的第一缕馨香，是她献给中国新文坛的见面礼。1924年12月，年仅20岁且还是燕京大学在校学生的凌叔华在当时“比起日报的副刊来，比较地着重于文艺”③的《现代评论》第1卷第5期上发表了她的小说《酒后》，从此，中国现代文坛的旧雨新知开始关注这株温室幽兰时时散发出来的微微芬芳！小说写旧式家庭的生活并不像旧式小说那样以离奇曲折的故事情节取胜，因为作家笔下的旧式家庭已吹进了一些新文化的清风，所以凌叔华就特别注意到这旧室新风中的人物心理上荡起的层层涟漪：男主人公永璋在夜阑人静之时有感于家中布置陈设、环境氛围的温馨柔和，更深深地陶醉于妻子采苕的娇媚温柔，但采苕却倾慕于那位醉卧在客厅大椅上的朋友子仪，并请求永璋让她对酒醉沉睡中的子仪瞬间一吻。永璋在短暂激烈的心理冲突中难拗娇妻的执著，只好应允了她的要求，但采苕刚刚移步又立时却步，虽然已走到了子仪面前，却又使一吻之求的心驰骤然收缰，真实激烈的心动最终止于心动，人物心灵衷曲适可而止的弹奏，成全了凌叔华落笔谨慎，空灵节制的艺术个性。
我认为，要真正领略凌叔华的慧心巧手，必须从“酒后”这个题目入手。在中华民族历史悠久、蔚为大观的酒文化中，“酒”绝非仅仅是日常应酬，礼尚往来的需要，它总是在人们悲欢离合的精神情绪体验中起着酿造气氛、推波助澜的作用，而它带给中国文人的或是豪情万丈的生命亢奋，或是放浪形骸的任意挥洒，或是婉转悲凉的泣诉低吟，或是风情万种的离愁别绪，或是风波陡起的罹难悲歌，或是才情天纵的锦绣华章……总之，酒常常把人们带进一种超越常态的生命体验之中，所以酒后接踵而至的便是一个“醉”字。我认为，凌叔华《酒后》中人物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倘若没有了这一个“醉”字，一切都是不可能在旧式家庭的常态体验中发生的。它的精彩之处就在于写出了酒后的多种醉态和丰富醉意。
首先是写因饮酒过度而真醉的子仪，我们在小说中未闻其言，未见其行，只见他醉卧于客厅大椅而酣然沉睡，但他的醉倒绝不是酒宴上一时兴起的偶发事件，而是有着令人感慨嘘唏的真实情感底蕴。小说通过采苕之口让我们知道了他的家庭生活真相：“他刚才说他不回家了，这里的大椅比他家的床还舒服多呢”，“咳，他的家庭也真没味儿，他真可怜”。当一个人睡在朋友家客厅的大椅上感到比自己家的床更温馨，更舒服的时候，他在自己家中的可怜可悲也便可想而知了。后来，当采苕为了达到一吻子仪的目的，再一次向永璋道出了子仪名不副实的夫妻关系和被金钱异化了的亲属关系：“我想到他家中烦闷情况——一个毫没有情感的女人，一些只知道伸手要钱的不相干的婶娘叔父。”子仪的醉是因酒而醉的真醉，但以他平日里令采苕倾慕的教养和风范，倘若心中没有家庭生活的苦水荡漾，倘若没有对正常的家庭生活的眷怀与向往，他怎么会轻易在酒宴上失控，而又在酒后倾吐出令朋友担心挂怀的真言呢？
永璋则是因境因人而醉，“我不是酒醉，我是被这些环境弄醉了”，所谓酒不醉人人自醉。如果仅从小说文本的浅层空间观照，我们实在不难感受到永璋完全为暖室娇妻所陶醉，但只要悉心体察永璋在采苕面前那些听来不免令人肉麻的爱的表白，只要用心玩味采苕在两个男人面前的现场表现，我们是应该能够透过暖室娇妻的面纱掂量出采苕的心理失衡和情感倾斜的，同时，我们也能够从永璋难免失真的娇妻崇拜中感到他不敢明言的危机体验。因为永璋在采苕面前近于歇斯底里的表白倾诉以至于大献殷勤，这一切都是与采苕对子仪过分的关心体贴，过多的赞扬倾慕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所以当永璋在激烈的心理冲突之后竟然应允了妻子一吻子仪的请求，我们固然可以看做是永璋因深爱娇妻而作出的艰难抉择，但如果注意到永璋的心理危机，我们又何尝不可以看作是永璋为收复自己在妻子心中失去的领地而付出的沉重代价呢？
最值得玩味的是女主人公采苕的“醉”。如果说子仪、永璋的醉或多或少都难逃酒的干系，那么采苕之醉则是非关乎酒而纯系于人。可是，在因酒而醉和因人而醉的两个男人之间，采苕却没有因为丈夫的陶醉而醉，而是因为朋友子仪的酒醉而醉。当夜深客散的时候，一个女人特有的细心使她首先想到“子仪睡在那里，也不曾给他盖上点”，还叮嘱永璋“等我拿块毛毯来，你和他盖上罢。把那边电灯都灭了罢，免得照住他的眼，睡的不舒服”。这样的悉心照料自然还止于夫妻二人关怀朋友的公意，但接下来的表现就分明更多出自采苕私下对子仪的怜惜、体贴以至于倾慕了：当永璋要去拿毯子时，采苕“并不答言，转身已把毯子抱来”，吩咐永璋“轻轻的给他脱了鞋子罢。把毯子打开，盖着他的肩膀和脚，让他舒舒服服的睡觉”，然后还要眼睁睁地看着丈夫做完这一切。如此的细心周到，可谓体贴入微了，但她还放心不下，要求永璋和她继续守候在子仪身边，以便伺候“他一会儿醒了一定要茶要水的”。这哪里只是出于对朋友礼节性和责任感的关心？它实际上已经注入了别有一番滋味的情感因素和心理动力。在这一系列的言行表达中，采苕早已不知不觉地把自己的丈夫冷落在一边，而全心全意的倾情倾力于另一个极富魅力的不幸男子，只因他们夫妻早已构成的身份确认和朋友之间正常的关系定位，才使得这种隐秘的情感倾斜以同情怜悯的形式而成为合情合理的倾斜，永璋无法以明目张胆的语言和行为颠覆它的合理性，而只得以夸张的陶醉来曲折地表达复杂微妙的危机感受。然而，在三人同醉的特定情境中，采苕的情感倾斜既然有了合情合理的掩护，这种心理的惯性是不可能骤然煞住的。所以在小说最后的一吻之求中，采苕更从语言的层面找到了令永璋难以回旋的辩护，更把永璋置于因苍白无力的劝阻无效而最终委曲求全的地步。但凌叔华深知，采苕这位旧家庭的婉顺女性不可能长“醉”不醒，当超常状态的心理颤动就要发展为真真切切的现实行为时，采苕才于醉意中惊梦回首，断然取消了已获应允的一吻之求，当两个男人还沉浸在醉态之中，她已率先从醉态走出,“醉意”在她的心理上完成了最为强烈也是最为有节制的颤动！
“酒后”涵盖了小说人物的全部心理真实，一个“醉”字浓缩了仪态万千的“醉意”，演绎着生长于温饱宅院而富于诗礼教养的青年男女，在“五四”时期追求个性解放的狂飙巨潮激荡下所泛起的微波细澜，让凌叔华长于揣摩人物心理的才情得到了淋漓尽致的挥洒。然而，这种心理波澜还不足以逾越旧式家庭的厚壁高墙，更不足以冲决传统诗礼规范在他们心中铸就的精神围城。因此，无论睡在朋友客厅的大椅上有着多么舒适惬意，子仪最终还是要回返到那个令自己黯然神伤的家庭，无论采苕心中是如何激荡着对子仪的爱恋和倾慕，当一吻之求止于心动而难于行动的时候，当她的“醉意”渐渐消散之后，她还是要复归于永璋的怀抱，去和永璋一起继续营造令永璋陶醉，令子仪艳羡的暖室温情。当凌叔华的笔轻轻地搅动起人物的心理波澜，也就同时搅动起读者心理追踪的兴趣和期待。眼看着这些心理波澜就要汇入时代的巨潮，眼看着诗礼人家绝难容忍的跨越婚姻关系的一吻之求转瞬即将成为现实的时候，凌叔华的笔却又轻轻地挡住了这些心理细流，把读者正在升腾的热血骤然间冷却下来，将这一切还原为波澜不惊的温馨与宁静。然而，这种宁静以已不同于未经微澜撞击时的那种纯然旧式家庭的宁静，它虽然终归于波平浪静，但毕竟因不甘于昔日的宁静而卷起过微澜，时代的清风煦日到底还是越过了高墙深院，拂照过这些“高门巨族的精魂”的心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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